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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历史语用学是历史语言学内部一个相对年轻的分支学科。因其对历史语料的处理借鉴了语用学理论和分析框架以及社会语言学的调查分析方法而具有一定程度的跨学科性。本文围绕几次国际语用学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历史语用学杂志》的创办，综论历史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语用学的两大范式（语用语文学研究和历时语用学研究），以及历时语用学研究的不同取向与主要课题，展望历史语用学的未来发展。 关 键 词：历史语用学/语用语文学/历时语用学 作者简介：张秀松，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校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功能-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14ZDB09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LCS）]。 一、引言 正如Traugott在“从语源学到历史语用学”一文①中所说，在过去的一百年，语言学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共时和历时的关系、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关系、任意性和理据性的关系。在20世纪上半叶，语言的历时研究相对落后于共时研究，语言使用研究相对落后于语言结构研究，语言理据性研究相对落后于语言任意性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复兴（尤其是语法化研究的展开）、语用学的诞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崛起，语言历时研究、语言使用研究和语言理据研究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大的兴趣。在语言学历时理论中，落后于共时语言理论最严重的方面就是语义学和语用学。历史语用学（historical pragmatics）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历史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夹缝中诞生的。 历史语用学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跟历史语法学、历史语义学等并列。Romaine②、Milroy③、Brinton④分别称之为“社会-历史语言学（socio-historical linguistics）、历史-社会语言学”（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历史话语/对话分析“（historical discourse/dialogue analysis）”。这些不同名称反映了各家在历史语用学的学术渊源、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上的认识差异。叫“社会-历史语言学”或“历史-社会语言学”，是因为历史语用学研究有时要综合运用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它对历史语料的考察和分析借鉴了社会语言学的变异主义的研究方法，因而历史语用学具有一定程度的跨学科性。叫“历史话语分析”，是因为历史语用学起初主要侧重对口语性强的历史语料进行语用分析。历史话语分析是历史语用学的中心任务，正如话语分析是语用学的中心任务。而且，持语用分析论的美洲学者认为，在持语用综观论的欧洲大陆学者那里，历史语言学研究甚至被等同于历史话语分析。⑤ 历史语用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正式形成，至今也还是历史语言学内部尚待加强和重视的分支学科。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详见下文）。当历史语言学开始用一种更重视跟语体差异相关的语言规则的内部变异、语料驱动的研究路子来取代原先的基于内部同质的语言系统观的研究路子时，当语用学开始扩大其研究范围，把历史语料也当作语用研究对象时，历史语用学作为研究特定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的语用问题的专门学科就应运而生了。历史语用学的出现，打破了历史语言学多注重古代书面语、语用学多注重现当代口语语料的格局。 历史语用学主要研究社会结构演变所导致的交际需要的改变引发的语言结构的变化⑥，兼及对语言使用的规约化的语用描写和解释。汉语历史语用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互动关系出发，考察语用原则和语用法在汉语句法-语义演变中的基本作用，探讨汉语语用标记（特别是话语标记）的演变过程及机制。近期的研究重点是“汉语语用标记的语法化研究”。⑦ 二、历史语用学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一）历史语用学研究的起源 最早使用“历史语用学”一词并倡导历史语用学研究的是Stein。⑧历史语用学领域的先驱主要是罗曼语和日尔曼语研究者，其研究工作集中于理论探讨。⑨在美国，历史语用学多重应用研究。它导源于功能取向的历史语义学、历史句法学和历史形态学研究。⑩那么，历史语用学研究是如何导源于历史语义学和历史句法学等其他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呢？下面详加阐述。 历史语用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当时还没有“历史语用学”这个术语。当时，历史语义学研究开始涉及语用因素。比如，Geis和Zwicky曾提出：“招引推理义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语义内容的一部分。