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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的高铁已经遍地开花，它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想想前些年，有一些人还在争论中国是否有必要修建高铁，这个疑问现在不攻自破了。 在100多年前，铁路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当时的国人围绕着是否要修建铁路，也是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9世纪的西方铁路 一、清廷早期对待铁路的态度：拒之门外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诞生。随后，铁路在很多国家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在中国却受到了一致阻挠。 直到同治年间，国人对待铁路的态度才开始有所缓和，19世纪70年代初期，洋务派提出了修建铁路的主张，容闳、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提议在不丧失主权的条件下修建铁路，但朝廷赞同者寥寥。 1874年，英国商人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在上海到吴淞之间修建了一条吴淞铁路，并于1876年建成通车，结果由于一个官兵被轧死了，铁路被迫停止运营，最后，清政府谈判未果，花了28万两银子收购了铁路并将其拆毁扔进了大海。 同年，为满足“开平矿物局”的运煤需要，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奏请修建一条铁路，结果因满朝反对而收场。 19世纪的中国铁路 二、光绪六年：一场铁路利弊的大论战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初二，直隶提督刘铭传再次奏提议修建铁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中国有关铁路问题的一次大辩论。 辩论正方代表：刘铭传、李鸿章——修铁路利国利民刘铭传在奏折《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提出，中国想要富强，就必须跟上世界的脚步，因此要加紧修建铁路。 刘铭传说明了兴建铁路的各种好处，尤其是军事方面。他说：
清廷看到刘铭传的奏折后，觉得很有道理：“所奏系为自强起见，著李鸿章、刘坤一按照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李鸿章在复奏中，明确表示大力支持刘铭传的提议，他认为，兴修铁路可以带来有九个方面的好处：国计、军政、京师、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和行旅。简单点说，要想富，修铁路；要想强，修铁路，这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业，朝廷应该着手去兴办。 19世纪的火车 辩论反方代表：张家骧、刘锡鸿——修铁路百无一利然而，不待李鸿章复奏，翰林院侍渎学士张家骧就率先上折反对。 此后，又有一批保守派强烈反对兴建铁路，其中意见最激烈的一个人就是刘锡鸿，他针对李鸿章提出的铁路的九个优点，很快写出了一篇《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向光绪皇帝上奏。全文洋洋洒洒七千多言，提出了“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总共二十五条理由。 刘锡鸿是一个乡绅，光绪二年（1876年）被授光禄寺少卿，与郭嵩焘出使英国，并任驻英副使，光绪四年（1878年）被召回国。他虽然出访过英国，但在思想上是属于保守派。 纵观刘锡鸿的25条反对理由，言辞十分激烈，明显是针对洋务派。但有些观点是重复叙述，笔者总结了一下，他的主要论点有： 第一，清廷财政匮乏。因为修建、维护、运营铁路需要巨额资金，而当时清廷财政窘迫，他说：“百废之不举，类皆以财力未裕而苟安之，惟筹款项以事此不急之务，甚于政体亦似略乖矣。”他还说由于西方国家的资金充足，所有有实力修建铁路，而即使搜刮完天下的中国富商，也未必有西方国家一个大公司的财力雄厚。他还明确算了一笔账，如果借款修筑铁路，政府是无利可图的，就是一桩赔本生意。 第二，火车会扰乱民生。刘锡鸿认为修筑铁路会惊扰山川河神，他说：“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 ，明堙既久，神斯凭焉。”他还认为，火车会导致治安恶化：“西洋各国，地狭而分治者众，莽无伏戎，故火车之行无他虞耳。我则山林丛菁，常有剧盗，行旅被劫，视为等闲。”这里，他指出，西方国家面积小，便于管理，而中国地大，荒僻之地较多，火车途径之地容易被劫被盗。 第三，修铁路容易滋生腐败，败坏民风。他认为，一些官员会借修铁路之机大肆贪污。他说：“法令久弛矣，在下者知侵冒不足以干典刑，遂相习以自肥其囊橐；在上者知徇庇不足以获重咎，因相率而见好于属僚。”同时，他认为兴修铁路会助长奢侈浪费 ，败坏社会风气，因为铁路一旦运营 ，则货物流通，人们生活方便了，必将带来奢侈之风。他还指出，铁路会使中国淳朴的民风不再，因为洋人好利，开口必言利，这样会带来民风的堕落。 第四，修铁路会丧失主权。一是“火车事件，与垫路之铁条，脂轮之油水，中国皆无由制造，一概需诸外洋”，如果向洋人借债修路的话，欠下巨债，则会授人以柄；他还从军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兵力强则我可速以挫人，兵力弱则人反因以蹙我”，西方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如果修建了铁路，则中国更容易被他们控制。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众人提议修建铁路，或是被 “洋匪之怀叵测心者”到处煽动； 或是跟随“华人之好奇喜新不读诗书而读新闻纸者”随声附和；或是被“沿海之黠商捐官谋利者”所蛊惑。 总之，刘锡鸿认为，兴建铁路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从国家层面来说，就是国家负债加重、失去军事控制权；从民生的层面来看，则会助长奢靡之风、导致民风堕落，有百害而无一利。 19世纪的火车 三、这场辩论的实质：“重农抑商”与“重商主义”之争可以看出，这场辩论的实质是一场保守派“重农抑商”与洋务派“重商主义”之争。 刘锡鸿在思想上崇尚程朱理学，他曾明确提出：“国之存亡在德不在强。”他认为，中国千万不能学习“夷狄之道”，因为夷狄之道就是“逐利”的“市侩之徒”，仿效他们就违背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方针。 他反对洋务运动，经济上主张“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他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之根本，并且他还十分欣赏西汉初期的抑商政策。他看到英国人用机器印刷报纸，就担心机器会让工人失业；看到用机器代替人力耕作，就认为农民会失业。 反对修建铁路也正是他这些思想些的集中体现，也是当时保守派的代表思想，显示了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排斥。 保守派固守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思维模式，近代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带来的商业变革，让他们无法适从。他们对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视而不见，极大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最终被工业化和商业贸易的浪潮所淹没。 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时 以李鸿章、刘铭传为代表的洋务派，深刻地到了商业贸易的重要性，看到铁路为商业带来的革命性突破，通过兴办铁路可以富国强国，所以势在必行。李鸿章说：“铁路之妙用在调兵运饱，铁路之命脉在商贾贸迁。” 在保守派的阻挠下，清廷颁布上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无庸议。”刘铭传的提议虽被搁置，但洋务派主持修建的唐胥铁路却在1881年建成，这是中国铁路史上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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