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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冬，西安郊区一名叫杨东锋的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个黑乎乎的金属物件，形似老虎。尽管杨东峰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物件，但觉得稀奇，就放在衣服口袋里带回了家，给妹妹当玩具。 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金属物件在家里几个孩子手中来回摆弄，逐渐磨掉了表面的锈迹，露出金色的字形，年少的杨东峰看不懂，也就没再过多的留意。 1978年11月，天气逐渐转冷，母亲生病，妹妹身上衣物单薄，杨东峰想要给家里置办点贴补，突然想到当做玩具的老虎形状的金属物件，看似铜质，应该能买点钱。于是带上“铜虎”前往西安，打听到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准备以废铜卖掉。 到了收购站时，杨东峰又有些迟疑，如果有人问起这物件是哪儿来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可又不甘心，就这样犹豫不决的在门口徘徊了很久。 这时，杨东峰的举动引起了一位文物专家的注意。他上前询问杨东峰是否有东西要卖，并和杨东峰讲自己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如果是有价值的文物，价格要比卖废品高好几倍。 听说能卖好价钱，杨东峰掏出了“铜虎”。文物专家反复看着这件虎形金属物件，又询问了一些当初发现时的情形，以及怎么后来怎么处置的。清楚了情况之后，专家给了杨东峰50元钱买下了“铜虎”。在当时，50元钱相当于高级技术人员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大概400斤大米。 专家为何出这么高的价钱买下这个金属物件？到底有多高的价值？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日渐重视，省市乡镇各级文物工作者们也都深入民间，搜寻流落于乡间地头的国家重宝。在收购站遇到杨东峰的人叫戴应新，来自西安市博物馆的文物专家。 戴应新反复观察了这件金属物，凭借多年的文物鉴定经验，心中有了基本的判断。 公元前257年，赵国都城邯郸被秦军围困，赵王求救于魏国，魏王派大将晋鄙带领十万部众前去援救赵国。晋鄙惧怕秦国报复，不敢冲锋，只是在外围安营扎寨。魏国公子信陵君设下计谋窃得虎符，夺了晋鄙兵权，大破秦军，解救了邯郸。这就是历史上“窃符救赵”的故事。 从材料和形制上，“铜虎”有可能出自战国时期，而它的作用应该是调兵虎符。 回到了博物馆，戴应新仔细端详这件“铜虎”，它首尾长9.5厘米，上下高4.4厘米，厚0.7厘米，正面突起如浮雕，反之背面则下凹，虎型， 昂首环眼，半张口，耳向后竖紧贴脑际，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末上卷，一付昂扬威武的神态。 戴应新顺着这件“铜虎”身上金色的字迹纹路读出了上面的内容: “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 从文字描述来看，可以基本断定“铜虎”确实是虎符。戴应新马上联系相关的历史学专家对“铜虎”进行鉴定和断代，经过当时秦汉历史学家陈直先生的鉴定，这件做工精美的铜质虎型符，就是秦代调兵用的“杜县虎符”，只可惜这件符只是左符，被秦的地方官员所持有，而帝王所持有的右符并没有发现。 1979年4月2日，一篇名叫《秦兵甲之符考》的文章在《西北大学学报》上发表，顿时引起了中国考古以及历史学界的一片惊叹。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当时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陈直教授。 他在文中指出，这枚出自秦国杜县的虎符，就应该是秦始皇时期调兵所用的虎符。而结合虎符上的错金字与同时期的新郪和阳陵虎符上的文字比较后，确定这枚虎符就应该是始皇6年以前， 秦王嬴政同父异母的兄弟嬴成蟜所用的兵符。 然而当时已经步入暮年的陈直老先生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文章掀起了中国考古学界一场长达数年的关于“秦杜虎符”真与伪之间的论战。 其实在之前，虎符就有过出土，而最著名的就是秦“新郪虎符”和秦“阳陵虎符”。