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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因为它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我们今天在西藏能够看到的所以文化现象，都有藏传佛教的影子。 正因为藏传佛教巨大的影响力，让很多人都产生了错误的认知，以为藏传佛教就是西藏文化的全部，抑或西藏文化是由藏传佛教起源的。 对于这种错误的观点，所有喜欢西藏文化的朋友，都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之前，我在《西藏历史的结构》一文中，简单粗暴的将西藏的历史分为“神话时代”、“帝国时代”、“割据时代”和“教派时代”。 今天，我依旧用这种分段方式，讲讲各个时代中，佛教与西藏文化间的逻辑关系。 一、“神话时代”与佛教几无联系西藏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佛教没有传入西藏之前，藏地就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和世界观、宇宙观。 这种最早期对世界和人生的解读，甚至有可能要早于佛教的产生。 而即便是宗教信仰，西藏地区也孕育出了本土的宗教体系——苯教。 近年来，通过考古工作者们艰辛的努力，逐渐揭开了阿里地区古代文明的一角。 这让我们大概了解到，早在距今在2000年前，阿里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小邦国。 这些被中原《北朝史》、《隋书》、《唐会要》记做“女国”、“羊同”（象雄）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已孕育出相当高级的文化特征，并最早与中原王朝发生了联系。 《北史·女国传》：“女国，在葱岭南。其国世以女为王，姓苏毗，字末羯。” 《隋书·西域传》女国条记载:“女国北去于阗三千里，其国代以女为王。出朱砂、麝香、耗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 《唐会要·大羊同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 另外，在阿里古入江寺附近的墓葬中，出土的天珠、青铜器、黄金面具、铁器和双面裸身铜人像，也与完全看不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西藏的文明至少发展到青铜器至铁器的早期时代，佛教并未参与其间。所谓“西藏文化是由藏传佛教起源的论断”，完全是个伪命题。 即便抛开作为苯教发源地阿里地区，将视角移向西藏文明的另一个主轴——山南地区。 依旧可以从神话传说中，研读出佛教影响的孱弱，与苯教影响的强势。 虽然在西藏人类起源的传说中，猕猴与岩罗刹女的交合繁衍，完全由观音菩萨主导。 但当吐蕃邦国初代赞普从天而降后，其天神之子的标签上，并未标明属于佛教神祗系列。 更意味深长的是，将他扛在肩上，尊其为“聂赤”（坐在肩上的王）赞普的，恰恰是所谓的“十二智苯”。 这意味着，当时苯教势力可以左右地方政权走势，佛教则完全沾不上边儿。 虽然之后，佛教势力占据了西藏的主导地位，对很多传说进行了修饰，甚至将聂赤赞普描写为“佛祖释迦牟尼的后裔”，但吐蕃初代赞普不是由佛教势力扶上王位的事实，依旧无法改变。 萨迦派的高僧索南坚赞在《吐蕃王统记》中，对这一时期吐蕃的政教结构，有这样一个描述：“自聂赤赞普至墀杰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护持国政。” 佛教势力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尝试影响吐蕃政权的核心层呢？ 据说，在吐蕃赞普拉妥妥日年赞时期，一个装着佛经、佛像的宝箱从天而降，但因为佛经为梵文所写，众人都不能有效辨识解读，这时天空中传来一个声音：“五代后，便知晓！” 这位拉妥妥日年赞是吐蕃的第28代赞普，而神谕中的五代之后，指的正是吐蕃的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 要知道，西藏与天竺间的古商道由来已久，整个吐蕃没有一个人认识梵文是很荒诞的事情。 这传说只能说明，佛教势力早在松赞干布之前，便已试图在吐蕃传播，但结果是未能如愿。 因此，在整个西藏文明发育的早期，佛教文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更何谈藏地文化由佛教起源？ 二、“帝国时代”的宗教平衡艺术松赞干布对西藏历史的影响，可以用无与伦来形容，正是在他的手中，吐蕃从一个小邦国变成了王朝。 而他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变革，足以使其比肩中原王朝的秦始皇。 作为公认将佛教引入西藏的一代君主，松赞干布的所作所为，未见得是为了弘扬佛法。 其更真实的想法，是谋求在王权和教权之间，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 要知道，在吐蕃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苯教的教权曾多次凌驾于君主的王权之上。 吐蕃的第7代止贡赞普。便曾不堪忍受，而灭苯七年，但结果是其被刺身亡，王权旁落。 引入另一个宗教系统，来平衡苯教的强势地位，是英明君主经常使用的政治手段。 而在佛教正式进入西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地位相当弱势，根本谈不上对文化有什么影响。 甚至被吐蕃赞普请来传法的寂护大师，都在苯教势力的排挤下，不得不一度离开西藏。 藏传佛教势力真正扬眉吐气，还要等到西藏第一座真实意义上的寺院——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宣布驱逐苯教，佛教才算第一次走到了西藏政治舞台的中央。 