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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护符

 tangaolus 2019-12-04

  在2019年11月4日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峰会上,印度总理Narendra Modi以“在贸易协定与印度人民的利益权衡中,我并没有得到积极的答案。因此,甘地的护符与我个人的意识告诉我“退出才是最佳的决定”为由单方退出贸易协定。本文从贸易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加入RCEP对于印度的利与弊。通过对印度进出口进行行业分析,作者认为两个因素为印度退出贸易协定的决策提供了一些合理的解释:(1)印度进出口行业之间的连动性,(2)领导者对国内社会不平等的关切。

公平与效率

经济学最基本的定律之一是——“决定意味着取舍”。在分析任何决策的经济学合理性前,首先要了解推动决策的重大考量因素, 即决策人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从政府的角度,宏观政策的制定通常要面对“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efficiency vs equity)。“效率”可以被理解为通过资源的有效分配而使得社会总福利或财富的最大化,而“公平”则意味着国民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这里的取舍,指的是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往往导致财富分配的更加不均等。

作者认为,Modi总理退出贸易协定对“甘地护符”的引用暗喻了其对印度社会中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看重。“甘地的护符”一词,传达了圣雄甘地在1948对贫困印度人民利益的关切。在由S.R. Tikerkar编撰的《甘地警句》一书中有如下陈述:

“我会给你我的护符。当你犹豫不决时,被自我的利益充斥时,想想你曾见过的那些最贫苦与弱小的男人和女人,你的决定是否可以对他们有任何的帮助?他们是否可以从中获益?你的决定是否可以让他们重新主导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换言之,你的决定可否让无数在肉体和灵魂上饥饿的印度人民获得自由?”

——Source: Mahatma Gandhi [Last Phase, Vol. II (1958), P. 65]

不难发现,在效率与公平的取舍中,甘地会偏向后者。如果将决策者的效用函数简化为一个效率与公平的加权平均数,甘地的护符显然赋予了公平一个更大的权重。加入RCEP意味着印度会对其他东亚的同盟国降低甚至免除关税。诸如此类的自贸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从平等到效率的转移, 而绝非社会总效率的无代价提升。以进口为例,降低关税意味着印度国内的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国外商品,消费者的总福利(Consumer surplus)因此而提升。然而,印度国内的生产者则因此而被迫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意味着生产者的总福利(Producer surplus)下降。两者相加,更低的贸易壁垒使印度社会的总福利(Total surplus)增加, 意味着国内生产力和资源的更优化配置。然而,这种决策带来的 “更优化配置”并非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因为生产者的利益会因为降低的关税而受到损害。换言之,尽管消费者福利的增加超过了生产者福利的减少,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更深化的不平等,是无壁垒自贸的代价。

单从追求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上,加深贸易壁垒的确是次优的决策。然而,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中,生产者往往代表了相对底层的社会群体。相比于效率,甘地的护符引导着印度领导者更加关注平等;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解释了领导者会毅然选择放弃一个对外在者看来更有效率的决定。

进口与出口

根据国际贸易中的李嘉图模型(Ricardian model), 贸易模式取决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国家在贸易合作中应出口其国内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并同时进口其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品。

(李嘉图模型示意图。图片来自网络)

RCEP协定意味着同盟国将在双边或多边贸易中互相降低关税。以中国与印度的双边贸易为例,两国的互降关税推动中国产品在印度的流通以及印度产品在中国的流通。由于降低关税改变市场的均值价格(进口产品价格降低,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出口产业的生产者以及进口产业的消费者将会受益;反之,出口产业的消费者及进口产业的生产者将会受损。介于进出口产业各有盈亏,我们需进行分别分析。

(图片来自英国卫报)

在2017年,占据印度进口份额的前五大产业为:矿产(30%), 机械(20%),贵金属(17%),化学产品(8.7%),以及金属(6.2%)。更低的贸易壁垒意味着五大产业的生产者将受到更大的来自进口产品冲击。具体而言,更便宜的进口产品压低了印度国内市场的价格。走低的物价意味着流水的下降,企业将更难收回成本,导致个别低产能的企业裁员关门,增加此五大行业内部的失业率。

那么更强势的出口是否可以弥补印度在进口产业的损失呢?作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二:首先,在2004到2017的13年间,印度对于其他RCEP同盟国的贸易逆差从70亿美金上升至1260亿美金,占2017年印度总出口的43%。不对等的进出口规模意味着出口产业的利益增幅很难填补进口产业的利益损失。其次,印度的进出口产业具有极大的相关性, 意味着进口产业的损失将会波及出口产业。在2017年,占据印度出口份额的前五大产业为:化学产品(14%),贵金属(13%),纺织(13%),矿产(12%),以及金属(10%)。除纺织业,其余四大出口产业均同时受到来自进口产品的冲击。

在李嘉图模型的理想状态中,一个国家应该专注于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同时进口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换言之,在劳动力完全按其生产率而分工的理想状态下,一个国家的进出口产业应该呈现显著的差异。显然,印度的进出口产业的高度相关性暗示了其国内的劳工分配可能并未达到理想状态。对于作者而言,在化学产品等产业中,印度是否对于东亚的其余国家具有比较优势尚不清晰。因此,一旦低廉的进口价格导致部分企业关门,使得五大行业内部失去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残存的比较优势将极有可能消失殆尽。这种由进口至出口的蝴蝶效应不仅会导致更大的贸易逆差,更会伤害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涨。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根据印度现今的劳工生产分配,放弃自贸的选择可以被理解为领导人对印度进出口产业内生产者利益的保护。这种保护并非长远之计,却可以给印度国内的生产赢来喘息之机。印度政府仍需要调整产业内不结构,增加生产效率,以使印度产品在东亚以及全球市场中更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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