这样，英语连词since从表示时间先后关系演变为表示原因可以理解为跟since相关的招引推理义演变为since的词义的过程。”(11)上述观点跟Grice(12)提出的会话含义可以规约化的观点一致，都关注语用意义的语义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历史语义学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备受关注：（1）不同会话准则是否能促动不同类型的语义演变？（2）Grice对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的区分是否有助于解释语义演变是如何发生的？(13)学者们还进一步提出了以上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3）在解释高频出现的语义演变时，是否还要考虑其他语用因素？对上述问题的探索有助于从历史语义学研究中孕育出历史语用学。事实也表明，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以理论语用学为基础的意义演变研究，不仅在理解语义演变和词汇化方面，而且在理解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特别是语言结构和语境意义的性质）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4)20世纪70、80年代起，语法化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语法化研究中对历史语料的调查和处理有时需要特别关注话语、语体等语用因素。总之，历史语义学、历史语法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考虑语用维度，寻找合适的语用理论。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Stein，Dieter，Sitta和Schelieben-Lange等学者也意识到语用研究涉足历史语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着手在语用研究中引入历史维度，开始打破“只有现当代语料才能进行语用研究和语用分析”的神话。他们坚信：虽然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对历史上的语言使用状况的反映可能不全面、不准确，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多种类型的材料的参照对比来尽可能地还原语言使用的历史面貌。这就为系统而全面的历史语用学理论框架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历史语言学研究和语用学研究的携手是历史语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内部需要和语用学研究扩大研究对象的外部拉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历史语用学研究的展开 历史语用学的出现代表着一种基于用法的语言演变研究路子的出现。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历史语用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Jucker的系列研究、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和《历史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的创办”(15)。本节将以Jucker的研究为重点，围绕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介绍历史语用学研究的展开；然后，在下节介绍《历史语用学杂志》的创办及其对历史语用学研究的推动。 1994年，Jucker发表“开展历史语用学研究的可行性（The Feasibility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一文，(16)勾勒了适合历史研究的语用学的理论框架。1995年，由Jucker主编、在历史语用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集《历史语用学：英语史上的语用发展》（以下简称《历史语用学》）(17)出版。这标志着历史语用学作为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初步形成。当然，全面的历史语用学理论和历史语用学研究的出现是稍晚几年的事。《历史语用学》收录了Traugott，Schwenter，Onodera和Fludernik等人共22篇论文。除Onodera和Fritz的两篇论文分别研究日语话语标记和德语对话形式外，其余都是研究英语的。内容涉及礼貌策略、话语标记、指示语等。在该文集的导读《语用学的历史视角》一文中，Jucker对历史语用学进行了系统界定，包括其理论框架、研究范围、历史对比的共同基础和语料问题。 1998年7月19～24日，第六届国际语用学大会在法国莱姆斯（Reims）召开。会议设立了历史语用学专门小组。出席此次会议的重要人物有Traugott，Schwenter，Onodera和Fludernik等。会上，他们分别报告了对17～18世纪英语话语标记、18世纪以来日语话语标记和中古英语话语标记的最新研究，探讨了如何进一步考察话语标记在历史上的特定修辞功能以及已知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概括化到跨越语体和时间界限。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目标，即展示在历史语用学视角下从事话语标记研究可采用的方法。他们的研究标志着话语标记研究已日渐成熟，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已日益明确，已逐渐产生一整套理论定识和研究框架。在提交的论文中，Traugott和Schwenter介绍了应用级差含义的新格莱斯模型来研究话语标记的修辞效应的具体细节。她们把意义演变看作语法化参数中修辞力量变异的结果。这种解释要求我们详细考察修辞意义和语用意义的关系。