而此时，距松赞干布引佛教入西藏，已过去了100多年。 这之后，西藏的历史和文化，确实变得与藏传佛教密不可分。 但我们必须清楚的看到，纵观吐蕃王朝200年的历史，佛教在其前期对西藏影响相当有限。 以至于，佛教集团为适应西藏地区的特点，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本土化改造。 我们今天所见的煨桑、挂经幡、撒隆达、刻玛尼石、跳锅庄舞，其实都是早期苯教习俗遗存。 同时，为适应苯教多神崇拜的固有传统，藏传佛教将大量原始的山神崇拜纳入其间，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其他两个佛教体系（南传佛教、汉传佛教）的护法神系统。 随着藏传佛教对西藏的影响力日深，一次重大的灭佛运动也随即到来。这便是诱发了吐蕃王朝崩溃的“朗达玛灭佛事件”。 西藏历史由此进入了，长达400多年的割据时期。 三、“割据时期”的遗产——教派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给西藏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便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了众多的宗教教派。 注意是众多的教派，而不是只有“红、黄、白、花”四大教派。 从某种程度上说，众多教派的产生丰富了西藏地区的文化特征。 因为，每个教派为与其他教派形成区别，不仅在佛教教义上各自发展，还在其教派表现力方面进行了探索，并最终形成了宗教绘画流派。 关于西藏的宗教派别，有一点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即西藏宗教派别的产生，不完全源于对佛教经典不同的认知和解读。 在西藏教派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政治势力的参与在其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正是基于当时西藏割据小政权遍布的社会现状，导致在短短的50多年时间里，迅速产生了20多个宗教派别。 而当西藏割据时代结束后，不同的宗教派别与中央政权进行的良好合作，使西藏的政治生活进入了，“教派政权”执政的新时代。 四、“政教合一”的时代教派执政时代的政教合一社会制度，让藏传佛教成了整个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绝对主导。 从这一时期开始，以僧伽集团为代表的寺院文化，成了西藏文化的主要推动力。 寺院文化对西藏社会的影响力，对于不熟悉西藏历史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所有代表西藏文化的艺术形式，全部由寺院中的僧人接手，并因之发展出了，藏传佛教的“大五明”、“小五明”教育体系。 “大五明”——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药学）。 “小五明”——指诗（辞藻学）、韵（韵律学）、修辞、歌剧（戏剧学）、星算（星算学）。 换言之，西藏的诗歌、戏剧、文学理论、音乐、舞蹈、医疗、历算、建筑、绘画、雕塑、编织、木雕等艺术门类，全部都在寺院中进行教育和传承。 这使得西藏的寺院，并不是一处单纯进行修行，寻求个人解脱的场所，而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服务机构，既是学校，又是医院。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官府和科举的职能。 要知道，在西藏民间的纠纷，长期以来盛行“血亲复仇”的解决方式。 当两户人家出现纷争，最直接的解决方式是互相仇杀。 当争端扩大成家族、村落、部落间的矛盾时，出面平息事态的，通常不是官府，而是寺院里的高僧。 作为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僧侣是最容易被双方接受的裁决人。 另外，西藏的政权从未发展出科举制度，但教派政权开始执政后，僧人的进阶之路，成了贫苦人家隐形的上升阶梯。 随着寺院文化大行其道，甚至整个西藏的社会哲学，都转变为以佛教哲学为核心的体系。佛教思想成了，藏族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主轴，文学艺术以阐述佛理为主线，民俗文化以礼佛、转经为主体。 长期佛教思想的洗礼，甚至彻底改变了，藏族民众的精神面貌和性格。 使藏族在拥有了，纯厚的群体意识、辩证的逻辑思维、沉静的自我完善和乐天吃苦的精神之余。 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重来世，淡现实；重宗教，轻凡人；重忍让，少抗争；重道德，轻权力；重牧农，轻工商；听命意识强，个性发展弱；重宗教义理研究，轻科学技术探讨。 正是基于佛教对西藏精神领域的长期主导，才使藏族文化的特征中，饱含着藏传佛教的元素。 并导致很多人，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解读，产生了错位！ 西藏文化是由藏族先民创造并发展的文化现象，既非源于藏传佛教，也非从属于藏传佛教。 即便藏传佛教本身，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两个佛教系统，也一样是藏族人诠释和传承的结果。 这种宗教自身的发展变化，完全基于西藏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历史结构。 因此，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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