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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不仅要说出典故，而且还要使典故与当下要表明的事理或要描述的对象联系起来。这种联系，通常是逻辑的联系，即借判断、推理将二者关联起来。而特定判断形式往往又有自身的蕴涵。这种蕴涵有时受到用典的上下文和背景知识的限定，往往会更明确并变为修辞上的蕴含。至于用推理来联系，现实话语中人们并不一定要把推理过程完整地说出来，而且有时故意详此略彼，声东击西。这样便又会产生蕴含。 一，借助判断本身的蕴涵而产生的蕴含 在特定语境里，用肯定（或否定）这一面来表达否定（或肯定）另一面的目的，这在一般话语中常见（例见张炼强书），在用典中也时见使用。魏晋南北朝的名士喜欢用这种手法，《世说新语》中便多见记载。如《巧艺》篇：“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这个判断的蕴涵为：其他人都不能免卿此语。如果再把务光是已死去的古人这一点考虑进去，则意思为：现今没人能免卿此语，你的要求不切实际。与此类似的如《言语》篇：“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庐来朝，故当不昧此语。”古人介葛庐能听懂牛马叫鸣的意思，王濛（字仲祖）歧视少数民族，认为蛮语有如牛马叫鸣，只有古人介葛庐能听懂，而在他那个时代则已无人能懂。再如《汰侈》篇：“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石崇认为如同升孔堂，则自己赶得上其中最好的学生颜渊、原宪。王敦认为石崇好积敛财物，不能安贫乐道，故对石崇的话不以为然，但出于礼貌，他要在表达上缩小与对方的差距，所以佯说赶不赶得上其他人我不知道，只知道你跟次等生子贡差不多。但既然说了石崇只赶得上子贡，则自然就否定了他能赶上其他孔门弟子，结合上文，也就否定了他赶得上颜渊、原宪。所以石崇听后恼羞成怒，转而说颜渊、原宪不足为训。 庾信偶尔也用这种手法，他在其《梁东宫行雨山铭》把行雨山当作美女来描写，最后说：“谁言洛浦，一个河神！”这是用反问句来表达一个肯定判断：“洛浦不止一个河神”。在这篇文章的语境中看，实际上就是肯定了洛浦有两个河神，行雨山就像曹植笔下的另一个洛神。 唐代的李商隐则用得更加娴熟，乃至以之用为诗篇的架构。如《赠宇文中丞》：“欲抅中天正急材，自缘烟水恋平台。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大和年间，宇文鼎当上御史中丞，本想荐引李商隐，但此时李留恋幕府，不想离开。他认为宇文鼎的亡友张君之子最需宇文鼎荐引，即所谓“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言下之意是：自己尚不怎么急。又如《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十顷平波溢岸清，病来唯梦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按曰：“一、二谓曲江清波十顷，病中无日不渴想而频作梦游。以'梦’想暗点'渴’字。三、四由己之'渴’，进而疑及相如或非真患'消渴’，否则何不饮尽沱江而犹放其过锦城欤？盖谓己之病'渴’甚于相如也。”此说甚有见地。否定相如病“渴”的理由是作者突发的奇想，显然站不住脚。但作者之意本不在此，他不过是借否定相如病“渴”来表达另一层蕴含，对照前面的话，不难看出，这个蕴含便是：我李商隐才是真正病渴了（据专家研究，此诗系年于开成二年登第后，当时李商隐渴望求得佳偶）。由此可见，整个这首诗就是围绕着体现这个蕴含而构思的。 二，以含典故的判断的预设作为句子的蕴含 预设与蕴涵有联系，有的学者把预设看作特殊的蕴涵。预设虽然也是在话语中没有完整地用词语表达出来的东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预设不是写说者要表达的主要意思，如前举《世说新语·巧艺》“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它的预设“有个叫务光的人”就不构成蕴含。但我们知道，预设的内容一般是已知信息或既成事实，这样，人们便习惯地认为所有的预设内容都是真实的。于是，有人便利用这一点，把一些虚假的或无法验证的说法当作预设。虽然他们表面上说的或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但其真实意图却是要将其话语中的预设强加于人，也就是说，这个预设正是他们的言外之意之所在。