另外，一个言语行为的语用解读的修辞方面能否用形式的方法加以精确的反映，这对历史语用学来说是一个挑战。Onodera对日语史上话语标记的语法化和语用化作了彼此独立的研究。这项研究对“主观意义”的当代语言学观念提出了挑战。Onodera在采用Traugott的主观化分析框架来分析日语连接词demo和na的语用化时推翻了学界“语用化是语法化的一个方面”的共识，所采用的语料也打破了以往Traugott等人的研究主要来自哲学文献的传统，而多采自戏剧和歌曲。Onodera试图论证，na在日语史上最早的语用功能就是调整话语语力，创造惊叹效应。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所考察的语料，抑或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上看，Traugott，Schwenter，Onodera和Fludernik的上述研究都对历史语用学这门学科的成形具有重要贡献。1999年5月13日～15日，第九届英语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召开。提交给本次大会的21篇英语历史语用学论文后来被Martino和Lima结集出版，即《英语历时语用学》(18)。这些论文代表了当时历史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覆盖了言语行为、礼貌策略、语体分析等诸多课题。时间跨度是从古英语到当代英语。语体多样，既有文学语体，也有非文学语体。所以，该文集在相当大程度上奠定了历史语用学的基础。 （三）《历史语用学杂志》的创办及其对历史语用学研究的推动 2000年，《历史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创刊。该杂志由著名历史语用学家Andreas Jucker和Irma Taavitsainen主编，每年出版两期。最初的两期所发论文大多是提交给第六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论文。《历史语用学杂志》常设如下几个专栏：由Susan Fitzmaurice发起讨论并负责组稿的“语言演变中的语用因素：话语标记（pragmatic factors in language change:Discourse markers）”，由Marcella Bertuccelli Papi发起讨论并负责组稿的“言语行为的历时分析（diachronic speech act analyses）”和由Richard J.Watts发起讨论并负责组稿的“历史语用学的语料问题（data problems in historical pragmatics）”。 在《历史语用学杂志》创刊号上出现了两个专栏。第一个专栏——“语言演变中的语用因素：话语标记”——收录的论文有：Schwenter和Traugott关于英语in fact的演变的研究(19)，Onodera关于日语demo和na的演变的研究。(20)此外，还有Monika Fludernik和Angela Schrott的相关研究。这个专栏的讨论围绕“话语标记的历史地位、应用历史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是否能识别出话语标记的早期语用功能”等问题展开。第二个专栏——“言语行为的历时分析”——收录了Jucker和Taavitsainen(21)关于言语行为的历时分析、Culperper和Semino(22)关于符咒构建与识解以及Honegger(23)关于法庭辩论中话轮开启的3篇文献。我们知道，在历史语用学研究的众多语用现象中，言语行为是最重要的。“言语行为”是个模糊概念。无论在共时还是历时平面，对它的理解都有分歧。Jucker和Taavitsainen提出了一个“多维语用空间（a multidimensional pragmatic space）”概念，使得言语行为可以参照跟相邻言语行为的关系而得到准确定义和分析。言语行为的历史语用学研究主要考察程式化言语行为的实施方式的跨时代差异。Culpeper和Semino考察了符咒的构建及其语言表现。作者在该文中强调了早期现代英语中言说动词在魔咒叙事语篇中的重要作用。作者为了描写“诅咒（curse）”类动词的不同意义而考察了关于言语行为动词的不同分类以及Searle提出的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作者展示了怎样使言语行为动词形成一个有组织的集合，以便在适当语境下把该集合当作一种解读框架来从平民相对琐碎的争论中创造魔咒事件。Honegger考察了中世英语和早期现代英语为了使情节曲折、主人公更富个性，在爱情题材的诗歌中是如何呈现和发挥开场白所固有的潜力的。“言语行为的历时分析”专栏的讨论发起人Papi还在该期撰文(24)探讨能否提出一种历时言语行为理论。当然，除了以上两个专栏涉及的话语标记的历史形成与演变、程式化言语行为的实施方式的跨时代差异外，历史语用学研究还包括基于历史语料的古代会话的语用分析。传统语用学研究认为只有对现代语言才可以进行会话分析。Jucker，Fritz和Lebsanft所著《历史对话分析》(25)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视角下的会话分析模型的形成。(26)历史视角下的会话分析是历史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是历史语言学研究和会话分析研究的联姻，它也促动了语用研究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 《历史语用学杂志》总第2期上收录了第3个专栏——“历史语用学的语料问题”——的相关论文。当语用研究把研究对象扩大到历史层次时，语料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也较为棘手。由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的语言实现差异很大，基于关键词匹配的语料检索就不能为历史语用学研究搜索到有关语用专题的所有甚至代表性语料。言语行为、语用成分在历史文本中的分布的隐蔽性和因语体而异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历史语用学研究中的语料调查和分析显得尤为艰难。