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隶书大家翟云升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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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云升(1776—1858)字舜堂，号文泉，掖城东南隅村(今莱州市莱州镇东南隅村)人。童生试时，著名诗人、莱州知府张问陶(号船山)赏之，拔其为第一。道光二年(1822)进士，清代中后期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翟云升少年聪颖，天资过人，习作曾令“塾师避席”。童生试时，著名诗人、莱州知府张问陶(号船山)赏之，拔其为第一，一时其文章一出，争传为范文。嘉庆五年(1800)以第五名中举选为黄县教谕。道光元年举孝廉，道光二年中进士，授粤西知县。他性情淡泊，无意仕途。中举后任黄县教谕，不久便辞职回乡;道光元年(1821)被荐举为孝廉方正，他坚辞不受;道光二年(1823)中进士，授广西知县，以母亲年迈为由辞任;相国潍阳人陈文恪得知其学识渊博，推荐去京师任国子监丞，也没有成行。晚年，他深居简出，登门求教者“日踵其门”。

翟云升一生潜心著述，“键户修业终其身，穷困老死而不悔”。他认为“经语惟汉儒能解，汉儒语惟国朝通儒能遍解”，因而治学以汉儒为宗，终凭著述闻名于世。当时的学者一致认为他“说文拟严(可均)、段(玉裁)，音韵比顾(炎武)、江(永)，训诂等郝(懿行)、王(引之)”。翟云升还精于书法，尤工隶书，求字者络绎不绝，翟云升均精心题写，一丝不苟。翟云升钟情于书墨之间，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他在城南买了几亩地，“门前溪水萦抱，有古木千章，杂花数百种”，每日穿布袍、草鞋坐卧其间，负读五经无少闲。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五经岁遍斋”。晚年声名越高，越不屈从世俗。一位防海大吏不带随从亲自登门敦请他出山，仍坚辞不出，终以布衣告别人世，享年84岁。留世著作有《说文形声后案》4卷，《说文辨异》8卷，《肄许外篇》2卷，《隶篇》、《隶篇续》、《隶篇再续》各15卷，《古韵证》22卷，《韵字鉴》4卷，《覆校穆天子传》6卷，《古今人表校正》1卷，《焦氏易林校略》16卷，《古文杂著》若干卷。目前仅存《隶篇》数卷刻板，已由其后人献给国家，1987年广陵古籍书店以《隶书大字典》名印行。他书写的东海神庙碑，笔意传神，笔力苍健，拓本流传甚广，已成为人们学习隶书的典范。《隶篇》隶书汇编。清代翟云升著。正编共十五卷。道光十五年成书。是编采撷汉魏名碑九十五品，精工双钩，依偏旁部首分列。每字下注所出及原句，间有按语，末附偏旁全目。道光十八年续编、再续编开雕成书。 续编得古隶六十五品， 又附变隶通例一篇;再续编采古隶五十五品，体例皆遵正编。-

翟云升书法浅说（一）-清代的书法，康熙时期，董其昌书风盛极一时，而乾隆又崇尚赵孟俯，道光帝则喜工整书风，朝野之士大多随皇帝的爱好而亦步亦趋。后来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首倡碑学，继而包世臣著穴艺舟双楫》也大力提倡，但二人在书法实践上建树不大。当时文字狱大兴，学者们多专心于金石文字和古经训释。翟云升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时朴学全面兴盛，而碑学刚要兴起。-在当时的学术界和书坛上的活跃人物有(按出生先后为序)：戴  震    1723年出生翁方纲    1733年出生桂  馥    1736年出生邓石如    1743年出生黄  易    1744年出生伊秉绶    1754年出生阮  元    1764年出生包世臣    1775年出生翟云升    1776年出生何绍基    1799年出生以上所列诸人除邓石如之外皆为朴学大家，精通经学及碑版考证之学，与翟云升的学术关系至为密切，或师或友．相互友善，对翟云升的学术和书艺影响甚巨。而这些与翟云升关系密切的人物几乎占了当时学术界和书坛活跃力量的大部分，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约略看出翟云升在当时学术和书法界的地位。

