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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8年，在三国后期历史上是一个战争格外频繁的年份。 这一年年初，有新城之战（司马懿平定孟达）；春季，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冬季又发起了第二次北伐）；秋季，魏吴两国展开了一场全面战争，通常被称为石亭之战。 今天，诸葛亮北伐世人皆知，石亭之战却很少被人提起。然而，在当时，诸葛亮的北伐只能算“小打小闹”，石亭之战才是一场决定性的大战，魏国与吴国在这次战争中都用上了全力。 在上一篇文章《石亭之战序章：周鲂是怎样计赚曹休的？》中，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引爆石亭之战的“导火索”——周鲂诈降之计。这是在孙权统一部署下实施的一次战略欺骗行动。其实，当时魏吴双方的战略博弈是针锋相对的，不仅吴国在计诱魏国，魏国也在谋划征伐吴国，两国军队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内来回调动、部署和佯动，彼此诱导、相互干扰，使得战争进程一波三折，颇有戏剧性的效果。下面，就让我们从整体上来看一下这场魏吴全面战争的图景。 一、魏吴相争的总体形势与孙权的诈降诱敌计划公元222年夷陵之战结束后，蜀国因战败元气大伤，专心处理内部事务，原本三方制衡的三国战略格局暂时简化为魏吴双方的对抗。 在魏强吴弱的形势下，魏文帝曹丕决心一举吞并吴国，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分别是公元222年9月——223年3月的伐吴之役，以及在公元224年9月和公元225年10月的两次广陵对峙。公元226年，魏国皇位更迭，曹丕死、曹叡继位，孙权乘机发起反攻，命诸葛瑾、张霸进攻襄阳，自己率军围攻江夏石阳城（今武汉市黄陂区）。但是，吴国很快就被魏国击败：司马懿率军击败诸葛瑾、斩张霸，文聘坚守石阳城击退孙权，另外曹休也在皖城（今安徽潜山县）、寻阳（今湖北黄梅市）一带歼灭和招降了大批吴军。 从总体上看，当时魏吴两国的对抗形势是：魏国据守中原腹地，定都洛阳，面向吴国主要有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东面是以淮南对吴之江东，基地是寿春（今安徽寿县），前方门户重镇是合肥；西面是以南阳对吴之荆州，基地是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前方门户重镇是襄阳。而吴国则定都武昌（今湖北鄂州市），这里是联结荆州与江东两地的枢纽，在东面筑濡须关（东关）以拒合肥，在西面守江陵以拒襄阳。另外，魏国在江夏郡筑有石阳城，紧逼吴都武昌，而吴国则有夏口城（今武汉市武昌区）与之相对。 公元228年魏吴对峙形势图 当时，魏军和吴军的战斗力明显不对称：魏军擅长陆地作战，吴军则擅长水上作战。因此，吴国凭借长江天险，自保有余，想要北上进攻曹魏却力有不逮。吴军此前已多次在襄阳、合肥以及石阳城下遭到挫败。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想要打一场胜仗，必须选择一个有利的战场，并且需要集中优势兵力争取以多打少。 这也正是孙权当时的谋划，他让周鲂行诈降之计，引诱曹休军进入皖城走廊，准备在这里围歼魏军。“皖城走廊”是一个地形相对平坦的长条状区域，由皖城、松滋（今安徽宿松县）一直延伸到寻阳，其西北一侧是大别山脉和巢湖水域，东南一侧则是长江航道及其沿岸的湖泽丘陵地带，只有少数几条陆地通道伸入这一密闭区域。因此，对于魏军而言，这里就是一个天然陷阱，而拥有水军优势的吴军却可以来去自如。 “皖城走廊”的地理形势 在一年前（公元226年底），曹休曾率军进入皖城走廊，打了吴军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吴军主力部署在襄阳、石阳方向，留在皖城、寻阳等地的吴军兵力较弱，且没有水军支援，等于被切断了退路，因而被曹休尽数歼灭。