如何在基于人工收集和手动统计的定性分析与基于计算机自动检索的定量统计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是历史语用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建立基于语体差异的语料库是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妙药？在该期关于历史语用学研究语料问题的专栏讨论中，Culpeper和 历史语用学杂志除设置专栏外，还不定期选择一些相关学会会议或专题讨论会的精品论文加以发表。此外，也不定期出版一些专辑，讨论该杂志编辑部选择的在一定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语用学问题或相关问题。比如，最初确定的专辑之一是“传媒话语：过去、现在和将来（media discourse：past，present and future）”。 （四）历史语用学研究向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推进 历史语用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是致力于对英语史的研究的。但在另外几种语言中的研究也已展开。比如，Collins(32)考察了中古俄语语篇中的报告策略。Lunde(33)考察了中古东斯拉夫圣徒传（hagiography）和圣徒言行录（homiletics）中的报告策略。Xing(34)考察了影响汉语共同语中焦点小词“连”的发展的语用因素。Xing的研究表明，在“连”的语义演变过程中起作用的是隐喻和推理。汉语跟印欧语言不同，隐喻通常不限于特定范畴的词项；并不是不同类型的推理只能出现在不同类型的词项语义演变过程中。有时同一个词项的语义演变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的推理。Bax(35)考察了宗教仪式在语言演变中的重要作用。所涉语料包括古印欧语中的僧侣诗、早期现代荷兰语中的宗教礼貌式、当代大型体育赛事（报道）中的宗教方面。近期，历史语用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越来越多。比如，Ungerer(36)和Herring(37)从历史角度关注大众传媒的变化——比如电视、网络的出现——引发的新型交际对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演变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历史语用学分析对正在发生的演变也适合。 三、历史语用学的主要课题 （一）历史语用学的两类研究：语用语文学研究和历时语用学研究 Jucker和Taavitsainen(38)、Kohnen(39)都认为，历史语用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是：（1）对早期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尤其是对某一历史时期语用现象的共时分析；（2）对语言使用的历时演变的研究，即对跨越不同历史阶段的语用现象的历时分析；（3）对语言演变的语用/交际原因的研究。这三方面的研究分别容易跟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用学发生交叉关系。其中，第（3）类研究较早的提出者是Brinton。这类研究旨为话语中发生的语言演变提供语用解释，即从语用角度来解释语言演变。(40)这方面的研究其代表学者是Traugott。 根据Jacobs和Jucker(41)的研究，历史语用学根据其主要从外部还是主要从内部来研究语言演变，可以分为语用语文学（pragmaphilology）和历时语用学（diachronic pragmatics）。下面分别介绍。（1）语用语文学研究。这类研究基本走宏观主义路子（macro-approach），使用语文学（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早期的语言使用。从语言外部、采用宏观视角和定量分析法（quantitative methods of analysis）展开研究。研究重点是语言发生演变时所处的社会条件，如交际目标/动机、交际者的兴趣、公共/私人行为、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等。这类研究大体是对历史文本进行语用解读。它改变了语文学研究多重视考察历史文本中的语言现象的形态-句法和语音特征的现状，从交际的社会-文化背景角度研究历史文本的语用方面（如写读者之间的关系、生成和接受的自然-社会背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历史语料中的交际事件、各种各样的（不）礼貌现象的民族志学（ethnographic）描写和话语分析研究。比如对称呼语反称（adversion）形式的语用效应的民族差异分析（按：所谓“反称”，指丈夫称妻子“老公”，爸爸称儿子“爸爸”之类的语用现象）。当然，由于文学效果也是一种弱含义现象，文学符号和所表达的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文本阐释规律，(42)所以语用语文学研究也包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语用分析（这类研究属于“文学的历史语用学/literary historical pragmatics”）。比如，Fitzmaurice(43)对17～18世纪英国家书的语用解读，这项研究充分考虑到了作者在书信中有意/无意透露的话语含义和读者解读出的话语含义及其文学效果。Bergs(44)基于对中古晚期、现代早期英语书信的考察，从文本类型学角度探讨了书信语篇的再分类及其语域特征。作者认为，书信显然不同于遗嘱、训诫、处方等其他类型的文本。以往把书信二分为私信和公函的做法还不尽如人意。书信以写/收信人的作用、书信的自然语用/交际功能为标准，还可以作出新的分类：命令类、请求类、报告类、表情类。历史考察表明今天的书信语体正在去程式化。传统书信要求的称呼、问候语、正文、祝愿语、署名和日期中，除正文外，其他要素在越来越多的书信（尤其电子邮件）中可有可无。（2）历时语用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走的基本是一种微观主义路子（micro-approach），研究语言使用和语言结构的历时演变的交际/语用动因。从语言内部采用微观视角和定性分析法（qualitative methods of analysis），利用大规模电子语料库展开研究。