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宝马”

我第一次听到“宝马”二字，是在师范学校国文课上。

那天，文培东老师正给我们讲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元夕》，里面有“宝马雕车香满路”的句子。老师解释：通俗的说，宝马雕车就是“好马好车子”的意思。

什么样子的车才是好车子呢？大脑一片模糊。

那时，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什么宝马、奔驰、奥迪，而是那种老式28圈加重自行车，如红旗、飞鸽、永久、凤凰之类——算是各人家中的“宝马”吧。   

父亲七十年代初为了照顾家庭，向组织申请从汉中调回勉县时，也曾拥有这样的一匹“宝马”，是当时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红旗”自行车（父亲后来曾透露说，其实上海产的“永久”和“凤凰”更好，就是钱不够买不起）。

红旗，在我国，具有特殊意义。这牌子的车，任何人骑上都感到光荣、自豪和爱国。而且，这车子是当时几大自行车品牌中最便宜的——70多块钱一辆，但听父亲说，也至少得积攒一两年的剩余工资才行。

那天，当风华正茂的父亲骑上新买的自行车回到家时，整个家庭，不，整个院子甚至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忘了锅里的饭，杯中的水，地里的活，都跑了来看稀奇。那应该是咱们村第一辆“红旗”吧，令人羡慕（没有现在的嫉妒恨）。

看那辆车子，通身散发着新鲜油漆的好闻气味，车头、铃铛、车架、轮圈、座椅……该黑则黑，该白则白，无不发光锃亮。摁一下铃铛，叮铃铃作响，踩一脚踏板，哗啦啦飞转。

那标牌上是一面鲜艳的小红旗，特别显眼。

大家摸摸看看，说说笑笑，仿佛院子里真站立着一匹古代的宝马良驹，停放着一辆现代的宝马轿车。这种热闹场面，至少持续了一周时间，人们兴奋的目光才渐渐暗淡了下去。

那辆红旗自行车，的确，成了我们家的“宝马”。

每天清早，载着父亲去县城里电影院上班，傍晚，载着父亲从单位下班回来。爸爸经常去乡里、山区放电影，修机器，甚至去三十多公里外的汉中出差，都少不了它吃苦耐劳、马不停蹄的身影。

这车子，到了八十年代，更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很多星期天，父亲用它带着一大框子黄瓜、西红柿、白菜、萝卜之类的蔬菜去街上买，然后再从西关粮站带回来一袋子白米或细面，从集市上买回来几斤新鲜猪肉或一只土鸡。

有时候，父亲还用自行车带着穿着一新的母亲去上街，到日落时分回到家，给我们大包小包地买回来衣服鞋帽、瓜子花生、学习用品等等……

那种时刻，家里充满了满足而幸福的气氛，连我们养得小白狗都兴奋得跑出跳进，哼着小曲，叫着“旺旺”，或绕着“红旗”摆尾巴，转圈儿。

印象最深的是上小学三年级那一年。

夏天，我不知咋回事，突然得了胃病，上腹部像堵了块汉江河的鹅卵石似的，难受，不思饮食，日渐消瘦。

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吃了好几次大队赤脚医生张大夫的药不见好转的情况下，父亲就请了假，用家中“红旗”带我去当时的高潮区医院看病。

那是小时候我看病走得最远的一次。

大清早，父亲带着我，听着大队广播里的《东方红》，迎着初升的太阳出发了。我坐在自行车后面，看到父亲骑车的背影，仿佛看到一座大山，心里好踏实。

我们走过村口的大朴果树，走过铁路二号桥，走过菜园街，走过马营，走过三官堂，走过区公所……又往东走了好远，才到了挂有“勉县高潮区人民医院”门牌的地方。

一路上，只听到红旗自行车链条和飞轮转动的响脆的声音，下车时，才看到父亲满额头的汗水。

我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这医院好大呀！”我随口说。父亲说：“别紧张，这是我们区上最大最好的医院，有很多好医生呢！”我们便将那辆红旗自行车停放在院子里一棵柳树下，去找医生看病……

果真，区医院的大夫，用五毛钱的药就看好了我的胃病，——至今未再犯过。感谢医生，感谢父亲！

我家的红旗自行车，带给我的最大快乐就是让我学会了骑行。

那大概是小学五年级放寒假，父亲对母亲说，孩子大了，让他们去学骑自行车吧，母亲想了想就答应了，叮咛说注意别把哪儿摔了。

那些天，我们几弟兄天天早早在大路口等着爸爸下午下班回来，不等他下车，就截获掉他的“宝马”推去队上的大场院里练习。

最初几天，父亲先让我们学着推车，一人推几圈，然后是学着用左脚配合两手及右脚溜车，说谁溜得稳，车子不倒，将来就越学得快。

我们按照父亲的话反复练习，有时候还展开比赛。不到一星期，都成了合格的“自行车驾驶员”。那种满满的征服感成就感，那种骑行如燕飞、大道任我行的愉快感觉，不亚于今天拿到了驾驶证学会了开小车，至今难忘……

感谢“红旗”自行车，感谢父亲！

物换星移，时光飞逝。

如今，那辆家中“宝马”——“红旗”自行车，早已看不到它那立下汗马功劳的忠心耿耿、伤痕累累的身影了，就连我们最亲爱的大山一样的父亲，也轰然倒下，离我们而去了……

但是，记忆，一幕一幕，像老电影一样，在我们的脑海里时时重演；情感，像经年的窖酒一样，在我们的余生里，散发着浓郁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