然而，这一战也启发了孙权，让他注意到了这个极其有利的战场环境。现在，孙权就在同一地点设下了陷阱，准备报此一箭之仇，他是否会如愿以偿呢？ 二、曹叡/司马懿的“两道伐吴”计划，恰好瞄准了吴军之软肋在孙权布置诈降计划的同时，魏国方面也没有闲着。 新城之战结束后，司马懿回京汇报。魏明帝曹叡向其咨询：“应该先伐吴还是先伐蜀？”司马懿回答：“应先伐吴”，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兵分两路，一路以陆军攻向皖城，将吴军主力吸引到东面；另一路以水战军乘虚攻向夏口，直捣吴都武昌。这一“两道伐吴”计划得到了曹叡的认可，其后就开始付诸实施了。
当时，曹休是大司马、扬州牧，率领着魏国最庞大的一支陆军精锐军团，驻扎在寿春、合肥方向；而司马懿则是骠骑将军，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率军驻于宛城、襄阳方向。显然，率陆军进攻皖城、吸引吴军主力的任务应由曹休承担，而率水战军（应是水军与陆军混编的军团）沿汉江东下进攻夏口、武昌的任务则交给了司马懿。 受领任务后，司马懿在襄阳大力加强水军建设。同时，（在街亭之战结束后）曹叡命张郃率领关中魏军主力部队开赴宛城，接受司马懿的指挥。另外，还命令满宠率豫州后备军与之协同进攻夏口。而在曹休这方面，则抽调青州、徐州的后备军与之协同，在曹休大军进攻皖城时，由青、徐后备军接替合肥等后方要地的防御。 太和二年魏国“两道伐吴”计划示意图 由上述调动部署不难看出，司马懿提出的“两道伐吴”计划，恰好与孙权的诈降诱敌计划相对应。孙权想要在皖城走廊围歼魏军，司马懿却正是让东路魏军来此充当诱饵，而以西路魏军袭击其暴露出的后方。这可以说是瞄准了吴国的软肋。由此推测，司马懿可能也从曹休一年前的皖城、寻阳作战中发现了战场环境的特殊性，预感到孙权会在这一地区做文章，因此“将计就计”予以利用。另外，似乎还顺带着给曹休“挖了个坑”，让他兵临险地。（心机可谓深矣！） 三、吴军佯动导致曹叡决策失误，造成了曹休孤军深入的局面228年五月，周鲂派人将诈降书信送给了曹休。此时，魏国刚击退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不久，“两道伐吴”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应该说，周鲂的诈降的确蒙骗了曹休，使他信以为真，但是此计的成功与否对战争进程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按照魏国先前的计划，曹休原本就要率军进攻皖城一带以吸引吴军主力。然而，诈降计中附带的一份假情报却“歪打正着”，意外地搅乱了魏国的伐吴计划。 在诈降书信中，周鲂“泄露”了吴军的动向：孙权即将发动五路大军伐魏——吕范、孙韶从京口渡江北上，向淮河下游一带进攻；全琮、朱桓进攻合肥；诸葛瑾、步骘、朱然进攻襄阳；陆议（陆逊）、潘璋讨伐魏将梅敷（归顺魏国的蛮族头领，屯驻于襄阳南面的宜城一带）；孙权则亲自率军进攻石阳城。
周鲂给曹休的信中“泄露”的吴军动向（假情报） 上述内容当然都是假情报。但是，周鲂诈降是孙权统一部署的任务，当时吴军必然会实施一些佯动来与之配合。因此，魏国朝廷从其他情报渠道也会得到类似的信息，即吴军将要发起大规模进攻。 当时，曹休相信了周鲂的诈降，上书魏明帝曹叡要求调整原定计划，进军路线将更加深入（原定进至皖城，现在曹休想深入到松滋、寻阳一带，以更好地接应周鲂的起事）。然而，得到吴国将大举进攻的假情报后，缺乏战争指导经验的曹叡决策失当，全盘打乱了原定计划。他命令西路魏军停止进攻，在襄阳原地加强防御（司马懿原本要先佯攻江陵，以牵制当地吴军，使之不能东援武昌）；又命令豫州军取消进攻夏口的行动，转而与青州、徐州军会合，在贾逵的统领下一起开赴合肥与曹休会合。显然，这两道命令都是为了应对吴军的进攻，是要进行防御作战。 然而，与此同时，曹叡却没有叫停曹休进攻皖城的行动，而是同意了他的意见，允许他深入皖城走廊接应周鲂的起事。这是想要促成鄱阳郡的叛吴投魏，使吴国后方陷入混乱。显然，曹休的进攻与其他各路魏军的收缩防御形成了反差。其结果，就是曹休军成了孤军深入，原本只是充当诱饵，现在却要白喂给敌人了。