研究重点是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之间的互动，特别关注哪种社会行为的准则、条件和功能在语言演变的早期阶段起作用。比如，Hopper(45)、Fleischman(46)考察了语言使用中材料的“前景-背景”配置方式的变化导致的叙事语篇语用标记的意义和功能的演变。历时语用学研究是以对一种具体语言的语用单位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比较为基础的，侧重于探讨语用成分（pragmatic elements，比如语用标记（尤其是话语标记）、谦敬词或谦敬形式、焦点小词）的历史发展，或语言演变的语用原因，也包括言说动词的施为用法的形成和言语行为的语言实现的历史演变研究。 综上所述，语用语文学和历时语用学的差异可以表1显示如下： （二）历时语用学研究的三种取向与主要课题 当前，历时语用学研究有内部语言学范式的和外部语言学范式的两种。内部语言学范式的历时语用学研究主要关注语言系统本身。它有两条研究路子，即从形式到功能（form-to-function mapping）的路子和从功能到形式（function-to-form mapping）的路子。“形式→功能”路子的研究从特定语言形式（如词或句法结构）切人，考察其语用功能的历时演变（特别是向语用标记的演变），比如语用标记（尤其话语标记）的历史形成（即语用化）和后续演变（例如，英语well从副词向话语标记的演变）、语言表达式的语用功能（尤其是言语行为类型）的历时演变（比如，汉语“谢”从表示道歉到表示感谢、“罪过”从表示责备到表示道歉，再到表示感谢的演变）。从语用学角度看，“语言演变可以理解为潜在的人际互动模式的演变”。(47)研究重点是调控语用功能演变的限制因素。“功能→形式”路子的研究从特定语用功能（如礼貌策略或话语策略、特定言语行为（如问候、告别、道歉、感谢、庆幸等））切入，研究其语言实现方式的历时演变，侧重对言语行为实现形式的历时描写和解释。比如Arnovick(48)追溯了诸如承诺、诅咒、祝福、问候和争吵等很多言语行为和言语事件的语用史（按：语用史不限于话语功能的演变，还包括施为句的出现、变化和消亡，涉及语言使用和文化的互动），阐明了英语语用法的历时演变所导致的语言演变。这方面的研究叫“言语行为传记（illocutionary biography）”。这种研究的切入点还可以是“使用现存的语言项目表示某语义范畴时有什么限制”(49)。外部语言学范式的历时语用学研究是综合运用从形式到功能和从功能到形式两种思路的第三条路子，由Brinton开创。它旨在为话语中发生的历时演变提供语用解释。比如，Kádár(50)通过研究发现，在谦敬词和人称代词的使用等方面，古代日本不同于现代日本，古代中国不同于现代中国。在古日语中存在严格的敬体（honorfic）和简体（plain）的对立，表现在名词的接头词“お（御）”和动词的敬体形式“～ます”上。例如，说别人的父亲，一定要用“お父さん”，说自己的父亲，则不能加接头词“お”。说别人去，用“行きます”，说自己去，则用“行く”。但在现代日语中这种对立开始弱化，说别人（或其物）时也不一定要用动词的敬体形式或名词带接头词的形式。同样，汉语的礼貌系统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很多汉语礼貌研究因没能区分开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而把汉语整个归入偏爱程式（formulaic-biased）性礼貌语的语言。其实，现代汉语是偏爱策略（strategy-biased）性礼貌语的语言。使用礼貌语在现代中国是一种交际策略，而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则是一种规矩、一种程式。“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不仅要体现在行动上，也要体现在言语上。所以，在那时，汉语有复杂的礼貌语系统。名词内的礼貌语可分为敬称（elevating address terms，EA）和谦称（denigrating address terms，DA），例如：高道-小道、贤弟-愚弟、令尊/令堂-家父/家母、令郎-犬子、令爱-小女、府上-寒舍、大作-拙作，等等；动词内的礼貌语分为敬辞（elevating verbal form，EV）和谦辞（denigrating verbal form，DV），例如：光临-拜访、赏光-拜谒、台鉴-拜读。在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除“您-你”对立外）本身并不必然包含尊敬或贬抑的意味。但是，在古代汉语中，单用人称代词而不伴有敬称/敬辞的使用是不礼貌的。 当然，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并没有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但实际上是把从形式到功能和从功能到形式这两种思路结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的。因为一个语言成分的形式演变和功能演变可能同步或交替进行。在有的情况下研究对象可能不是一个具体形式或一种具体功能，而是一个更全面的形式-功能结合体的语言子系统（如人称代词称谓系统）的演变。比如，Taavitsainen和Jucker《称谓系统的历时考察》第五章(51)考察了英、法、德、捷克诸语称谓系统的历史演变，发现：人称代词复数单用表示尊敬这种语用法（语用策略）的常规化容易导致（第二）人称代词复数演变为单数的敬称（类似于汉语“你们＞您”）。比如，从中世纪的高地德语到现代标准德语，第二人称单数称谓一开始只有du这一种形式，后来人们创造性地用第二人称代词du的复数ir来做第二人称的敬称形式。ir“始（用）于尊贵（者），终于轻贱”，这使得ir的修辞效应降低，蜕变为普通的第二人称敬称形式。于是，德语又借用第三人称复数sie来表示对尊贵者的敬称。继而sie同样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上述演变导致德语的第二人称单数称谓系统从原来的“du（普通形式）-ir（尊敬形式）”对立演变为“du-sie”对立。此外，Busse(52)通过考察莎士比亚戏剧中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识别出了影响第二人称代词（you，thou，ye）选择的因素。