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女经济学家在贫困国家为“小问题”试验解决方案，探索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她相信这些研究也可供富裕国家借鉴。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 德尔菲娜·施特劳斯
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因为她在贫困国家的工作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Nobel Prize)。现在，这位法、美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希望利用这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机会来挽回她所在行业的受损名声，恢复其在解决困扰富裕世界的问题中的作用。
我们在伦敦见面，迪弗洛很和蔼地面对眼前这又一轮追根究底。“我很忙，但这是有意义的忙。”她这样评价获得诺贝尔奖后的一个月。
她的一本新书刚刚出版（《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试图展现经济学能为有关移民、贸易或日渐严重的不平等的激烈争论带来什么），她说：“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时机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选择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传统。在过去20年内，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奖获得者是55岁以上的美国白人男性。47岁的迪弗洛是这个领域的最年轻获奖者——而且仅是获得此奖的第二位女性。虽然她与她的丈夫、同为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以及哈佛大学(Harvard)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共同获得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她因为上述原因吸引了大部分关注。
谈到私人的事情，她有些谨慎——当我问起她与丈夫在工作中的紧密关系时，她只说很轻松，因为“我们都是书呆子，我们喜欢自己做的事情”。只有在解释他们开创的研究方法时，她才变得活跃起来。
我们的对话刚开始几分钟，就深入探讨了免费发放的扁豆、短信提醒还是村庄里的传言最能提升疫苗接种率。这样一下子就深入细节的讨论并不令人吃惊。迪弗洛不太受得了那些寻求用宽泛理论解答“大问题”（例如增长的源头，或是贫困的终极原因）的同行。
相反，她不懈追求“小问题”的实用解决方案，从而改变了发展经济学领域。这些小问题包括如何最有效地劝说印度农村的老师去上班；或者如何劝说父母为孩子打疫苗。而最终帮助解决后一个问题的是扁豆。
迪弗洛和班纳吉做的一份早期田野调查显示，当印度农村居民能利用拥有可靠工作人员的移动诊所时，疫苗接种率会提高至原来的三倍。但如果每接种一次疫苗就能得到一公斤扁豆时，效果会更好——这显示了少量、非金钱的激励具有改变人们行为的作用。
这只是克莱默开创、班纳吉和迪弗洛将之体系化的实验方法的一个例子。班纳吉和迪弗洛创立了J-Pal研究中心，该中心将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全球网络。
在其他实验中，他们证实，比起缩小班级规模或额外聘请教师，补习辅导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有争议的是，小额贷款计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并不如其倡导者宣称的那么大。“我们把这些结果保密了很久，”迪弗洛表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当在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七项评估都显示出类似结果后，他们才将其发表。
他们利用“随机对照试验”——仿照测试新药的临床试验——来得出结论，这种做法引起了批评：特别是有人认为，从一项具体、基于地域的实验中得到的结论是不可能推而广之的。然而随机对照试验现在成为了标准工具，用来试验解决贫困的方法是否有效——而且也越来越多地被发达世界采用。
迪弗洛推广随机对照试验这种研究方法的努力，反映出她进入经济学领域的最初动机——她坚信研究可以影响政策。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对贫困有深刻的认知：迪弗洛的母亲是一名巴黎的医生，年幼时全家为一份后来落空的工作而移民，所以她在阿根廷一个“肮脏、贫穷又偏僻”的地方长大。迪弗洛说，母亲后来每年会跟随一个非政府组织前往危机地区工作数周，并告诉她的孩子们，“我们帮忙的方法就是让她走”。
迪弗洛本科学的是历史，最初她认为自己能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只能是一项副业。在俄罗斯担任研究助理的一年期间，她产生了顿悟：她看见当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这些经济学家来到莫斯科，就政策制定提供建议时，政治人士会认真听。她说：“当我意识到，‘我的天，这就是经济学家做的事情’——我也想做这个。”
如今，迪弗洛减少了亲自参与田野调查的时间。做这些调查主要是去印度，在那里，她的家庭与职业关系使她更容易带上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说：“他们会去田野里，去村庄里，去看洒红节(Holi)——我们带他们去非常不错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印度很酷。”