四、孙权陆逊全力赴战，曹休军交战不利陷入溃败公元228年八月，曹休率大军从合肥出发，向皖城进军。实际上，对此次深入险地，曹休并非没有一丝警惕，他出动了十万步骑精锐，并且有大量的后勤辎重部队随行，做好了应对各种意外的准备。 在吴国方面，更是全力以赴。孙权亲自到皖口督阵，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统率吴军对阵曹休。此战吴国投入了九万精锐部队，兵力规模远大于此前的夷陵之战（当时吴国才投入了五万兵力）。 石亭之战双方进军态势图 尽管做了最大限度的动员，吴军仍然是以九万对十万，并没有形成兵力优势。因此，战前当朱桓提出要派出万余兵力切断魏军退路（夹石、挂车两条隘路）时，陆逊没有同意。他的考虑应是要尽可能地集中兵力，增大对阵获胜的概率。 228年九月，曹休军进至皖城。这时，曹休从侦察获知的各种迹象中，已经明白自己是中了诈降之计。但是，如果就此退兵，未免有损于自己的名誉，而且手中有十万精兵和充足的辎重供给，曹休并不惧怕吴军的进攻。因此，魏军就在皖城停下，准备与吴军决战。 此时，参战的吴军部队已经从长江上、下游乘船汇集到皖口，再沿皖水北上，继而登陆展开部署。主帅陆逊将兵力分为三部分：自己率中军，全琮、朱桓率领左右翼，三道俱进，与曹休军交战。 尽管此战名为“石亭之战”，但两军初次交战的地点实际上在皖城附近。魏军先据战地，摆开阵势，并在四周设下了伏兵。而吴军则分左、中、右三路进兵，一起向魏军合围夹击，这样就直接冲破了魏军的伏击圈，两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初次交战的结果，总体上势均力敌，并没有分出明显的胜负。但是，魏军的形势较为被动。经过这一番较量，曹休看出此战一举击败吴军的可能性不大，考虑到己方深入险地，战事不能久拖不决，因此决定率魏军撤离战场，退回合肥后方。 与吴军脱离接触后，魏军退到了石亭，在这里扎营过夜。石亭是皖城县的一个“亭”（乡镇），在皖城东北，即今安徽潜山县源潭镇附近。此时，由于远离后方，又有吴军尾随追击，担心敌人乘夜劫营偷袭，魏军部队的精神高度紧张，竟然发生了“炸营”事件，秩序陷入了混乱。而曹休却未能及时做出反应，安定军心。此后魏军由有秩序的撤退演变为各部队夺路奔逃的状态，将辎重车辆、物资器材都丢弃殆尽。 在这种情况下，战场环境的险恶一面凸显出来。魏军要离开皖城走廊，只有“挂车”、“夹石”两条隘路可走。“挂车”，在今安徽桐城市西南挂车河镇，北有挂车山，可沿峡谷通道前往舒县、合肥方向。“夹石”，在今安徽桐城市大关镇，地处北硖山，有山谷隘道通往舒县、合肥方向。在这两条通道中，“夹石”的地位尤其关键。如果吴国及时派兵堵住关隘，凭借险要地形阻止魏军通过，吴军大部队就可以追上来包围魏军。而魏军已经陷入混乱，不堪与吴军再战，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没。 开战前，朱桓就曾建议切断魏军退路，当时孙权、陆逊虽没有同意，后来随着战事发展也派出了小股兵力去执行这一任务。这些小部队可能是从孙权驻地皖口出发，经北面的河湖水系赶往夹石一带的，也就是“从无强口断夹石”（见《三国志·满宠传》，无强口在夹石东南，应是指今桐城市一带河湖水系通长江的入口），赶到了魏军的前面。因此，当时曹休军的形势真是万分危急，他们还能够逃出生天吗？
