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王朝是由琅琊王氏等南迁侨姓士族，与江东本土士族共同辅佐司马睿建立。而在东晋由门阀士族主导朝政的门阀政治局面当中，往往能够掌握东晋权柄的是侨姓士族。本土士族在东晋建立过程中出力甚多，却不能位居中枢或方镇要职，当然与东晋政权来自北地及侨姓士族仗其在旧朝底蕴被皇统信任有着很大关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江东本土士族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影响也非常重要，本土士族子弟也积极参与到门阀政治格局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之中。从在江东有着“江左之豪，莫强周沈”之称的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两大江东本土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建立过程中表现，便能看出一些江东本土士族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影响。  “王敦之乱”中的江东周、沈“王敦之乱”是东晋初期较大规模的一次叛乱，起因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忌惮琅琊王氏王导和王敦的权势，有心想要借助刘傀、刁协等人削弱王导在中枢的权柄和王敦在外部方镇的兵权。司马睿的这番举措，被包括琅琊王氏在内的侨姓士族和江东本土士族，都视作是破坏东晋开国之后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因此，王敦之乱也兼具门阀势力压制皇权重振的性质。而在这次王敦之乱中，江东本土士族的代表——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子弟，或为王敦所用，或在建康中枢一方，但都参与到了这场门阀与皇权之争当中。 先说义兴周氏，义兴周氏发展到西晋末期，代表人物是周玘，是西晋末期支持司马氏的江东士族冠冕。两晋之交，江东发生陈敏等叛乱，周玘协助司马睿平乱，有“三定江南之功”。不过周玘最后因不满北人执政江东，与江东士族密谋造反被泄密事败，最终忧愤而死。周玘之弟周札因平乱之功得以进入司马睿府邸，东晋建立之后，周札担任建康水陆军事。在王敦举兵至建康时，周札打开城门投降，让王敦得以顺利夺下建康把持朝政。因献城之功，周札被王敦任命会稽内史，不过后因被王敦忌惮所灭。 再看吴兴沈氏，吴兴沈氏在江东影响更深，其代表人物沈充在东晋初期，甚至能自行铸造五铢钱，由此可知当时吴兴沈氏在江东士族之中颇具领袖地位。沈充在王敦之乱中，接受王敦共同起兵之邀，率其所部北上与王含部攻打建康。后因王含按兵不动，沈充兵败，逃至旧将家中时被杀。 由当初周玘在西晋末期想要谋反司马氏，到周札为司马氏所用还替王敦叛乱大开城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出当时作为江东士族代表的义兴周氏，对于东晋乃至门阀格局的态度变化。结合两晋之交江东几次谋反之事，可以看出江东士族对司马氏统治一直都颇有不忿。趁两晋之交司马氏政权不稳，想要拥兵自立的举动都可以看出在东晋建立之前，或者说王导游说江东士族达成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格局之前，江东本土士族对司马氏的态度，都是有着或多或少的抵触的。  周玘自知的“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是江东士族与到江东准备建立东晋的司马睿之间，尚存在互相忌惮和不满的体现。司马睿忌惮江东本土士族宗族强盛，所以对于江东士族领袖多有提防，这在由本土士族和侨姓士族构建出门阀政治格局之前，是经常能够见到的事情。而观义兴周氏周札和吴兴沈氏沈充，在王敦之乱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发展到王敦之乱时，江东本土士族虽然依旧表现出对司马氏的抵抗，但却呈现另外一种支持王敦所代表的门阀政治的态度。周玘对司马氏的不满，和周札、沈充对司马氏的对抗，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这两种迥异的目的，根源在于门阀政治的建立。 陈敏、钱璯的叛乱，甚至周玘的密谋造反，可以视作是江东士族，对于北方司马氏统治江东的对抗，这在当时晋室衰微的状况下，江东士族起兵自立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而周札的献城和沈充与王敦的相约起兵，虽然同样是对抗司马氏，但却同时响应了王敦举兵。