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子游：专精礼学，泽被江南（下）

真友书屋 201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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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言的这段话虽然名气极大，然后世却对此有争议，宋陈澔在《礼记集说》中称：“此篇记帝王礼乐之因革，及阴阳造化流通之理。疑出于子游门人之所记，间有格言。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说，则非夫子之言也。”陈澔怀疑这段话乃是子游门人所记，他甚至认为大同小康思想不是孔子所说的话。而康有为则直称：“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南海康先生口说》）

康有为认为《礼运》的作者其实是子游，而其在《礼运》中阐述的大同小康思想也同样是子游的思想。但有学者不赞同这种认定，比如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在《礼运考》中认为：“《礼运》之作者不明，固不在言，谓为子游所作，殆不可靠，然而系于子游学派所作，则不难想象也。”那么，武内义雄认为《礼运》是谁作的呢？他的推论是：“孔门中通礼者子游，子游之下有檀弓，其后有荀子，此是儒家礼学一派发展之路径，最为明了者也，而荀子后学之作《礼运》篇，托于子游乃极自然之事矣。”

武内义雄猜测说，《礼运》乃是出自荀子之手，而后托名子游。然而这种推论却很难在史料中找出确凿的证据。更何况荀子指斥子游氏之儒为“贱儒”，荀子如此贬斥子游，他怎么可能还会写篇文章来托名于子游呢。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子游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对此，钱穆作了如下考证：“考孔子年五十一为司寇，子游年六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孔子与语大同小康，有是理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

按照钱穆的考证，那时的子游只是个不到10岁的小孩子，孔子怎么可能向他讲述大同小康的概念呢。其实此前早有人怀疑《礼运》不是子游记孔子之言，还有的人甚至认为这种观念不是儒家思想，比如黄震、姚际恒等认为《礼运》是老、庄作品，而伍非百则认为《礼运》乃是墨家之言。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说：“《礼运》篇毫无疑问，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那不必一定是子游所记录，就在传授中著诸竹帛也一定是经过了润色附益的。”

按照郭沫若的看法，《礼运》篇虽然不一定是子游亲笔所写，但至少是他所传的“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对于儒家的分派，前人大多会引述韩非在《韩非子·显学》中的所言：“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然这段话中并没有子游氏之儒，但《荀子·非十二子》中却有这一派：“弟佗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彼君子则不然。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

虽然说《荀子》的这段话乃是用贬斥的语言谈到了子张、子夏、子游所传三派，然这三派韩非均未提到，但通过《荀子》的贬斥，至少说明在那个时代已经存在子游氏之儒，而该派传播的当然是子游的儒家思想，故《礼运》篇体现的也是这一派的观念。如果这种推论不错的话，那么后世不断颂扬的大同小康观念则应当是子游的思想了。

关于《礼运》一篇所阐述的整体观念，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中认为：“礼运者，言礼之运行也。盖自礼之本于天地者言之，四时五行，亭毒流播，秩然灿然，而礼制已自然运行于两间矣。然必为人君者体信达顺，然后能则天道，治人情，而礼制达于天下，此又礼之待圣人而后运行者也。周衰礼坏，孔子感之而叹，因子游之间，而为极言礼之运行，圣人所恃以治天下国家者告之。”

看来《礼运》讲述的就是礼的实施细节，而这正是子游在多方面认真探讨的问题。当然，子游在很多方面乃是继承了孔子的观念，不少的文献中都记载了子游向孔子请教礼的问题，但其所问大多为丧礼，比如《礼记·檀弓上》：“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县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

子游向孔子请教丧礼上用的器具，孔子告诉他这要根据家里的财力大小来决定，但子游觉得每家人的财力大小相差很大，如果按照孔子的所言，似乎就没有了统一的丧礼标准。于是孔子就向他作了细节上的解释。《礼记·檀弓下》中还有子游对礼道的见解：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人死，斯恶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蒌翣，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飨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訾也。”

有子和子游在路边看到一个小孩子哭着寻找父母，对此有子跟子游说，他一向不理解在丧礼中为什么要有顿足的规定，为此他还想废除掉这条规定，因为他觉得孝子的哭丧就该当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只要发自内心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用真情来哭，不必要作具体的规定。

