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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的中国历史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随着文化的传承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不同的学说交汇在一起使得中国人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于无形中影响了中国人做人处事的思想。而由于不同身份的人之间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其的期待也不同，做人处事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本文将从文化对做人处事思想的影响入手，简单分析一下不同身份、不同时期的古人做人处事思想的差异。 一、不同阶层的做人处事思想1、君主的做人处事思想 君主做人处事的思想会对国家风气有很大影响。正所谓“上行下效”，统治者对臣民起到了表率作用，对统治者为人处事的思想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在为人上要求君主爱民如子，克制私欲。古代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权力过大难免会造成有些放肆。曾子早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秦始皇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帝国，却没找到合适的方式管理，穷奢极欲也不爱护百姓。秦始皇筑长城、建阿房宫、修秦始皇陵，消耗了大量的财物和民力。 大肆搜刮六国财物“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再加上连年的征战和繁重的劳役使得百姓不堪重负，最终揭竿而起。秦因奢靡暴虐而灭亡，汉因节俭爱民而兴隆。汉文帝、景帝时期修养生息、勤俭节约。创造了“文景之治”。文帝还爱民如子，重视农业，带领大臣再农忙时节亲自下地耕种。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获得了民心，为汉武帝与匈奴的作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秦始皇 在处事上要求君主有识人之明，能明辨是非并且采纳正确意见。因为君主的决定往往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策，这就需要统治者身边有良才提供优质的建议，并且统治者要有辨别这些谏言的能力。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还向刘禅进言到“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而贤君往往都有良臣辅佐。唐太宗有魏征这样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房谋杜断亦是一段佳话。 秦孝公在与商鞅座谈几日几夜后委以高官重任，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刘邦则是文有张良，武有韩信，还有萧何稳定后方。而相应的项羽方面人才流失严重，忠心耿耿的范增都因为项羽的怀疑负气离开。 2、官员为人处事的思想 对官员为人上首先要求忠君，统治者自然希望臣子能忠于自己。最初忠的概念是相对的，臣子忠于君主，相对的臣子对君主也有要求。如在孔子的理念中，君臣关系应该是“臣事君以忠，君待臣以礼”。而后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君主拥有了绝对的地位，忠诚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愚忠。 君臣之礼 这种转变与法家的推动息息相关。在法家的理念里君主管理群臣用的是术，通过各种方式控制群臣来保证自己的权力。《韩非子·扬权》中这样描述“探其怀，夺之威，主上用之，若电若雷。”而且臣子要对君主绝对服从“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而到了商鞅时期提出了尊君的理念，在《商君书·君臣》中写到“君尊则令行”。 君臣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君主通过奖赏来使用臣子的才能，更类似于一种交换关系。“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于是“则臣得尽其力”。由于统治的需要，这种对君主无条件的服从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期中一直存在，直到帝制被推翻。 官员为人还需要廉洁清明，清官往往被百姓爱戴推崇。贪腐一直是影响国家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问题，只有官员廉洁公正国家才能平稳发展，百姓才能安稳的生活。据《尚书》记载，舜告诫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皋陶也认为，治国应该“直而温，简而廉”。 贪腐容易导致国家和百姓的财富流失，而聚集在少数官僚的手中。贪官剥削百姓导致政府失去民心，而清官为百姓造福的同时还能收获民心，其重要性无需多言。而廉政建设最主要的是要的是统治者以身作责，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而后还要改变制度管住官员的权力。 舜禹禅让 北魏前期官员没有俸禄，而是可以在缴纳了规定的粮食后在土地上肆意收割，导致了官员无休止的对百姓剥削。这种现象到北魏孝文帝时期才进行改革。为了解决贪腐问题还开创了“养廉银”，希望通过高薪养廉的方式让官员们不用贪腐。 而官员的处事理念则各有不同。中国人推崇的是勇敢果断，公正无私的官员。官员的最高境界是“文死谏，武死战”。有直言进谏，不惧死亡的官员，而皇帝即使再生气也不会轻易责罚进谏者，魏征才有机会多次直言进谏。有的官员喜欢逢迎上级的喜好而不顾实际情况，如胡亥在位时甚至不知到真正的情况，官员只报是流寇作乱不足为患。 而也有官员巧妙的进谏，在不惹怒君主的同时达到目的。如楚庄王3年不理朝政，大臣淳于髡巧妙进言：“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楚庄王回答“此鸟不蜚则已，一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二、共同的理念由于责任不同，不同的阶层为人处事的理念略有不同，但有一些为人处事的理念是不分阶层的。 首先是爱国，这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也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理念。爱国的理念推动着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也有不少忠君爱国，坚贞不屈的勇士。两宋时期热爱祖国，投笔从戎的文人尤其多。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他们为国家舍生忘死的情怀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文天祥 而后是诚信。对国家而言有诚信才能取信于民，朝令夕改的政府是没有威慑力的。对百姓而言有诚信才能有良好的声誉，“人无信则不立”。诚信对法家来说尤为重要，只有百姓相信律令才能正常的推行。于是商鞅再立法之初为了建立国家的信誉，想出了“徒木立信”的方法。他立起三根木头，并且告诉百姓只要搬到指定地点就能得到高额的赏金。 百姓无人相信于是赏金不断提高，最终有人在赏金的诱惑下站了出来。完成任务后赏金当场兑现，官府也在百姓面前有了信用。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去了信用也失去了威望，最终上演了一幕“狼来了”的戏码。民众也需注重诚信。曾子的妻子为了哄孩子答应回来杀猪给他吃，当时猪是非常难得的，回来后就后悔了不打算兑现。但曾子认为大人应当讲诚信，坚持杀了猪兑现诺言。 而处事的共同点还有勤劳好学。雍正帝是以勤政著称的皇帝，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而每年只有在生日那天才会休息。而作为农耕社会主体的农民也是颇为辛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可知耕作的过程是很艰辛的。“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也是我们所推崇的处事方式。康熙帝博学多闻，他不但熟读经史，还学习了几何和代数。还有好学如匡衡者，凿壁偷光来读书。而宋濂不觉环境恶劣“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三、不同时期为人处事的理念秦以法家立国，秦吏在为人处事上以法为标准。而且民众间相互监督负责，致使百姓不敢因私情而枉法。汉初修养生息，用黄老的无为而治。曹参即萧何之后为相国，却一直没有作为。惠帝问曹参原因，他回答“我不如萧丞相，陛下不如先皇，我们遵守他们定下的制度就好了”。 萧规、曹随生动的反映的当时官员清静无为的处事理念。而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忠君爱国的为人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后官员的处事态度与时代有关。若遇盛世明主，则可做个直言进谏的“治世之能臣”。若是逢乱世则只能收敛锋芒，观察局势伺机而动，先安己而后安天下，做个“乱世之枭雄”。所以盛唐这类的盛世能有那么多能臣强吏，而三国这类的乱世多的是分裂割据的野心家。 四、小结为人处事的思想随着身份、时代的不同一直在变化。统治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树立威信，管理国家。而民众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好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不同时代所需要的人才不同，官员们为人处世的方式也随之变化。 参考文献： 1、《韩非子·扬权》 2、浅谈中国古代传统处世智慧 袭敬忠 3、《中国古代的为官之道> 时运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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