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的存在，对当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挑战（下）

访谈嘉宾：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郜元宝 复旦大学教授。

采访：

邵岭 《文汇报》首席记者。

邵岭：质疑张承志是不是就成为一件很难的事？从张承志目前的作品来看，他的写作有没有局限性？如何评价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的位置？

罗岗：

没有作家是没有局限性的。问题在于，我们要用一种有效的方法质疑。这种质疑需要一种内部的批评，而不是外部的批评。外部的批评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举个例子。从立场来讲，以塞·柏林是不认同托尔斯泰的。但是你看他那篇最著名的文章《刺猬与狐狸》，对托尔斯泰的分析非常深入，即便在批评中也有理解，比一般的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批评托尔斯泰深刻得多。因为那样的批评是置身事外的，没有揭示出他自身的困境。　

同样的，我们如果质疑张承志，要通过张承志的逻辑，进入他的思路，来分析他可能面临的局限。他的很多东西写的都是悲剧性结局。我的理解是，张承志最后可能要把它归于一种美，就是失败的姿态也是美的。所以大家说他长得像三岛由纪夫，他自己也蛮认同。三岛由纪夫就是沉溺于美。但审美的力量需要转化为现实的力量，两者之间还是有距离的。特别是他的作品总是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不回避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表达，但是他没办法给出有效的回答，只能做出精神性的、审美性的回应。这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无论是信仰的立场还是艺术的立场　

尽管如此，张承志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坐标上一个特别独特的存在，一个异类。但他不是离群索居的异类。他始终是在场的。当我们的眼光离开西方主导的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张承志的价值。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并存在的。

　　

郜元宝：

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但要看你谈的是什么局限。作为作家，张承志的局限显而易见，但这样的局限哪个作家能够完全避免？真正值得一说的是他的另一种“局限”，就是他为何那么容易被人看出“局限”？他的“局限”为什么不像别的中国作家那样似乎永远也说不清楚？这实际上就与他在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版图的独特位置有关。他的位置太独特，所以他的“局限”也十分明显，甚至他的“局限”就取决于他的独特位置。

众所周知，我们早已习惯于称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有时直接将当下的中国文学也冠以同一名称。但细究起来，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乃是未加分析的模糊想象的共同体，在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张承志在1990年代以后的作品很难找到适合的位置。

只有在一个更加清晰和更加扩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张承志的位置才能够得以确认。他的中国立场和中国认同始终十分坚定；虽然据说他通晓多种语言，但日常写作所依赖的主要还是汉语，并在汉语的“美文”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母语”，由此从作家的内心深处涌出“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美文的沙漠》）；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多元共生而生机勃发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根所在。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张承志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上抹去，那将不是张承志的损失，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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