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与《史记》的互证

　　走在安阳的街道上，你很难想象脚下的这片土地已经拥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史。安阳这个城市，在今天的地图上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但是历史上它却曾经无限辉煌。今天，在史学、考古学领域成果辈出的前提下，人们能够很轻易地知道这样的结论：安阳曾经是商朝的国都，是第20代商朝国君盘庚迁都的地点，当时叫做“殷”。然而一百年前，史学界还没有人敢下这样的结论。而且这并不是缺少文献的记载那么简单，虽然记载商朝历史的文献确实不丰富。

　　商朝建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后，系统地记载其历史、且流传至今的是《史记》这部作品，具体篇目是《殷本纪》。《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查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可推断出《史记》成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87年。算起来，这部书的问世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两千多年以来，《史记》向人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商朝呢？稍稍统计一下字数，发现商朝历史在史记中的记载仅有三千五百余字，不足《史记》全书的百分之七。这个比例与商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度完全不相称。《史记》全书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这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商朝的历史久长达五百余年。从朝代存在的时间长度来算，《史记》对商朝历史的记载应当扩大到现在篇幅的十倍才算合理。那么，为何司马迁如此吝惜笔墨呢？

　　答案只有一个：传世文献匮乏。将司马迁的生卒年代与商朝灭亡的时间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史记》的成书距离商朝已经有近千年之遥了。在文字和书写的载体不发达的年代，有关商朝历史的原始文献如何能完好地保存近千年时间？传世文献由于保存困难等缘故数量稀少，造成了后世史家著史之困难。因此司马迁著《史记》之《殷本纪》，就是面临着文献不足的巨大困难而为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司马迁的《殷本纪》时，只有寥寥数语，难尽其详。不过，正因为司马迁可资利用的文献不足，司马迁对商朝历史的很多记载又无从考证，人们恰好可以产生这样的质疑：《史记》对商朝的记载，可信么？

　　这个质疑自司马迁的《史记》成书后，持续了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虽然后世学者在研究利用该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它的可信，但是也不断地发现些许错误，于是人们终于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相信它的可靠。《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不仅志向恢宏，而且严谨认真、客观公正。以至于东汉史学家班固赞扬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但是口碑归口碑，史学的严谨与可信是要讲证据的。而《史记》中记载夏朝和商朝历史的部门又恰恰是最难被证实的，毕竟司马迁写这部史书的时候，商朝已经灭亡了将近一千年，夏朝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朝”在学界的眼中一直是难以置信的。

　　除《史记》之外，能够对商朝历史起到旁证作用的主要有：《尚书》（春秋）、《世本》（战国）、《竹书纪年》（战国）、《帝王世纪》（东汉·皇甫谧）。其中《尚书》和《世本》都是《史记》的取材对象，与《帝王世纪》同为传世文献。至于《竹书纪年》则应该算作是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在流传中常常遭遇后人的篡改或者删削而无法保持原貌（其最具有代表性的非《尚书》莫属），这使得文献的可信度大受影响。因此传世文献之间互相证实、证伪都是困难的事。最能对《史记》起到勘误功能的《竹书纪年》虽成书于战国，然出土晋武帝时期，以当时之技术条件，这批竹简终于没能保存下来，只留下释文散佚在其它传世文献中。后来，至清代和民国时期在多位学者努力下，《竹书纪年》才又被辑录成书。但因为该书散佚时间长，出土文献实际不自觉地变成了传世文献，其说服力不免照样减弱。不过，即便人们将《古本竹书纪年》重新辑录成功，它对《史记》的考证力度也算不得最高了。因为中国晚清时期，一种对商朝历史更具有说服力的文献深埋地下三千年后重见天日了，它就是——殷墟甲骨。

　　这一文献的出土地是河南省的安阳市。因为殷墟甲骨的出土，安阳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人们的肯定和确认。殷墟甲骨的出现，以无可辩驳的证据纠正了《史记》中的一个错误 和澄清了一个事实：商王盘庚迁都的最后地点不是“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也不是《集解》所说是“殷亳”或者“偃师”，而是今日之安阳。[2]《史记》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

　　北京大学考古学者邹衡做了这样的解释：（司马迁）“没有看到晚出的《竹书纪年》；……把盘庚‘将始宅殷’的记载误释为‘将治亳殷’了；同时，他又知道成汤的亳都当在河南，即所谓‘北亳’，于是得出了与《竹书》完全不同的……结论。后世学者，墨守旧说，排斥《竹书》，并附会成了盘庚所都为所谓偃师亳之殷说。”[3]