石亭之战具体战况示意图 五、满宠、蒋济警示风险，贾逵率军急进救回曹休其实，早在曹休出兵之前，魏国政府内就有人指出了此行的风险。满宠上疏说：“（皖城走廊）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洼地也。”强调战场环境对魏军极为不利，必须做好被吴军攻击的准备。蒋济也认为：“（曹休军）深入虏地，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臣未见其利也。”希望阻止曹休的行动。 在曹休进军过程中，吴国为掩盖其主力向皖口集结的动向，派出了一支部队进攻魏之安陆城（今湖北云梦县），蒋济又上疏警告说：吴国“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图东”，是在“声西击东”，应紧急命令合肥后方的魏军前去援救曹休。 不过，上述意见都没有得到曹叡的回应，倒是在合肥前线统率青、徐、豫各州后备军的贾逵，及时发现危机并主动展开了营救。 贾逵的任务原本是到合肥与曹休会合，进而接替合肥等地的防御。但是，在曹休出兵之后，贾逵可能对东关（濡须关，在今安徽含山县东关镇）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发现吴军的兵力十分空虚。他据此判断，吴军主力肯定是被调到皖口、皖城一带去了，曹休军深入敌境与其主力军交战，必然遭到失败。因此，贾逵马上调集军队前去救援。 这一路援军水陆并进，连续急行军两百里后，靠近了皖城走廊的入口——夹石（北硖山）。此时，部队抓获了吴军士兵（可能是执行侦察任务的），俘虏供称曹休已战败，孙权派出的部队已抢占了夹石关口。贾逵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加快速度前进，并且多树旗帜、击鼓吹号来壮大己方声势。部下小将朱灵率先抵达了夹石关，果然遭遇了吴军小股部队。后者见魏国援军声势很大（其实也只有少数先头部队到达），就马上撤退了。这样，贾逵军就保证了夹石通道的安全，及时接应回了败退的曹休军。
六、结语石亭之战以吴军大胜而告终。虽然没能歼灭魏军主力，吴军还是阵斩、俘虏了魏军一万多人，缴获了数以万计的牲畜、车辆，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种物资器械。经此一战，魏国有二十年没敢再进攻吴国。 石亭之战的胜负，与双方统帅、将领、谋臣的表现关系甚大。 在魏国方面，曹休对战败负有直接责任。他之所以轻率地深入险地，受骗上当只是一部分原因，更多的还是因为轻敌、大意，过度低估了吴军的战斗力。而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以十万对敌九万却落于下风，撤退过程中又丧失了对军队的掌控，体现出曹休在作为将帅的素养上存在短板（至少与陆逊等一流高手比还是有明显差距）。 不过，如要追究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魏明帝曹叡也难辞其咎。正是他的决策失误，导致曹休军成了孤军深入。而且在后来，当需要派军紧急援救时，曹叡却又犹豫不决、坐失时机。幸亏有贾逵在前线主动作为，否则魏国扬州军团很可能要全军覆没。换个角度看，贾逵、满宠、蒋济的表现也说明魏国毕竟还是人才济济，随时能有人出来力挽危局。 在吴国方面，孙权决策果断，一如既往地显示出巨大的魄力。此战胜利是其周密策划的结果。而陆逊在此战中再度率领吴军主力取得了辉煌胜利，显示出了极其高超的战场指挥水平。 另外，还有两个人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周鲂，他的诈降是石亭之战的导火索，虽然该计策本身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却“歪打正着”，意外地搅乱了魏国的伐吴计划，使吴国免遭被端掉后方大本营的危险。另一个则是司马懿，他其实才是让曹休军进入皖城走廊冒险的始作俑者。而在满宠、蒋济连番警告、贾逵紧急营救的时候，司马懿却默不作声地执行了曹叡让其停止进攻的命令，他真的看不出曹叡的决策失误和曹休处境的危险吗？还是有着自己更深的图谋呢？ 总之，石亭之战不仅影响深远，个中情由也非常复杂，值得人们思考、玩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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