总之，Taavitsainen和Jucker等人认为，称谓系统的历史演变的语用原因通常是语用法的语法化。 综上所述，把历史语用学研究分为语用语文学研究和历时语用学研究，再把历时语用学研究下分为从形式到功能、从功能到形式和兼顾从形式到功能与从功能到形式的路子这3种研究路子，是历史语用学研究领域广受认可的做法。Jucker主编的《历史语用学：英语史上的语用发展》(53)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将其所收22篇历史语用学论文分为两大组、三小组的。总之，历史语用学的主要研究课题有：（1）历史文本的语用方面；（2）特定语言表达式的语用功能的历时演变；（3）特定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的语言实现方式的历时演变；（4）语言演变的语用起源或动因。其中，（1）研究的是早期的语言使用，（2）（3）研究的是语言使用的历时演变，（4）研究的是语言演变的交际-语用动因。 （三）历时语用学研究与其他历史语用学研究的差别 历史语用学研究可以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的语用功能和语用法的研究，而历时语用学研究则一定跨越语言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涉及语言的历时演变。对历时语用学和其他历史语用学研究的区分在历史语用学研究实践中很常见。比如，Briton(54)把历史话语分析三分为狭义的历史话语分析（histor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roper）、历时取向的话语分析（diachronically 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和话语取向的历史语言学（discourse-orient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狭义的历史话语分析可以研究特定历史时期跟话语相关的语用因素，比如口语性（orality）、文本类型或叙事标记等。历时取向的话语分析，研究具有话语功能的语言形式或语言系统的历时演变，如某些状语结构或动词短语向叙事语篇中的话语标记的演变（即语用化）。话语取向的历史语言学，研究话语演变的起因，比如，话语组织方式的变化可能起源于会话含义的规约化所引发的某些语义演变。Briton的三分法中前两个类别之间的差别归根到底就是“历史”和“历时”的差别。Briton的做法表明她似乎比较排斥把探讨语言演变的语用原因（如宗教仪式的凡俗化、礼貌度的增强、会话含义的规约化等）看作历时语用学研究的课题。不过，程丽霞(55)持反对意见，认为Dasher和Traugott探讨语义演变规律及其语用成因的《语义演变的规律性》一书(56)是历时语用学的重要成果。该书通过对英语、日语语料的广泛调查和分析，论证语义演变一般具有单向性，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就是语用意义的语义化，其演变方向是可以预测的。Traugott和Dasher通过研究发现语用意义的语义化通常遵循如下的路径： 原符号意义＞话语示例（utterance-token）意义（即语言表达式在某一个具体话语中的临时含义）＞话语类型（utterance-tye）意义（即语言表达式在某一类型的话语中具有的较为固定的话语含义，这跟它原有的意义形成语用多义）＞新符号意义（语义多义）。 她们认为，可以预测其方向的语义演变通常是语用促动的，跟招引推理和主观化（客观意义＞主观化意义＞交互主观化意义）密切相关。 历史语用学作为一个公认学科的出现及其突破性进展的取得，以Jucker在1995年发表的“语用学的历史视角”一文为标志，这代表着语言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更加广博。历史语用学的出现对语用学的发展的贡献在于：第一，以往的语用研究所用语料多局限于现时平面。历史语用学把历史语料（特别是口语性较强的私人通信、法庭辩论、剧本或小说中的人物对白/独自）纳入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因此，它扩大了可分析语料的范围，把那些可以对其功能或结构系统进行历时研究的语用现象也包括进来了。第二，语用学研究因起源于西方哲学中的意义研究和西方人类学中的语境研究，以往多注重寻找适用于全人类各民族交际的普遍原则和理论。(57)历史语用学研究，特别是其中的语用语文学研究，对发现不同语言中相同或相似语言表达形式在语用功能方面的跨文化差异，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史语用学的出现对历史语言学的发展的贡献在于：第一，使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历史演变的研究更全面，使得语言结构演变和语用使用（特别是听说双方互动模式、语境类型）演变之间的互动成为关注焦点；第二，使得语义和语法的历史演变的语用动因被逐渐挖掘出来。 历史语用学强调同一种语言不同发展阶段语言单位的实现，关注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看，历史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无论在学科性质、理论建构，还是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方面，都没有普遍公认的经典阐述。比如，在国内，陈明宗主编的《中国语用学思想》可算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语用学思想史，对各时期的语用学思想都进行了归纳。但是，比较细致地关注语言变化与发展的历史语用学论作鲜有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是总结和归纳语用学研究的成果，提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此外，正如曾文雄(58)所说，历史语用学已有研究所涉领域还不够宽广，作为对比研究的出发点的理论基础还需进一步夯实。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加强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的探索。