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周时期的形势图 “五代十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割据时代，被人们视为一种当然的历史概念。大一统的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的冲击后，中央朝廷权力衰微，然而并未瓦解，却在之后的百余年内形成了朝廷与藩镇共治的特殊政治格局，安史叛乱引发了唐帝国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藩镇与唐廷却能达到一种妥协的平衡，期间不乏藩乱与平乱，但是唐祚却能在这种权力格局的重构中得以延续。 庞勋之乱和黄巢之祸，才是真正导致唐帝国崩溃的原因。两场大乱，使得藩镇势力在危机中膨胀，并形成区域割据的集团化力量，最终以藩镇取代大一统帝国。唐末天祐四年（907年）四月，出身于黄巢集团的唐末强藩朱温，强迫唐昭宣帝禅让。朱氏藩镇集团从藩镇转型升级为朱梁王朝，朱温集团的权力中心汴州成为梁朝东都汴京。 朱梁虽然获得唐廷被迫转让的名义上的皇统合法性，但是并未能继承李唐帝国的大一统地位和权势格局。从实际控制能力看，朱梁王朝不过是一个强藩的国家化，其有效统治区域仅局限于中原一带。即便是在北方，终朱梁一朝，割据于河东的沙陀李氏晋王集团始终是朱梁王朝的劲敌。此外，幽州的刘仁恭集团，关中的凤翔李茂贞，也都保持实质的独立。遑论那些割据于南方的政权，不论其君主称帝，还是称王。  后梁与割据势力图 朱梁是一个拥有名义中央王朝地位的区域性政权，而继之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同样只是藩镇国家化的产物，也都是区域性的政权。所谓“五代”，即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前后相连的北方王朝。 日后取代后周的北宋王朝，最终完成了南北一统，虽然未能恢复所谓的“汉唐旧疆”，再现大一统。但是，北宋毕竟实现了华夏文明主体地理空间的统一，终结了唐末以来的割据政治。赵宋政权也是源于五代军人集团，其合法性来自于后周的“禅让”。 所以，赵宋立国之后，就必须要确立自朱梁起，至于后周的五个北方朝廷的政治合法性。北宋开宝六年(973年)四月，宋太祖赵匡撤诏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开宝七年(973年)成书，即《旧五代史》。北宋政权的建立，起于赵匡胤在后周显德六年（960年）的陈桥兵变。军乱兵变是唐末五代政治的常态，也是政权更迭暴力实质的反映。  《旧五代史》 但是，赵氏为了鼓吹北宋皇权源于神授，自然需要证明后周的合法性，才能宣扬宋、周政权禅代的合理性。基于此种原因，继而又要追溯五代各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譬如，对于在传统政治道德看来是弑君篡位的朱温，《旧五代史》却将其皇权神圣化，书中记载后梁开平元年(907年)二月，朱温“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状若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又，是月，家庙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识者知梁运之兴矣。”出身代北杂胡的石敬瑭，又有臣事契丹并称儿的石敬瑭，最后称帝建国也被成为“天运使然，非人力也”。 《旧五代史》还承续了汉儒的“五德终始”的政治神学，称“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沙陀后唐的灭国，《旧五代史》解释为“土德之将谢故也。”赵氏逼后周恭帝禅位，也是五德终始的逻辑。《旧五代史》断代为史，故又称《梁唐晋汉周书》，五朝帝王皆以“本纪”记载，可见对其正统地位的承认。 然而，五代时期，除了立国中原的五个朝廷之外，中国境内还有很多割据政权。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对于这些政权的处理分成了两类，“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即将称帝建号的割据政权归入《僭伪列传》，名义上向中原五代王朝称臣的割据政权归入《世袭列传》。  赵匡胤陈桥兵变 按照是否建国称帝为判断标准，其实就是看具体的割据政权对于中原五代王朝的臣服态度。《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至卷一百三十六，记载了当时割据势力中称帝的吴、南唐、闽、（桀）燕、南汉、北汉、前蜀、后蜀之事。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至卷一百三十三，记载了当时名义上臣属五代中原王朝的凤翔李茂贞割据政权、鄜延高氏割据政权、灵州韩氏割据政权、夏州李仁福割据政权、南平高氏割据政权、楚国马氏割据政权、武平军刘氏割据政权、武安军周氏割据政权和两浙钱氏割据政权事迹。 按照《旧五代史》对于五代之外的割据政权记载，并没有“十国”的概念。北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儒臣欧阳修开始重新编纂五代历史，基于对现实政治危机的回应，欧阳修纂史饱含着浓厚的道德主义立场，其修撰内容难免乖离史实。 后世将欧阳修所纂史书称为《新五代史》，在这部新史以“春秋笔法”来褒善贬恶。对于五代之外的割据政权，欧阳修并未立“僭伪”名目，而是将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列为“十国世家”。但是，对于“十国”以外，但是实力也不容小觑的几个割据势力，诸如李茂贞、刘守光、李仁福等，统统归为“杂传”。  欧阳修 欧阳修并未说明“十国”遴选的标准，事实上，唐末五代的割据政权中，凤翔李茂贞的歧秦政权、幽州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的桀燕，都是跨州连郡、实力强大的区域政权。李茂贞虽未称帝，但是歧秦俨然是拥有独立权力的王国，割据时间不仅大大超过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各朝，就是与“十国”中的前、后蜀等其他政权相比也毫不逊色。；幽州刘守光更是建国称帝，建号大燕，改元应天，而且控弦20万，雄霸河北一时，甚至还发行有自己的货币。相反，仅辖三州之地的高氏南平却被纳入“十国”范畴，其地位实在无法担当。党项首领李仁福割据夏州等数州之地，延续数世，遂为西夏王朝之肇始，也没有被纳入“十国”序列。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开始了后世对于唐宋之间这段纷繁历史的认知固化模式，即“五代十国”概念。最终确定“十国”概念的是清初的吴任臣。他在编撰的《十国春秋》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他撰《十国春秋》是“若欧阳五代史附十国世家于末”。  《新五代史》 吴任臣的《十国春秋》仿照了欧阳修《新五代史·十国世家》的编排体例。其中微小的差别仅仅在于个别政权称谓的变化，他将高季兴建立的“南平”称为“荆南”，把刘旻割据太原的“东汉”之名改为“北汉”，这乃是借鉴了《宋史》的提法，并根据称谓习惯作出的更改。 欧阳修开始，吴任臣定型的“十国”概念，固化了后世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模式，也形成了所谓“五代十国”的话语。但是，这种认识模式也形成了后世对于那段历史研究的盲区，譬如对李茂贞、刘守光、李仁福等割据势力的研究，就相当不足，遑论其他一些规模更小，并未称王称帝的军政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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