曾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的罗福颐老先生，对两件虎符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当得知“秦杜虎符”出现时特别感兴趣。但是对照了“秦杜虎符”的照片以及当时发表的很多文献资料，他发现了一些让自己很不解的地方。 其一地点：《秦兵甲之符考》中所提到的发现地点西安郊区山门口公社北沉村并不存在。疑为杜撰。 其二文字，不论是秦“新郪虎符”还是秦“阳陵虎符”，符上的错金字都是从头之尾书写的，而“秦杜虎符”则是从背至脚书写的。而这种写法有别于古代的书写方式反而更倾向现代。 其三大小，秦杜虎符要比另外两件虎符大上不少，作为调兵遣将用的虎符，便于携带和使用，明显的越小越为实用。 其四形制，秦新郪虎符和秦阳陵虎符所采用的形制都是卧虎，而秦杜虎符采用的则是立虎，明显与传统形制不符。 其五语法，秦“新郪虎符”和秦“阳陵虎符”上的文字，头两字均为“甲兵”而“秦杜虎符”上则为“兵甲”。 其六称呼，历代秦王在春秋时称公，战国时称王，统一后称皇帝，从未听说过自降称君的，认为杜符上所写的“右在君，左在杜”是作伪者不明历史的一大力证。 以上是最大的六个疑点，罗福颐老先生再结合自己在建国初年与京城文物造假者的长时间接触得到经验，罗老先生得出了“秦杜虎符”实为假造的结论。他更加大胆的推断，这件所谓的“虎符”应该是造假者利用古代的一种乐器古錞上面的虎钮改造而成。 随后，罗老先生向外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以期刊《文物》中的《杜阳虎符辨伪》以及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出版的《商周秦汉青铜器辨伪录》影响最为巨大。整个中国考古和历史学界顿时一片哗然。 在之后长达数年的论战之中，无数的观点也涌现了出来，正反双方在各种刊物上的交战日趋激烈，但是到了1983年，这场论战却突然戛然而止。而在人们还在议论“秦杜虎符”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留意到正反两方的两个重要人物，陈直和罗福颐已经在1980年和1981年相继离世。 其实在最初，这场论战就已经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陈遵祥，那时的“秦杜虎符”已经落户于陕西省博物馆，身为保管部主任的他在看到了罗老先生的文章以后也十分震撼。但是在情急之下，他并没有马上撰文反击，而是不动声色地来到了杨东峰所居住的村子，反复询问当时发现虎符的地址和相关信息。 这里原来叫作“南关道”，1975年冬的一天，年仅11岁的杨东峰就在这个地方帮助平整土地，而“秦杜虎符”就是在这里距离地表30厘米的缓坡半腰中出土的，距离他所居住的北沈家村仅有0.5公里。 在古代“南关道”是一条南北大道同时也是秦京畿东南重兵镇守的要地，当时出土现场还遗留有大量的周秦时期的陶釜残片，这些发现至少说明这里绝不是罗老先所说的杜撰之地，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会则是因为在之后的简讯中，由于录入的失误，简讯作者误把北沈家村写为北沉村造成的。可以说当时的罗福颐老先生得到的是一条错误的信息。 至于秦杜虎符上的文字，大小，形制，语法和称呼这些疑点，陈遵祥重新做了细致的研究。 首先，“秦杜虎符”的大小和形制为什么与同时期的秦“新郪虎符”和秦“阳陵虎符”不一样呢？同一个年代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虎符? 陈遵祥在一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感觉十分的棘手，他马上找到了罗老先生所提到的乐器古錞的相关资料，反复比对古錞上面的虎钮与杜符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罗福颐的判断。 “秦杜虎符”绝对不是后世的人根据古錞上面的虎钮改造作假而成的，虽然“秦杜虎符”确实要比新郪和阳陵虎符大，但是只是略大一些，在长，高上分别长出1.2-1.7厘米。而戴应新反复观察手中作为比对的西周铜錞，发现它不仅在样式上与“秦杜虎符”区别较大，而且在尺寸上更是要远远的大于“秦杜虎符”，在首位长度上更是相差5.2厘米之多。这样大的差距后世如果要仿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秦杜虎符”上的文字是否是后世的人后加上去的？陈遵祥根据文字的差异作了具体的研究，在这短短四十个字中，除了一开头的兵甲之符，甲兵之符以及称呼王和君的区别，“秦杜虎符”和秦“新郪虎符”在整文的叙述方式和语法上几乎一抹一样，这就说明，如果这段文字不是伪造的那么两件虎符的年代应该比较接近，但是这样的结论又牵扯出一个问题，如果假定文字不是伪造，那么既然是年代如此接近，为什么“秦杜虎符”明显与另外两件虎符在形制上有如此大的区别呢? 