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结果是政策制定者现在愿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试验。在印度，受哈里亚纳邦政府委托，迪弗洛正在对她自己关于如何鼓励接种疫苗的一些想法进行试验，该邦人口约有2500万。这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中一个意料之外的困难是，她发现存储和分发如此多的扁豆是不实际的。几年以后才决定采用一个替代方案：免费充值话费。
尽管她着眼于试验政策解决方案，但迪弗洛表示，评论家有时错误地把随机对照试验描述为寻找万灵药，也就是适用于任何情况。她认为，在一个“很遗憾，这里没有奇迹疗法”的领域，与药物试验的类比只能走到这么远。“在临床试验中，目的是投产……在经济学里，随机对照试验起着不同的作用，通常这种试验更多是为了理解关于行为的非常基本的东西。”
迪弗洛相信，她在贫穷国家进行的探索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会给富裕国家政府带来重要的经验。她也坚信，经济学家应该多发声——如果说人们不信任专家，那么有一部分原因是最优秀的学者因为担心被误解而不发表意见，任由空谈家和所谓的权威人士大发厥词。
这是她与班纳吉合著的新书中的两个主题。在书中，他们试图描述“当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如何思考世界”，同时讲述他们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的洞察——例如，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穷人即使可以选择也不移民，或者为什么忽视人们认同感的福利项目会失败。
迪弗洛和班纳吉认为，在现实中，人们并不必然会跳槽到最好的工作岗位，或投资于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加税会让人们减少工作。他们对许多事——健康、自尊、清洁的空气——的关心超过对人均GDP最大化的关心，后者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对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可能也不再是正确的优先选项。
正如迪弗洛所言：“对政界人士来说，像上面说的那样从更广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一个好处，反正他们很难改变GDP，但那些事情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政策来改变。”在她看来，美国的优先任务将包括：为因贸易而失业的工人提供更大力的支持——效仿《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中支持退伍军人的项目——并对早期教育投入大量资金，创造“机器人永远不会取代”的高级工作岗位。
迪弗洛认为，过于相信“金钱激励”(financial incentive)是主流经济学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在我们对贸易、对税收……对社会项目的思考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错误观念所投下的长长的阴影。”
 迪弗洛对经济学界不愿接受与公认理论不符的证据持批评意见，虽然人们已在进行反思。她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学家佩蒂亚·托帕洛娃(Petia Topalova)为例。托帕洛娃早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研究显示，在印度一些受贸易影响较大的地区，减贫工作会进行得更慢。托帕洛娃的结论——需要对全球化造成的输家进行补偿——在如今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在当时，她的论文受到了几乎一致的鄙视，她被迫在学术界之外另谋职业。
迪弗洛表示：“我希望我能肯定地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但如果还有盲点，这种情况还可能发生。”她补充称，经济学家之所以不会去怀疑他们的假设，是文化问题使然——尤其是经济学界在性别多样性方面的糟糕记录。
虽然作风低调，但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域里，迪弗洛显然一直如鱼得水。她先是在精英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学习，30岁之前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职，2010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获得此奖常常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前奏。“我想我以前甚至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我在想……如果她（托帕洛娃）是一个男的，性格火爆倔强，而非一个毫不张扬、礼貌得过分、教养极好的年轻女性，人们还会如此轻视她吗？或许不会。”
不过，迪弗洛主要想表达的是，尽管经济学家们存在各种缺点，但他们也是能做出贡献的。“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往往会让你感到乐观，因为很多方面的情况都变得好多了，”她说，并提到婴儿死亡率和疟疾感染率在稳步下降，而入学率上升。她强调，这些趋势既发生在有幸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也发生仍难以实现增长的国家。“聚焦于正确的政策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当我情绪低落时，我就会想这些事情。” 德尔菲娜·施特劳斯(Delphine Strauss)是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