　　和《竹书纪年》相比，殷墟甲骨为什么更让人信服呢？

　　说起来，这与殷墟甲骨的内容有莫大关系。殷墟甲骨起初被晚清学者王懿荣所发现的时候，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自己所收藏的甲骨，便遭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北京城破后，王懿荣携其家眷投井而死。他所收藏的甲骨后来被《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所收购并加以研究。刘鹗将这些甲骨拓印出版，称为《铁云藏龟》，并且第一个提出了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论断，为甲骨文的研究划定了朝代，具有重大学术意义。这部书连同刘鹗的收藏后来被亲家罗振玉所看到，罗振玉于是成为研究殷墟甲骨的下一个学者。罗振玉对殷墟甲骨研究的第一大贡献是从古董商人的口中套出了殷墟甲骨的真正出土地——安阳小屯。罗振玉在研究殷墟甲骨的过程中，又有了王国维的加入。二人不仅亦师亦友，后来也成为儿女亲家。罗振玉在与王国维的合作研究中，注意到一个类似汉字“十”的符号出现频率很高，随后还发现一些类似汉字“乙、丙、丁”的符号。他于是大胆地认定这个形似汉字“十”的符号其实就是天干中的“甲”，只是远古时代的写法与后世不同。罗振玉的假设很快释读甲骨文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印证，按照这种假设，他在甲骨文中发现了与天干表相对应的全部文字。罗振玉和王国维开始破译出更多的甲骨文字，当他们开始通读一些句子的时候，两人又注意到一些以天干为名的若干名字，诸如：大乙、大丁、外丙、武丁、帝辛等等。这些名字的出现在与《史记》的记载相联系之后，罗振玉与王国维迅速意识到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不是普通的文献，而是商朝的王室档案。因为《史记·三代世表》中所列举的商王名字全都是以天干为名，这些名字与罗王二人释读的结果完全相合！至此，殷墟甲骨的地位因其内容的破译大白于天下了。它不仅是一个尘封的王朝的文字，而且记载的内容全都与商王有关。这对于破解商朝的秘密至关重要。这样的文献跟后世人著作的《竹书纪年》相比，自然更有说服力。

　　罗振玉与王国维的研究成为对殷墟甲骨的重大发现既证明了商朝的真实存在，同时又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依据出土的大量殷墟甲骨，王国维还做了更多的考证工作，在纠正了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后，更突出了《史记》的真实可信。[4]此后，《史记》才开始被人们看作是一部“信史”。而王国维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的这种做法，被他戏称为“二重证据法”，受到后世史家的普遍重视，作为考证传世文献的重要手段。

　　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时代，能够对《史记》做出如此之考证结论，实属难能可贵。这不得不感谢殷墟甲骨的出土。只可惜，王国维没赶上殷墟甲骨窖穴的发现，不然一定还能产生更多的考证成果。王国维去世后，考古学界对安阳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工作。不仅发现了著名的殷墟甲骨窖穴，还发现了数十座宫殿遗址、十余座陵墓等丰富的遗存，以及清理出来的海量文物。这无声而有力地证明了安阳具有商朝都城的地位。而且研究证实，安阳作为商都的地位自商朝中期一直持续到商末。这使得《史记·殷本纪》和《集解》中有关商王盘庚迁都地点的记载明显错误。

　　从上述例证可知，殷墟和《史记》之间存在一种互证关系。按照《史记》的记载，周朝之前，中国有过一个叫做“商”的朝代，自成汤至纣有过三十一位商王，而且他们都以天干为名。殷墟甲骨的出土，证实了《史记》的可靠和准确，商朝不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有关商王的故事也大多都是真实的。但是殷墟也发现了《史记》中存在“弄错了盘庚迁都地点”这样的错误，只是这样的错误在《史记》中并不多见而已。因此，殷墟与《史记》之间的互证，更多地是突出了《史记》的真实性，突出了司马迁著史的严谨可信。在文献不发达的时代、在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距离商朝的灭亡有近千年时间的司马迁是如何忠实地记录商朝历史的呢？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做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这难道就是大师的标准么？

　　游历安阳，从殷墟的遗存中看《史记》，我不仅看到《史记》的可信，也看到了司马迁的严谨、认真，这是一代宗师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和示范。 

 

注释：

[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2]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

[3]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4]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王国维原文说：“而《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且得于今日证之。”自此《史记》始有“信史”之称。

参考文献和论文

[1]方诗铭、王修龄校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冯胜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

[3]李学勤：《一版新缀卜辞与商王世系》，《文物》，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