到了这里，问题好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陈遵祥虽然否定了罗福颐先生对于“秦杜虎符”是后世根据古錞其上的虎钮仿制而来的说法，但是杜符的真伪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紧靠手中的线索不仅不足以证明杜符的真实性，反而更加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陈遵祥的研究此时也无可避免的停滞了下来。 1982年底，距离“秦杜虎符”的发现已经4年，陈直和罗福颐也已经前相继离世，然而此时的考古界仍然沉浸在一片喧闹声中，无数的猜想和假设也在这长达数年的论战中或被推翻或被证实，但是对于“秦杜虎符”的真伪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直到一篇文章的出现，它让早已陷入了死胡同中的陈遵祥抓住了那一丝的灵感。 这篇名叫《关于秦国杜虎符之铸造年代》的文章发表在了1982年第11期《文物》上，作者叫马非百，当时国内有名的先秦历史学家，他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秦国历史上一个人，而正是这个人他曾经称君而非称王，他就是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公元前357年～前311年），嬴姓，名驷，他在秦国的历史上非常有名，在位27年间，任用贤能，推行法制，并不断向外拓展领土。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打败魏军，夺取河西之地。而从那时起，秦以黄河、函谷关为界抵御关东诸侯，进可攻，退可守，为后世秦逐鹿中原奠定了在战略上十分有利的地位。
马非百在1982年的文章中的说法一下子给处于困惑中的陈遵祥带来了一条新的思路，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专家和学者都认为杜符的年代应该与秦始皇有关， 无论是陈直老先生所认为的被秦始皇同父异母的兄弟赢成蟜所持有，还是其他学者所认为的秦始皇自用，他们的观点都是“秦杜虎符”出自于那个时期的秦国，但是马非百却一下子把“秦杜虎符”的年代向前推进了近100年。 此时的陈遵祥马上意识到了这条线索的重要性， 他马上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果不其然，在《史记·秦本纪》中找到了文字依据，文中详细的记载了秦惠文王在他在位的前13年却一直在称君，直到第14年才改称王这一事实。 这一发现极大激励了陈遵祥，因为他知道，如果说“秦杜虎符”铸造于秦惠文王时期，那么在形制，文字，大小上杜符与秦“新郪虎符”和秦“阳陵虎符”的差异则可以彻底解释清楚。 历经多年的研究，陈遵祥终于一个一个的解开了罗老先生所提出的疑问，而之后一个完整的关于秦杜虎符的发现，辨伪，真相的清晰脉络也逐渐浮现出来。
原来，虎符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权的更迭不停的推动着虎符作为一种军事政治工具的发展，但是说起虎符则必须先要说到另外一种与虎符作用相似的一种传令工具——节。在先秦时，符合节的种类众多，虽然形状各异，但是在用途上并没有分的十分精细，虎节和虎符都有传令调兵的用途。 而陈遵祥认为，符节在那个时代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虎符作为周制虎节的一种延续，必然有一些与后世虎符不同的地方，早期虎节的形制就是站虎，而杜符作为现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还残存着站虎的形制并不意外，而后期的秦“新郪虎符”和秦“阳陵虎符”的伏虎相则是秦统一时期，站符形的转变。而文字，语法的些许偏差也正是那个时期，虎符形制转变的一种必然的过程。
“秦杜虎符”发现至今已经十年年过去，如今作为镇馆之宝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陈列。学术界关于“秦杜虎符”的真伪之争的硝烟看似弥散，但众说纷纭之中仍缺乏更加权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出现，来一定这场争论的乾坤。也许有一天另一半“秦杜虎符”被发现，让世人一览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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