（二）-翟云升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贯通经史，受其老师桂馥影响由博返约，专门治经，潜心于小学，探究声义：撰有《说文辨异》和《说文形声后案》、《五经岁遍斋集》等。翟云升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书法史上隶书复兴的时代，在学术及书法上对翟云升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老师桂馥：桂馥．字冬卉，别号未谷，当朝有名的经学家，是历史上研究《说文解字》的四大名家之一：曾为振兴文教而约同济南周书昌购买土地，建筑书院，出两家所藏之书置于其中，招致来学，奖掖后进，翟云升即为其得意弟子。桂馥隶书相当自负，曾有诗说，五百年来一人而已，颇有李阳冰说的“斯翁之后，直至小生”的气魄，清《松轩随笔》说：“百余年来．沦天下八分书．推桂未谷为第一”：《退庵随笔》说：“未谷能缩汉隶而小之，愈小愈精。”-翟云升从学桂馥之时，桂馥已及古稀之年，已经是驰名大江南北的学者和书家了，他的隶书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包世臣在《国朝书品》中人品的隶书家只列邓石如、金农、桂馥、巴慰祖、王庭桂、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八人而已。青年翟云升对桂馥的学术和书艺崇 敬至极，极力仿效。桂馥研究《说文解字》有《说文解字义证》疏证许书训释，专讲字义，而翟云升著有《说文辨异》和《说文形声后案"，字义之外专讲形声。桂馥曾与当时著名学者戴震相约专门治经，说：“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翟云升撰有《五经岁遍斋集》，他的“五经岁遍”绝不仅是一句口号，笔者曾在数幅翟云升的书法作品上见到这枚印章。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书房号之为“五经岁遍斋”，“五经岁遍”成了翟云升的座右铭。桂馥精研篆刻，编有《缪篆分韵》五卷，专门收集汉印文字。翟云升则仿效他编有《隶篇》，收集秦汉以来隶书，分部编排，注明出处，甚为详备，是隶书字体研究的集大成者。-翟云升力求在桂馥学术之外，另开一新天地，但由于他的学力所致，终没有达到桂馥那样高的学术水平。桂馥隶书对翟云升的影响很大，翟云升刻意临仿，不仅得其形，还极得桂馥的神韵，从他俩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渊源关系。乾隆五十四年桂馥与阮元同年举进士第。阮元后来成为学界的领袖。阮元在任山东学政期间，到莱州取士，正值翟云升应试，阮元对他的学术和艺术极为看重，后来在他的《小沧浪笔谈》中赞扬有加。阮元著有《十三经注疏》是治经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翟云升与何绍基是好友，经常互通信函，切磋书艺。翟云升编撰《隶篇〉，何绍基曾给于大力帮助。何绍基隶书对翟云升的影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翟云升晚年作品具有金石气息，当是受何绍基的影响。-翟云升通过与桂馥等人的交游，逐渐确定了他的学书道路和审美趋向。上述十数人都是隶书名家，而他们的行书均不习王义之光洁、流利一路，大都取法颜真卿一路，特别是邓石如和何绍基更直接地取法于北魏碑刻，用笔毛糙，有迟重苍茫之感。他们的隶书多取法汉隶，略涉唐隶，崇尚古朴和大气，与帖派的妍媚流利恰成鲜明对比。这些隶书大家的创作实践说明，学隶从汉人是一条最合理、最科学的道路，这对后世书法的影响相当深远。他们生活在清代中期，隶书受到了如此的青睐，这么多的隶书大家出现，是从汉魏到清朝这么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可以说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风气，翟云升就生活于这种风气之中。也可以说这种风气造就了翟云升的隶书。

(三)-关于翟云升书法艺术的特点，历史上早有评价。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翟云 升，字文泉，掖县人，桂馥弟子，道光进士，官国子监助教，工隶书……学〈孔宙》，而气质稍 粗”；乡先贤刘颂年的论书百咏》注释中说：“工隶书，汉隶学曹全、唐隶学泰山铭”。再参照翟云升留存于世的各种墨迹和碑刻，我们可以看出，翟云升起初是学习飘逸柔媚一路的隶书，这个时期的作品用笔能铺而不能敛，力度远远不如中后期；师桂馥后，用笔逐渐铺而能敛，收而能放，逐步达到凝炼厚重质朴无华的境地。我们可以这样概括：由精雕秀媚到凝炼厚重，再由凝炼厚重到大气磅礴是翟云升书法的历史进程。凝炼厚重，朴实无华是翟云升书法的艺术追求。-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书法自学丛帖·篆隶》前言中说：“清代隶书成就优于正书、 行草、仅次于篆书……，钱泳、翟云升等过分平庸，不免俗气。”我们不否认翟云升确实有许多作品拘谨做作，十分刻板，但也有不少大气磅礴、酣畅淋漓的佳作。翟云升早期隶书在用笔上最大的特点是精到飘逸，简直可以说是精雕细刻。正由于长时期的这种训练，导致了他后来的隶书笔法平中见奇、朴实无华的特点。也正由这种刻意追求用笔的精到，结体的平正，才显得拘谨呆板，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过分平正，未免俗气了。在隶书中铺毫行笔，提笔后翻折再铺毫的特点，运用到了他的行书作品中。这种笔法是从伊秉绶那里学来的，也可以说是取法于颜真卿的行书，但是颜真卿行书用笔速度较快，而伊秉绶和翟云升运笔较慢，笔锋的翻折显得更为明显，这是翟云升和伊秉绶在笔法上的相同之处。这种行书用笔方法是在当时隶书大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风气。翟云升后期在艺术上的追求和伊秉绶基本相同，但他们的结体方法很不相同，伊秉绶取法于《衡方碑》，他简直把写字当成画图案，具有极强的装饰意味，工工整整、规规矩矩，但丝毫也不呆板。而翟云升的结体方法主要来自于唐隶。翟云升所处的时代正是碑学的萌芽时期，也即黄惇先生所称的前碑学时期，以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具体的书法创作为标准，我们可以把当时的书家分成两类：邓石如、何绍基、伊秉绶等为一类。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显露出碑派书法的端倪，碑派书法那种古拙质朴，特别具有金石气息成了他们的主动的自觉的追求，是在书法艺术上有先知先觉开风气之先者。他们不光能代表当时的书法风气，还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风气。可以说，他们碑派书法的先行者，在书法史上他们属于具有创新意识的书法大家。而翟云升、阮元、包世臣、桂馥、黄易等人则属于另一类。他们在创作上缺乏第一类书家的那种求新意识，虽然像阮元和包世臣在理论上对南北书派已有自觉地探求，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在他们的创作中有所突破，因而他们的艺术水准稍逊于第一类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