这个时候，预设便构成了蕴含。这里举一个用典中的例子，如《世说新语·言语》：“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 崔正熊与陈某表面上是在讨论崔的世系问题，但实际上二人的真正意思却藏匿在各自的话中的预设之中。陈某问崔正熊“君去崔杼几世”，其预设为：君为崔杼的后代。而崔正熊反唇相讥：“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这句话的预设是：如果说我是崔杼的后代，明府您便是陈恒的后代。大家知道，崔杼、陈恒均为春秋时齐大夫，崔杼弑君，陈恒篡国，都被认为是坏蛋。 判断中的蕴涵有时也因为用了特殊的动词而产生，这种蕴涵即构成蕴含。试以李商隐诗的“羡”字为例。《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卞和被刖双足，本是不幸的事，而自己竟还羡慕他，可见自己比他更不幸。因为自己要受制于长官，终日趋走逢迎，没有丝毫自由。又如《荆门西下》：“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杨朱在陆地上的岔路口不知何去何从，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较之作者迷失于茫茫洞庭、看不到陆地而独谋命于蛟龙的情形来，却还算不错了。很明显，以上这些蕴含都是因为“羡”字而产生的。“羡”有“羡慕者当下的地位处境不如被羡慕者”的涵义。 三，暗中以典故作大前提，行文中只说出小前提，而以结论作蕴含。 通常情况下，三段论推理中省略的部分不是作者最终要表达的观点，如《世说新语·赏誉下》“王蓝田为人晚成，时人乃谓之痴。王丞相以其东海子，辟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王述（即王蓝田）的话省略了大前提：“唯尧舜乃能事事皆是”。但王蓝田要说的观点是主上不能事事皆是，它与小前提“主非尧、舜”都一起被说出来了。这句直白的话在修辞上看，已无蕴含。但有时真正要说的观点却要从已说出的话中推出来，这就是修辞学上要分析的蕴含。 从用典中的这类蕴含看，大部分情况是暗以典故作大前提，只说出小前提，而以结论作蕴含。如庾信《哀江南赋》：“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我们分析后一句。这一句用《抱朴子》之典，《抱朴子》中讲到：周穆王南征时，兵将死后，君子化为猿鹤，小人化为虫沙。庾信暗以该典故所说作大前提进推理：兵将中之君子死后才化为猿鹤，现兵将中之君子化为了猿鹤，所以他们死了。之所以不直接说兵将中之君子死了，大概是因为忌讳。又如李商隐《哭虔州杨侍郎》写杨以高官身份而遭下狱时说：“深知狱吏贵，几迫季冬诛。” 深知狱吏贵，用西汉太尉周勃下狱几遭迫害、幸得打通小小狱吏之关节从而免吃苦头、乃悟而叹狱吏之贵这个典故。但杨侍郎（杨虞卿）不一定真有与周勃相同的经历，这里用典，只是要说杨以高官身份而遭下狱一事。它中间有这样的推理：朝廷高官只有在入狱后才知道狱吏之贵，现朝廷高官杨虞卿知道了狱吏之贵，所以，他肯定入狱了。 当说写者把典故中人或事的特征直接移接到他们当下正说到的人或事之上时，也能产生上述的蕴含。如庾信《伤王司徒褒》说王褒“自能枯木润，足得流水圆。” 王褒是人，按常识，不可能使枯木润、流水圆。什么东西能使枯木润呢？《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 什么东西能使流水圆呢？《尸子》：“凡水，其圆折者有珠。” 庾信的赋语中实际上发生了这样的推理：只有玉能使枯木润，珠能使流水圆，现王褒能使枯木润、使流水圆，所以他是玉、珠。类似的例子，如《世说新语·栖逸》：“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这里，戴安道（即戴逵）之兄把自己当一般人说，遭遇把其弟当颜渊说。其推理为：只有一般人不堪贫穷之忧，要出仕做官，只有颜渊安于贫穷，不改其乐，现我不堪贫穷之忧，出仕做官，故我是一般人；我弟弟则安于贫穷，不改其乐，所以他是颜渊。言外之意正是所推出的结论。 四，暗中以某项常识作大前提、某一典故作小前提，只说出由大、小前提推出的结论，而以作小前提的典故作蕴含。 在咏物的诗赋中，往往要涉及一些有关的典故，但如果把这些典故都一古脑堆上去，则也是一大垢病，于是作者们有时便采用把典故当作蕴含的方式。如李商隐《对雪》二首之一：“梅华大庾岭头发，柳絮章台街里飞。欲舞定随曹植马，有情应湿谢庄衣。”这里有个问题，就是：雪花欲舞时为什么一定会追随曹植之马？