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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明传统，对于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只是提供了现代学术体制下的丰富研究素材，还是蕴含了回到思想根源去“重新开端”的可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在各个学科领域内所获得的局部知识，将能拼合出一个怎样的整全图景，指引出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在这方面，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关于“生生”问题的争鸣，无疑是重塑学术视野、反思学问态度的绝佳契机。11月30日下午，十余位来自北大、人大等高校文史哲不同专业的学友齐聚一堂，共同来到了由知道人文主办的“知道seminar”第一次活动——理解“生生”。活动通过研读丁耘、吴飞的作品，讨论我们究竟可以怎样在一个生长着的学术传统中进行自己的学术探索。   如何理解“生生” 当代哲学的一场“突围” 活动缘起 “Στην αρχή ο Θεός δημιούργησε τον ουρανό και τη γη.” ΓΕΝΕΣΙΣ 1:1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1：1）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关于“生生”问题的争鸣，不是大而无当的理论对理论的故弄玄虚，也不是搬起某位思想家的“神主牌”各说各话的虚空交战，而是一场立足于坚实的哲学学理根基，围绕“四因说”、“自然”（physis）与“生生”的区别、《易传》和“生生十六字”的训解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而展开的坚实讨论，并以此为中轴和主线，辐射涵盖到了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海德格尔，经传注疏、宋明道学、近代新儒学等在内的整个中西方思想的大脉络，最后又旁及于最前沿的技术统御、世界格局交替、“现代性的临界时刻”等当下话题，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石激起千层浪”，具有极高的学术含量和思想品质。诚如参与者之一的丁耘教授新近所言，“生生”问题，正是一场对当代哲学的“突围”。 这场争鸣的参与者们，依托数十年来学术界的丰富积累，立足于对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的深入而扎实的研究，以恢弘的气魄，在崭新的视野和具体化的问题意识中，重塑并重启了“古今中西”话题的想象力。前辈学人付出的思想努力，构筑了一个个指引方向的坐标，标画着后辈学人应当前进的方向。 作为青年学人，我们没有资格去臧否两位教授的是非高下，也不敢侈谈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洞见；唯愿以最真诚的求知之心、爱智之志，去悉心研读这场争鸣中涌现出的极具思想深度和扩张力的代表性文献，把前辈学人的运思成果积极引渡到我们自己的求索中来——在“生生”与“造作”的碰撞中，在“道体学”与“性命论”的交相辉映中，见证这场了不起的讨论，读好这几篇大手笔的文章。 研读文本 点击上方标题即可阅读相关文本 活动纪要 本次读书会的发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苏九泉博士作了开场白。他谈到了我们理解“生生”问题的若干基本背景：在20世纪，各个古老文明都遭遇到了西方文明的全面震撼，而在许多这样的古老文明当中，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现代思想家，他们敏锐地感受到在自己的文明传统中蕴含了一些不可消解、不可言传的独特审美体验。例如，中国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提出，中国人更为偏爱“芙蓉出水”而非“错彩镂金”的审美体验，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伯爵提出，日本人有一种可称之为“粹”的独特审美风格。今天的我们，都有着出入于来自不同文明的审美体验并为之感动的能力。这正是一个哲学重新开始的时刻，我们可以在这些不可通约的多重体验的基础上，去探寻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对自然和人性的理解。对于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已经有才量卓绝的前辈老师们做出了视野广阔的深刻探究。本次活动即通过研读他们的作品，探讨我们可以怎样在一个生长着的学术传统中去定位我们自己的学术探索。 随后，两位知道人文副总编辑蔡敬贤和李明炎分别进行了主题发言，概括了讨论“生生”问题的三篇重要文献。 蔡敬贤通过细致研读吴飞教授的文章《论“生生”：兼与丁耘教授商榷》发现，吴飞教授对丁耘教授的商榷集中在两点：首先，亚里士多德哲学不能把“制作”完全排斥在外，四因说和“制作”没有办法分开；以动力因解乾，以目的因解坤，这与中国思想的精神不同。