而王敦之乱背后所代表的，是门阀士族对于皇权想要压制门阀重振皇权的反抗态度，这其中的门阀士族已经包括了周札和沈充背后所代表的江东本土士族。因而，王敦之乱的所图，也符合江东士族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以及这两个“江左之豪”之外的其他江东士族的利益。于是便有了原本为司马睿守建康“水陆军事”的周札献城头像王敦，以及率三吴部众一起讨伐建康之事。 江东本土士族与司马氏的矛盾发展司马睿与王导奉司马越之命，来到江东平定陈敏之乱，《晋书》中记载司马睿到江东之后的境遇“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可见当时当时江东士族对司马睿的态度可谓是非常冷淡。这其中包含当时江东孙吴被西晋所灭时间不长，以及南士陆机陆云兄弟北上被多番冷遇等情况，江东士族对于北士以及司马氏颇具不满，至少态度并不热络。更加重要的是，两晋之交晋室权威不重，无法让在东南世居的江东本土士族们信服，需要一种被江东士族所接受的模式，才能让江东士族对本来就与司马皇族嫡系血缘疏远的司马睿表达支持意愿。  并且，从司马睿在江东“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以及后来王导借助从兄王敦威仪震慑江东士族纪瞻、顾荣等人，就能看出当时江东士族的真实目的。纪瞻、顾荣以及贺循等人皆在西晋朝中任职多年，对于司马氏皇族应当颇为熟悉，在当时司马睿受司马越所任来到江东之后，这应当是当时晋室具有官方性质的委任。但是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路南返的那些昔日西晋高官纪瞻、顾荣、贺循等人，还在司马睿到江东月余还未去拜见，当知这几人身后所代表的江东本土士族，并非无从知晓司马睿的到来，而是依仗自身世居江东的士族威望，对晋室衰微情况下的司马睿故意冷落。而在晋室衰微甚至被胡族所欺的情况下，江东本土士族面对司马氏依旧想要掌控江东的局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陈敏、钱璯以及周玘的意图自立。这几次或大或小的江东士族叛乱，当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意愿，而是两晋之交江东本土士族与司马氏之间矛盾的普遍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王导站出来用司马睿皇族的皇统身份，王敦手中的军事威慑，以及北方胡族威胁，许与江东本土士族不必如前朝那般地位低下的好处，构建出由琅琊王氏等侨姓士族和义兴周氏等江东本土士族，与司马睿所象征的晋室皇统“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这便消除了当时江东本土士族与司马氏之间的矛盾，因为形式上由司马睿代表晋室传承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也有了江东士族自身的参与，而且还是与之前单纯的附庸于皇权不同的参与模式。 值得去考虑的是，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缺少王导所代表的琅琊王氏等侨姓士族，在司马睿所代表的皇权，以及势力最强在江东世居多年的本土士族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形成。司马睿代表的司马氏血统保证了讲左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江东本土士族保证了东晋建立过程的稳固基础，而王导等侨姓士族则是两者之间的联络者。由此可见，在东晋建立过程中处理甚多的江东本土士族，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影响巨大。  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之间的冲突和共处如之前所提及东晋王朝发展之中，虽然江东士族对东晋建立和门阀政治形成都影响巨大，但东晋朝局之中多由南来侨姓士族执掌权柄，江东本土士族在东晋关键位置却少有出任，这其中就包含了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之间的冲突。王敦之乱中为王敦打开建康城门的周札，在王敦执掌朝政之后，对于周札的一系列封赏可见王敦对于周札的重用和戒备。