但子游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礼的规定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统一的规定，那就如同野蛮人那样任意而为。接下来子游一步一步地阐述了一个人情绪的递增过程，他认为孝子在丧礼上规定顿足三次，是为了不让情绪失控，以此来防止哀伤过度。

可见子游在礼的规定上区分的十分细腻，为此，他也跟老师孔子有过仔细探讨，《孔子家语·正论解》中载：

子游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极言子产之惠也，可得闻乎？”孔子曰：“惠在爱民而已矣。”子游曰：“爱民谓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产者，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是爱而无教也。”

孔子夸赞子产，子游问为什么，而后他一层层地问下去，以此来区分德教与施惠，可见他是一位在学问探讨方面极其认真的人，而其所创学派可惜到后世渐渐分化了。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辟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说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虽然荀子于此所言仍是以自己所传为正，他人所传为非，但他却将孔子与子游并提，认为子思和孟珂也传承了子游的观念，这也同样讲出了子游在儒学史上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子游把儒学思想传导到了南方，宋袁甫在《常熟县教育言氏诸孙记》中称颂言子说：“与他所论礼，皆精人毫发，独圣人之传至于论子游之门人，则谓仅可当洒扫应对进退之末，而本之则无。然则知本斯可谓知礼，此正夫子所以大林放之问而未可以子夏之论小之也。且子游吴人也，太伯端委以治《周礼》其源流有自来矣！而况讲习于洙泗之间，巍然在四科之列，武城弦歌之风。”而元张起岩在《弦歌书院记》中称：“夫以周之长世，列国争雄，功私是尚，以吴人乃能独悦周公之道，北学中国，身通受业为孔门高弟。列于文学之科，又为鲁所器重，委以民社。推引学道爱人之语，以诗书礼乐熏陶其民，弘歌之声复闻于今。”

明洪武年间，太常博士姜渐在《修学记》中极力夸赞言子对南人的教化：“昔三代之有天下，文莫备于周，而泰伯实启之；教莫盛于孔子，而言偃实师之。自泰伯以天下让，而吴为礼仪之邦；自言偃北学于圣人，而吴知有圣贤之教。由周而降，天下未尝无乱也，惟吴无悖义之民；由汉以来，天下未尝无才也，惟吴多名世之士。虽阅千数百载而泰伯、言偃之风，至于今不泯。噫！教化之感人心而善民俗也如此。”

清康熙年间，鲁超在《重修常熟儒学尊经阁记》中讲到了言子对南方文化的重要作用：“徘徊瞻顾而叹曰：‘勾吴之俗，剃发文身，不兴风教。再孔子教于东鲁，而子游氏崛起南国。虞虽小邑，得为东南风气之首，以有子游氏之儒也。’子游氏以学道爱人，教其君子、小人，而弦歌之声遍闻闾巷。”故康熙年间的马逸姿在《子游祠碑记》中有这样的赞词：“夫子之道，日月同光，子游文学，云汉为章，明德远矣，百世流芳，遗迹今寻，犹在其乡，虞山苍苍，琴水茫茫，君子之学，山高水长。”

二十余年来，我多次前往常熟，因为虞山处在常熟老城的中心，故每次来常熟都路过此山，而言子墓就处在虞山脚下。每当我乘车路过此处时，都能看到山脚下巨大的石牌坊，而我也向这位先贤行注目礼。

我第一次登山去朝拜言子墓乃是2012年6月3日，虞山乃是外地游客来到常熟时的必访之地，云淡风轻风和日丽的天气，故今日游客人数更胜于往日。

仲雍墓前的广场

仲雍墓石牌坊

仲雍墓文保牌

沿途不少算卦摊

步行到山脚下，方看清这里实际有两个石牌坊，其一是仲雍，另一个才是言子，这两个牌坊相距约二十米。仲雍乃是周太王之子，他的哥哥是太伯，弟弟是季历，仲雍排行第二。当时父亲想传位给季历，之后又立季历之子姬昌，于是仲雍和太伯主动避让，他们从陕西迁居到了江苏无锡。太伯即位吴国君主，后因其无子而仲雍继位，故而仲雍乃是吴国第二代君主，仲雍去世后葬在了虞山。如此说来，此墓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后来子游去世后，葬在仲雍墓旁。两位历史名人都葬在了虞山，可见此山乃是风水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