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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问篇第十四·四（336）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钱穆译】先生说：“国家有道，便正言正行。国家无道，仍必正行，但言辞当从谦顺。” 【杨伯峻译】孔子说：“政治清明，言语正直，行为正直；政治黑暗，行为正直，言语谦顺。” 【傅佩荣译】孔子说：“国家上轨道，应该说话正直，行为正直；国家不上轨道，应该行为正直，说话委婉。” 危，正，正直。孙，同逊，谦逊。 本章孔子讲君子在邦有道和邦无道的情况下如何注意自己的言行，邦有道时，说话正直，行为正直；邦无道时，行为正直，说话要谦恭一些。 对比一下，我们发现没，在邦有道和邦无道的情况下，说话要注意不能一样，但行为依然要保持一致，为什么？ 邦无道的情况下，如果说话不谦恭，难免会招致祸害，所以没有必要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或麻烦。说话多一点和说话少一点，说话直接和说话委婉都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在的品质，因此说话小心谨慎没有坏处。但行为就不一样了，君子不能两面三刀，当面一套背后又是一套，有违君子直的品德。君子无论在何种境地下，都应该保持正直的作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1》）君子不会像小人那样，放弃自己的坚守，去做不合君子之道的事。 历史上因言获罪的案例太多了，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一例外地处在邦无道的情况下。但每个朝代，无论乱世还是太平盛世，都有正人君子扬名世间，他们靠的是什么？就是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有着正直的行动。他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论语·泰伯13》）富贵不能迷惑他们，贫贱改变不了他们，威武不能屈服他们，如大丈夫般一直坚持正直的行动。 宪问篇第十四·五（337）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钱穆译】先生说：“一个有德的人，必然能有好言语。但一个能有好言语的人，未必即就是有德。一个仁人必然有勇，但一个有勇的人，未必即就是仁人。” 【杨伯峻译】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名言，但有名言的人不一定有道德。仁人一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 【傅佩荣译】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的话，说出有价值的话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行仁的人一定有勇气，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仁。” 必，必然，一定。 孔子说，有德者一定会说出中肯的话，因为他们已经洞察人生，感悟人生，对世界已经有了全面的感知和认识，达到了一定的思想境界，所以他们说话能言之有物并言之有理，能影响或指导他人，给人帮助。但能言之有物并言之有理的人不一定有德，他们有可能仅仅是花言巧语、能言善辩之人。孔子很讨厌这样的人，德行不够，却在人前说漂亮的话。在《论语·先进24》篇中，孔子说：“是故恶夫侫者。”同样，孔子也不因为人说话漂亮而举荐他，他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22》）因为说话漂亮的人不一定有德，所以他不以言举人。 孔子说，仁者一定有勇，但勇者未必有仁。在《论语·子罕28》篇中，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为仁者兼具了智者的不惑和勇者的不惧，并且在这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升。但勇者因为修养的不够，他还不能达到仁者的境界。就像子路，他仅仅只是升堂了，但还未入室。 本章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第一，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境界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就不说与自己境界高度不一样的话。只有好学不止，修行不止，修养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会说出有价值的话来；第二，儒家倡导的是见义勇为，好勇的前提是义，要合乎道义，要符合正当性才可勇敢去做。归纳起来讲，就是要有仁有德，才能说出有价值的话，才能做出正当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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