其次，“生生”非常不同于“制作”的概念，有其特殊性；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阴阳，阴阳是生命力的不同形态（凝聚和发散），而不仅仅是对立；应从父母子女关系去理解形上之道。  知道人文副总编辑蔡敬贤发言 李明炎首先报告了丁耘教授《生生与造作》的基本论述框架和核心观点，并呈现了丁教授在《<易传>与生生：回应吴飞先生》中对“生生”之文献基础的异议。丁耘认为，吴飞提炼的“生生十六字”论的是损卦这个具体的卦象，生生之大义的真正出处是“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章。丁耘援引王夫之指出，因为生生所以不绝，不绝只是现象，生生是现象背后的原理，不是指生育、出生，而是指绵密充实的生机。  知道人文副总编辑李明炎发言 蔡敬贤和李明炎发言后，与会学人针对“生生”、“造作”等概念的含义与区别进行了自由讨论。 紧承李明炎的报告，知道人文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李绅博士从文字学和经学注疏史的角度，为大家解释了“继”和“生生”等词在《周易·系辞传》中含义的丰富性，如“继善成性”一语中“继”（係）的含义究竟是“统合”（不使之分散）还是“连续”（不使之断绝）；并通过出土文献（马王堆帛书《系辞传》）和传世文献的对读，展现了这段核心文本在《系辞传》中可能的原本指向。尤其是在出土文献中，“生生之为易”这句核心钥词本作“生之谓象”，并无“生生”二字。这一分享对与会学友都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知道人文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李绅博士发言 作为回应，北京大学哲学系苏杭博士认为，在中国经典的研究当中，文本-语文学的进路和哲学-诠释学的进路，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一方面不能忽视文献学在文本基础层面的研究和发现，另一方面也不必因此取消掉义理层面的重要讨论。此外，苏杭博士也结合丁耘教授的新著《道体学引论》，指出了丁耘教授近年来在思考上的深化，他不无大胆地说，其实在《道体学引论》里，“生生”的问题已经被扬弃了，而代之以更本原的问题，例如中西文明对“一”不同理解。  北京大学哲学系苏杭博士发言 在茶歇片刻后，讨论继续深入。结合苏九泉博士在引言中提及的中国、日本现代思想对西方世界观的回应，蔡敬贤从他近期对进化论在东亚的传入的研究来分享，补充了一些有趣的观察视角。19世纪末以来，进化论在中国的传入几乎顺畅无阻，使“保守派”迅速崩溃，而在日本却受到了“天皇协同体系”的排斥，这也促使20世纪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发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呈现出了相当不同的面貌。与会学友不禁追问，“进化论问题”与“生生”，或许绝非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我们同意在“生生”的构造中，是没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一种目的论的构造的话，那么“生生”其实正如同进化论的世界观一般，是一种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不断涌现的图景。虽然两者的出发点和背后的观念基础大异其趣，但这种思想形态上的“亲和性”，或许可以为进化论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在中国知识界取得胜利提供一种解释。 回到主题。知道人文讲师吕梓健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生生”是一种缺乏目的和方向的单纯的生成、演化、涌动，那么在这个构造中将如何安放“善”的位置呢？毕竟在亚里士多德哲学（或谓“造作”的体系）那里，“善”的成立是由存在的目的论构造所决定的。如果中国哲学扬弃了目的论，那么“善”的安放、价值秩序的成立是如何在这个体系中从最高层面得到保证的呢？这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引发了在场各位学友的一番激烈争鸣。  知道人文讲师吕梓健（左） 知道人文副总编辑蔡敬贤（右） 苏九泉认为，吴飞文章中所批评的目的论的理解方式，仍然不脱离“形质论”的框架，而把目的理解为是形式规定下的自足性。知道人文讲师、复旦大学哲学硕士虞如勋则提出了反驳，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用形式去规定目的，而是用目的去规定形式，是目的论统摄形质论，而非形质论统摄目的论；并且，如果我们用“形质论”去概括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结构，或许在处理一些哲学家的时候是合适的，但在处理另一些哲学家和哲学形态（例如德国古典哲学）的时候，是否会显得不够稳当呢？  知道人文讲师、复旦大学哲学硕士虞如勋发言 苏九泉回应说，形质论对西方哲学的支配性不在于是否使用了“形式”和“质料”的术语，而在于形质论这种思维框架背后对世界的基本经验，即重视“知道”（对万物之形式规定性的认知），而中国思想以“仁”为最高价值，并不把爱智意义上的“智”摆在比“仁”更高的价值排序上，“生生”在人的体现首先就是怵惕恻隐之心。与会学友开玩笑说，照此说来，西方哲学重视“知道”，中国哲学重视“人文”，那么“知道人文”合二为一，可谓集大成了。 