光禄勋为“九卿”之一，王敦任原本仅是守石头城的守将周札为九卿要职，可知王敦欣赏周札的献城之功。可是“寻补尚书”以及之后的迁周札出建康到会稽之事，能看出王敦对于靠着投诚建功的周札的戒备。“尚书”原本为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虽然其官职权限发展到东汉及魏晋早就有了宰相之任，但结合王敦当时执掌朝政，王导等人坐镇中枢，王敦补周札尚书事当是名义上的暗降。并且，之后将周札迁出建康，封其为会稽内史，更能看出王敦所图。结合魏晋时期“都督”掌军事的情况，周札任会稽内史无统辖吴郡军事的职权，担任会稽内史当只是“闲职”。这其中当然包含了王敦担心周札有过“背叛”先例后，会再次背叛自己的顾虑，但更多的应当是对于作为江东本土士族义兴周氏子弟的周札，会因在中枢担任九卿关键要职而崛起，影响自己的谋算，这当是作为侨姓士族的王敦与本土士族的周札之间的冲突。并且，两者之间的冲突，在王敦之后对周札用兵时更加得到体现。
 面对江东周、沈二族的强盛，王敦担心义兴周氏过于强大，会有“不静”之心，因此便采纳了同为江东本土士族的钱凤的意见，在第二次起兵建康之前，发兵会稽除掉周札。无“都督”军事之权的周札，虽然能凭借义兴周氏在江东世居底蕴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但最终因王敦忌惮其过于强大而有不安之举被杀。 从周札被杀可以看出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之中，侨姓士族与江东士族之间的特殊相处模式。侨姓士族因为与皇族之间亲密关系，有能够执掌东晋权柄的便利，因此比江东士族更加容易占据东晋权力中枢。而作为门阀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江东士族占据本土发展多年底蕴深厚的优势，又不得不被执掌权柄的侨姓士族所任用。从王敦起兵之时，向吴兴沈氏沈充相约一起讨伐建康，就能够看出侨姓士族对于世居吴地的江东士族的重视。而且，同为吴兴士族的钱凤，在眼看义兴周氏在江东强盛之势，建议王敦打压义兴周氏，让支持王敦起兵的沈充一族独占三吴之地，也能看出江东士族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但这种江东本土士族之间的冲突，不影响侨姓士族对于过于强势本土士族的戒备，能够为当权侨姓士族所用的本土士族，则能够受到侨姓士族的重用，如钱凤、沈充；不能被侨姓士族所用，或者存在威胁侨姓士族掌权地位的江东士族，如周札则会被侨姓士族逐出中枢要地甚至有着生存危机。王敦对于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门阀格局之中，侨姓士族与江东本土士族之间的冲突与共处模式。 总结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得以建立，包含了诸多条件，江东本土士族的参与，是皇统威望甚微的司马睿能够建立东晋的重要基础。而如周札、沈充等江东士族的代表，对于门阀士族对抗皇权重振的王敦之乱的支持，当能看出江东士族由原本消极对抗司马氏，到积极参与东晋门阀政治营造过程当中的转变。依靠前朝宿望，永嘉之后南来的侨姓士族得以在东晋朝政中占据显要，但也不得不对世居江东的本土士族加以重用。司马氏、侨姓士族和本土士族，都是构成东晋王朝及东晋特殊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础。  侨姓士族虽然占据门阀政治的主导地位，但不得不去依靠江东士族的声望和底蕴。王敦先封赏献城有功的周札，又忌惮义兴周氏的过于强势，对周札出兵覆灭，这是琅琊王氏所代表的侨姓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之中对江东本土士族的态度。王敦之乱平定之后，依旧坐镇东晋中枢的王导，追赠周札为九卿之一的“卫尉”，结合之前王敦任命周札“光禄勋”后又派兵攻伐，可见中枢侨姓士族对江东士族的态度，是既要重用又因门阀利益之争加以限制的关系。作为江东士族代表的义兴周氏，代表人物周札被侨姓士族王敦所杀后，侨姓士族的代表王导又表达出对于义兴周氏的善意，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可见一斑了。 简而言之，司马睿所代表的司马氏皇族，是东晋王朝得以建立的名义基础；江东本土士族是东晋王朝能够在江东建立的支撑；侨姓士族是联系司马氏与江东士族的中间纽带。加以三者都面临北方胡族威胁，才促成了不同于西晋及前世各朝皇权政治之外的东晋独有的门阀政治格局。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之中，不仅占据主要位置的琅琊王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侨姓士族起到主导位置，积极参与其中的义兴周氏、吴兴沈氏等江东本土士族也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晋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