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的前身晋阳城，春秋战国之际是赵国的都城。春秋末期，封建因素增长，晋国公室衰微，出现了范、中行、智、赵、魏、韩“六卿专权”的局面。六卿之一的赵简子，为了在斗争中取胜，命其家臣董安于，于公元前497年，在太原盆地北缘修建了坚固的军事城堡，该城因建于晋水之阳，故曰晋阳城。赵简子利用晋阳城的战略优势，打败了范氏、中行氏，掌握了晋国的实权。他的儿子赵襄子在晋四卿晋阳之战中，又联合魏、韩，一举击败了智氏，三家分晋，从而拉开了战国的帷幕。赵襄子以晋阳为都，建立了赵国。公元前423年，赵献子将都城从晋阳迁到中牟（今河南鹤壁）。晋阳为赵国初期都城共计74年。 前秦晋阳城在十六国北朝时期曾是前秦末都和北齐“别都”。十六国时期，西北游牧民族氐族建立的前秦曾一度统一北方。淝水之战后，前秦皇帝苻坚被杀，苻坚的儿子苻丕在晋阳称帝，晋阳为前秦都城两年。北魏末期，占据晋阳的军阀高欢把持了北魏朝政，于公元532年由洛阳迁都邺，建立东魏。高欢在晋阳建大丞相府，遥控东魏政权，晋阳实际上是东魏的统治中心，当时号称“霸府”。 北齐公元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废东魏皇帝自立，建立北齐。北齐的都城虽然还在邺，但晋阳是高氏父子的创业之地，北齐统治者将晋阳定为“别都”。北齐历代皇帝多住于此，并在此大兴土木，起造宫殿，还在晋祠和西山修筑离宫别墅，凿建石窟寺庙。晋阳是北齐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九朝古都(3张) 唐代武周太原还是女皇武则天的故乡，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刚刚登基，就把太原定为北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改太原为北京。晋阳成为当时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全国第三大都会，其形制规模达于鼎盛。当时“城周四十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唐代的晋阳由西、东、中三座城池组成，仅城门就有24座。西城又称“都城”，城中犹有晋阳宫城（一称“新城”）、仓城、大明城三座内城；东城在汾河之东，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并州长史李勣筑；中城当东西两城间，跨水连堞，建于汾水之上，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并州刺史崔神庆筑。城外西北隅则有汛期防洪、平时防卫的罗城。整个太原府城俨然一座城中有城、城外有城、群城丛峙的巨大城市集群。其规模恢宏，经济富庶，人文昌盛，水光山色，可谓太原史上的黄金时代。 后唐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占领了长安，唐僖宗命盘踞晋北的沙陀酋长李克用南下，进攻黄巢。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长驱直入，攻入长安，被唐王朝封为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以晋阳为都，建立晋政权达17年，占据当时北方半壁江山，与朱温所建的后梁对峙。公元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称帝，于同年攻入开封，灭掉后梁，建立后唐。后唐先以太原为西京，后改为北京。 后晋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利用晋阳的险要地位，起兵称帝，南下中原，灭掉后唐，建立后晋。晋阳为后唐陪都14年。其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南下中原，建立后汉。后晋、后汉以太原为陪都共15年。因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沙陀族人，所以，历史上称后唐、后晋、后汉为“沙陀三王朝”。 后汉五代末期，后汉皇帝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以晋阳为都，建立割据小政权北汉。北宋建国后，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二年（969年）亲征北汉，遏汾、晋二水围灌晋阳。晋阳城坚垒固，久攻不克，加之瘟疫流行，宋军不得已退兵而去。开宝九年（976年），宋廷派大将党进、潘美带兵再伐北汉，适赵匡胤病死开封，宋军回师。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五路大军围攻太原牞在太原以北之石岭关打破契丹援兵。北汉主刘继元粮尽援绝，守城无望，率臣投降，北汉灭亡。晋阳为北汉都城28年。 北汉宋太宗平北汉后，鉴于晋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特别是多次建都的历史，害怕有人利用晋阳，再次建都割据，危及宋朝统治，于是下令将晋阳城付之一炬，又决汾、晋两水灌城，一座千载名城遂成废墟。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将潘美奏请，在原晋阳城以北的唐明镇基础上，建起新的太原城。宋元明清时期的太原城，战略地位仍然重要，但时过境迁，从此失去了建都的条件。 古都地位太原在中国古都城市中异常显赫。古代太原建都多为少数民族和割据政权都城，或者只是中央王朝的陪都，但建都的时间跨度之长，王朝政权之多，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之重要，在中国古都城市中异常显赫。除北京、西安、南京等八大古都外，是其它古都所不能比拟的。而古都文化表现为民族融合、兼容并蓄等多元性，这种古都多元文化现象是由古代太原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特点、人文因素所决定。 从地理位置看 太原地当山西高原中央腹地，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说是肘腋位置，中央在中原，它隔一条黄河；中央移关中，它还是隔一条黄河；中央至京蓟，它则隔一座太行山。也就是说，它一向处于与京畿相表里相依托、与首都共安危共存亡的地位。 从地理形势上看 山西东为太行山，西为吕梁山，北有万里长城，南有黄河天堑，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境内各类地形发育充分，山地、丘陵、川谷、盆地，纵横交错，关隘林立，极宜隐蔽腾挪，又不失运动转输之便，是以极富战守回旋余地，正如古人所谓“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陉、西陉关，是以谓之四塞也”，太原位于四塞之中央，它的周边有石岭关、天门关、赤塘关、阴地关、南关、旧关、娘子关、龙山、蒙山、卧虎山等关山环绕，大地形、小地形构成层层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天然屏障。古人用“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来形容太原的地理形势，可谓恰到好处。太原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不能成为长足开放而辐射天下的大古都；而天造地设的险要地理形势，又赋予太原以控制全局的独特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往往成为割据政权的都城，或者中央王朝不可忽视和缺少的别都与陪都。 从经济区域位置看 太原地处我国古代中原旱地农耕经济区和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的交接地带。在中国古代史上，从战国、两汉到隋唐、五代，我国北方地区自然形成了一条西南——东北的农牧分界线，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划出这条界限从黄河岸畔的龙门到渤海之滨的碣石，正从北方重镇太原穿过。这条分界线以北，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草原经济带，分界线以南，则是汉民族为主的旱地农业经济区。分界线南北的两种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古代中国旷日持久的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而这种民族冲突和融合，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原王朝的兴衰治乱。太原处于这条分界线的中段，位扼南、北、东交通要冲，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中心。每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农业区域就向北发展，靠近中原的一部分游牧民族，接受先进的农业文化，变牧为耕；同时，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化干戈为玉帛，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将部分游牧民族迁入汉族农业区。以上两种情况，使大批游牧民族融合进华夏族大家庭中来。为了巩固融合成果，阻止游牧民族南下侵扰，统治者总要加强北边防务，于是太原便成了中原王朝的北边巨防重镇，或者建为陪都。而当中原王朝衰落之时，分界线以北的少数民族便乘机南下，建立政权，使中原处于战乱动荡之中。此时的太原，又成了少数民族南下时首当其冲的桥头堡。总之，太原历来处于各民族经济生产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不同文化相碰撞的接合地带，既便于游牧族政权在此建立都城，又适合中原王朝在此设陪都。 宋代以后，我国北方民族融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区域扩大稳定，农牧分界线北移到了外长城一线。晋阳城在宋代初期的统一战争中被烧毁。虽然不久便崛起新的太原城，但随着农牧分界线的北移，我国北方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割据政权，太原也就失去了建都的条件。从这一点看，太原的发展总是和全国、全民族的历史进展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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