知道人文编辑、北京大学哲学硕士汤圆酱提出，两位教授的文章都倚重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传统与西方现代技术文明的诊断，她分享了自己近期对海德格尔一些微小的研读心得。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问》中指出，现在流行的技术中立论根本还是来自传统思想中对技术的理解：一种合目的的手段，后者固然是正确的，却并非是真的，真的东西仍然处于遮蔽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但为了发掘出这个真的东西，我们又不得不从正确的东西入手。如果我们从这些流俗的技术观出发，就会发现，一切都要追溯到最初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而某种程度上，拉丁语把希腊人的原因（αἴτῐον）翻译为causa就是败坏的开始。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causa来自动词cadere，就是落下的意思，由此，欧陆语言一脉而来的所谓“因果论”（causality）其实都是把原因理解为“对结果的作用”。也就是说，拉丁语乃至其后的译解已经蕴含了一种对希腊思想的根本误读。但某种程度上，对真的遮蔽也是真的必然命运。而重归真理/无蔽的可能性恰恰在于，我们已经逼近悬崖的边缘。如荷尔德林的诗，“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救渡。” 这个历史时刻蕴含了返归真理的可能性。  苏九泉补充提出，海德格尔从人向着无蔽领域的存在来统摄制作，但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中，恰恰会认为人的最高可能性，正是摆脱人的形态而使自身中的神性实现出来，从而达到不朽，生育也只是个体追求不朽的方式。与此相反，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并不追求个体的不朽，在生育中代代相续的每个人都是生生不已的环节。生生不已，是中西方共同看到的基本经验，但是西方会倾向于从生生前进到永恒存在，而中国思想则持守住生生自然。 虞如勋对上述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疑义，他回应苏九泉说，我们好像确实可以用“仁者之学”和“智者之学”去比照中西哲学。但是，使用“仁-智”对举的框架，会比“形质论-文质论”的框架引出更多复杂的问题。他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中国哲学内部的丰富性：中国哲学不应约等于儒家哲学，中国哲学当然也有“爱智”的传统——比如佛家和道家，他们显然并不是“仁”摆在最高的价值选项上。但即使是他们追求的“智”，也和“Philo-sophia”意义上的智判然有别：在佛道看来，这种智只是“识”而已，智不执着，识有执着。我们从这一点，或许也可以解释中西审美趣味的不同——因为不执着，才喜欢出水芙蓉、大化流行的审美。 两个多小时的讨论倏忽而过，各位与会学友都充满了意犹未尽之感。 引言人苏九泉总结道，现代社会日益成为技术统治的社会，韦伯、海德格尔等思想家忧虑的“物品的制造”和“政治的官僚化”，似乎越来越走向对生机的消灭，而这也正是我们转向关注“生生哲学”的一个动机。尽管要证成“生生哲学”与中国整个文明传统的关联，存在一定的困难，对西方传统之精神底色的把握也存在分歧，但总体的问题意识是要返回到人根本的生存；我们可以通过学术的努力，重新使我们文明的过去焕发生机，使各个方向、各个细部领域的知识生产，变得能在整体的视野中对我们产生意义。  知道人文总编辑迟暮在最后对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向诸位学友表达了知道人文的真诚谢意，并分享了自己作为一位旁听学习者的感想。他认为，无论是两位教授的雄文，还是诸位学友本次研读“生生”文献而展开的讨论，从中都体现出了一些优秀的思想品质，值得我们将之上升为共识性的经验：首先，他援引丁耘教授的观点说，“生生”与“造作”的问题是中西古今之争的“具体化”。我们已经不能还在空洞的理念、大而无当的概括层面，去谈“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而是必须像“生生”与“造作”的比较研究这样，找到一些明确的运思切入点、问题生长点，用具体研究支撑起有意义的思想讨论。其次，在这个入手点下比较中西文明的时候，应注意扎根文本，对中西方文明内在的复杂性有所体察，需要避免把中国文明约等于儒家文明、约等于儒家哲学，西方文明约等于古希腊思想、约等于亚里士多德哲学这种容易遮蔽我们视野的化约论的危险。最后，我们还需要同时注意两个倾向上可能会犯的错误，一个是过分强调、夸大中西文明的不同，而忽略了伟大文明、伟大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的共同关切，另一个是在进步历史观的语境下极端化约差异，例如认为中国古典思想不过是众多“农业文明”的共同价值观，这种倾向同样是无足取的。 岁末天寒，大雪遍地，但会场全程活跃的气氛、热烈的讨论，却仿佛让人有身在夏日之感。各位与会学友纷纷感到此次大有收获，希望“知道seminar”作为一个系列读书会，持续举办下去。敬祈各位读者继续关注下次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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