例如，可以从意义出发和从语言事实出发，不断追问语言发展与民族文化及精神之间的关系，以考察不同民族语言的特征；同时，必须加强对语言史和语用学史的研究，熟悉和了解有关语言的历史文化知识。 ①Traugott,Elizabeth C.From etymology to historical pragmatics[A].Donka Minkova（ed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a Millennial Perspective[C].Berlir/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2. ②Romaine,Suzanne.Socio-historical Linguis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3. ③Milroy,James.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on the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of English[M].Oxford:Blackwell,1991:2. ④Brinton,Laurel.J.Historical discourse analysis[A].Schiffrin D.,Tannen,D.& Hamilton,H.E（eds.）,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C].Oxford:Blackwell,2001. ⑤Culpeper,Jonathan and ⑥Jacobs,Andreas and Jucker,Andreas H.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pragmatics[A].Jucker,Andreas H.（eds.）,Historical Pragmatics:Pragmatic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C].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5. ⑦黄浩涛.人文社会科学100学科发展报告（下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58. ⑧Stein,D.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pragmatics[J].Folia Linguistica,1985,（2）. ⑨曾文雄.语用学的多维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96. ⑩陈师瑶.英语情态历时演变的历史语用学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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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昵称14979747 > 《待分类》
(27)从实时互动与语言之间的密切联系的角度考察了4种与言语相关的文本类型，提出了诊断文本类型的方法。比如，口头语体一般多重复、多停顿、多独词句、多询问标记等。重复、停顿、独词句、询问标记等参数的取值情况反映了不同文本的口语性的强弱。几乎与该专栏的讨论同时，Jucker的“英语历史语用学：语料和方法论问题”一文(28)讨论了口语与书面语对立在历史语用学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历史语用学研究仅把语料二分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局限。作者主张代之以更灵活的语码和形码分类系统。作者以日常会话为一极，以法律文书为另一极，建立起了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连续统。作者的初步考察揭示，历史语用学研究中有用的语料往往处在这个连续统的中段。即时性语料更能体现交际双方之间的合作、信息的反馈、言语生成的自发性、交际的情感性和私密性。研究者虽然无法把过去的口头互动直接拿来考察，但是过去的口头互动至今仍然保存在很多历史文献（如法庭记录、多以师生互动为形式的科普读物、为方便国民出国旅游而编的语言教科书、几乎全是口语的戏剧）中。私人通信虽是书面语性质的，但却因其虚拟的即时会话性而比有准备的口头演讲更适合进行语用分析。关于语料问题的上述讨论为历史语用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正如Traugott(29)强调指出的，尽管有些重要历史语用学理论著作（如Horn《语用推理含义新分类：基于Q-准则和基于R-准则的含义》(30)、Bréal《语义学》(31)等）基本以源于词典的语料为研究对象，但近期大多数历史语用学文献都是以文本语料为研究对象的。真正的历史语用学研究不能只考察脱离具体语境的语言表达式的历史演变，最好要考虑文化演变等促动语言演变的外部因素。这样，历史语用学研究就离不开对历史语料的充分调查。
Merja.Data in historical pragmatics Spoken interaction（re）cast as writing[J].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2000,（2）.
louye me,Sertes y dye fore loue of
"——Towards a typology of opening moves in courtly amorous interaction[J].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atics,2000,（1）.
,Merja.Data in historical pragmatics:Spoken interaction（re）cast as writing[J].Journal of Historical Pragmatics,2000,（2）.
Loránd University Press,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