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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米芾行书风格分析

 天涯若比邻印军 2019-12-11

一、宋代行书——再出新意

一种艺术的发展,必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把书法置入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揭示书法与历史、文学、哲学等之间的关系。书法自东晋“二王”以来,已经完成了书体的演变,从那以后进行的均是书法风格的演变,在魏晋时期建立起来的审美与技巧体系,已经成为了一个范式。二王之后,变革者极少,自唐代伊始,颜真卿的书法,无论是用笔还是审美,都是对“二王”书法的一大冲击。颜真卿的书法同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文章、吴道子的绘画一样,都是古今之变的终结者,大力推动了唐代楷书与草书的发展,更是把书法审美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唐代严谨的法度之下,楷书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而草书更多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展现,草书发展到了唐代,以张旭、怀素的狂草为代表,过于肆意。在宋代因不能更好地表现文人的内心世界而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宋代文人则在思考用什么来展示宋代书法。

随着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宋代呈现文人当道的局面,文人的社会地位骤然升高,科举制度的完善和普及,使宋人的文化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从而也使宋代文学有了巨大的发展。随着文人思想和社会城市风气的解放,人们期待一种人性的释放,追求精神的独立,注重个性与向往自由,生活中的各种喜好得到发展,于是“尚意”“尚韵”的书写风格逐渐产生。而行书作为他们表现心性的最好方式,既不像楷书那样法度严谨,也不像草书那么张狂肆意。米芾的《蜀素帖》、黄庭坚的《松风阁帖》、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都是行书的代表作品,也代表了宋代文人内心的情趣。因此,行书一体在宋代最为流行,宋代书家在行书上也是最为留心和用功的。

另外,宋人并非不写其他书体,他们也写楷书、篆书、草书。但是,发展受制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宋代不再以唐代的“身言书判”取士,实行誊录后,在科举考试时,书写的重要性不复存在,其他更加便捷的书体得到发展,行书的书写速度快于楷书,辨识度高于草书,这是行书的使用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

二、“集古字”——终成大家

米芾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祖籍山西太原,后迁居于湖北襄阳,与其子米友仁创立了“米点山水”。因其性格怪异,行为举止癫狂,人称“米癫”。于1103年被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米南宫”。

米芾六岁学诗,随后习书,初学颜体,得其大气宽厚;后学柳体,得其字法结构严谨;最终转入学习褚遂良,相对于前面三位大家,得其笔法灵活多变,轻重变化明显,字形结构之间的呼应更加自如,犹如行楷书一般,见其墨迹小楷《向太后挽词》以及《王略赞贴》,整体气息更像魏晋“二王”书风,有飞翥之势;行书方面参悟李邕之书,又学杨凝式得其萧散,取其欹侧自然。

米芾集古字的学习方式,也是其成为大家的重要因素。他取法各家,不同于唐代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一样照搬古人的方式,而是通过大量临摹大家作品,取其形似,而得其神。这也说明米芾的书法极其重视古人的学习,讲究笔笔有来历,字字有出处。

在初期,也就是32岁之前,通过大量临习古人作品,米芾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唐人风格,早期的行书如《三吴帖》《砂步帖》,其字形结体中宫收紧,用笔方折有力,有明显的欧阳询行书的影子。

米芾对书法有着执着的狂热,说自己“一日不书,便觉思涩”。前人练书法,池水尽墨,秃笔成冢,米芾习书之勤丝毫不亚于前人,他一日都不敢懈怠,甚至大年初一也勤习不辍,他的《元日帖》就是最好的例证。书法于米芾而言,已经不是一般的兴趣爱好,而成为他生命以及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逐渐学习与积累的过程中,量变产生了质变。对于一般书家来说,往往不敢尝试或者不接受这个渐变的过程,不敢越雷池半步,终其一生被束缚在条条框框内,只敢尚古人之意,不敢尚自家之意。米芾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临摹“二王”的作品,却完全是自己书风的展示。这才是真正“集古字”的奥秘所在,化古法为己用,终成一代大家。

三、八面出锋——用笔精妙

精妙的用笔是米芾集古字的产物,而书写常说的“八面出锋”,则是米芾的代表性特点。米芾在学习中唐书家段季展时,从段的书法中发现其笔法源自于王羲之的《兰亭序》,于是学习“二王”及其他魏晋时期名家的书法。王羲之的用笔相对含蓄一些,米芾则是在王羲之的基础上,使“八面出锋”得以强化。“八面出锋”,米芾又称“四面”,这里的“四面”是指由笔画所构成的字形四面八方都能锋棱外露,笔法的各种变化,致使字形的姿态、欹侧、调档发生各种变化。

虽然米芾的书法深受王羲之笔法的影响,但是在王羲之、王献之这“二王”之中,米芾更倾向于王献之。因为献之书法的精神气质与他颇为契合,他曾说:“子敬天真超逸,岂其父可比也!”米芾说自己是“刷”字,意指他书写的过程,沉着痛快,真趣自然。

四、真趣自然——放笔一戏

米芾被大家称为“米癫”,因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和表现,其在书写时的表现更为真趣自然。米芾所处的时代是各家文化思想大融合的时期,儒、道、禅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米芾受苏轼的影响,对魏晋思想产生兴趣,其追求的“真趣,自然”就来源于此。“自然”,是自汉代以来被视为最高审美或审美价值的标准,这种标准源于先秦时期道家与儒家在文化上的推崇,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对“艺道”的规范。

书法与“自然”的联系产生于汉代蔡邕时期,书法的形态结构变化必须以自然法则即阴阳对立统一为依据,这样才能通过外在的形象表现书者的内心情感。世间万物变化多样,米芾的书法一帖一个样貌,没有重复,个人的喜怒哀乐借助精妙细腻的笔法反映在纸上,这些需要在书写的过程中,充分临场发挥,最大程度地调动瞬间的偶然性。书写时无意于书,才能在书写时灵光迸发,随意所如,才能产生佳作。

米芾的“方笔一戏”表达其生活的态度,有“癫”的一面,也有“洁”的一面,黄庭坚认为米芾的内心世界已然癫狂到极致,不符合常规之举,但这是科举与党争大环境下的一种无奈之举吧。而“洁”的一面,表现在米芾没有置一间田舍,除了在镇江的家产外,搬不走的公产都留给了下一任,这便是米芾“洁”的一面。

米芾此人,“癫狂”却不入流俗,书画才情横溢,用“真趣自然”的理念、尊古却又“今不逮古”的思想开创了行书的另一巅峰,在群星荟萃的宋代脱颖而出,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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