原来曹植对雪花特别钟情，他在著名的《洛神赋》中写道：“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把飘舞的雪花与自己一生追求的美的化身洛神相提并论。而文人们的常识认为：投之以李，对方必报之以桃。即某人钟情于某对象，其对象必钟情于他。这便构成大前提。而小前提恰好是上述曹植钟情于雪花的典故。李商隐写出了雪花钟情于曹植（用具体场景来体现的）这个结论。人们只要针对这个结论问一个为什么，就可以把作为蕴含的典故拉出来。这比毫无蕴含地和盘托出全部典故要有意思得多。如此安排典故，并不妨碍展示典故的深刻含义。李商隐《西溪》诗：“怅望西江水，潺湲奈尔何。……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所引最后一联是作者叮嘱西江水的话，意思是说：西江水啊！在人间你尽可以流入大海，但在天上你可千万不要做天河。根据常识我们知道，只有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我们才不希望别人去做。而根据典故，天河阻隔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做天河是不好的事。所以李商隐嘱咐西江水不要流到天上去做河。天河牛女会的典故有多方面的意义，李商隐挖掘的这一方面，应该说是深刻的。 三 典故，顾名思义，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或过去说过的话。而不论是过去的事还是过去的话，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即涉及特定的人、人之间或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样，说写者的话语也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发生的（我们把这个语境叫现实语境），也涉及到特定的人和参预者之间的各种关系，等等。说写者引用典故时，不管是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都会不可避免地把典故语境带进来与现实语境构成一个对照。如果这二者恰好有某种同构关系，那么现实语境中的人物就会自动在典故语境中对号入座，从而产生言外之意，即蕴含。要指出的是，现实语境与典故语境的同构关系，只须依据二者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相同、相似便可建立，所以，同构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所有方面的特征都相同。于是，人们又可利用现实语境中某人的某一方面与典故中相应的方面的不尽吻合，推导出带责备意味的蕴含。下面我们来分别分析这些情况。 一，现实语境与典故语境同构，可对号入座。叙述时因详于典故而略于现实，从而产生蕴含。 这是常见的情况，如《世说新语·言语》：“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简文指简文帝司马昱，他当时还只是抚军大将军，与宣武公桓温同入朝，桓温走在前面，乃引《诗·卫风·伯兮》描述地位低的“伯”走在地位高的王之前以充先驱的话，言外之意通过对号入座，不难得出，所以就作为蕴含，不说自明了。下面司马昱引《诗·鲁颂·泮水》中的话，采取是同样的方法。这种对号入座是表示客气的，因为所引典故是正面的。而引负面的典故，也可以通过对号入座来攻击或开玩笑，如《世说新语·排调》：“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坐大笑。”诸葛瑾为豫州刺史。别驾，其臣也；诸葛恪，其子也。诸葛恪称“唐尧在上，四凶在下”，其意乃以其父当尧，而以别驾当四凶之类。别驾说“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丹朱是尧的不成器的儿子，显然是用来比诸葛恪。 因为对号入座带有某种自动性，所以写说者都是详说典故、略说或不说现实，有时明明是现实的事，也要改头换面，放到典故中去说。如《世说新语·排调》：“桓玄素轻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德之休明，肃慎贡其楛矢；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德不休明，连对方篱壁间物（这里指桃）也得不到，这本是现实中的事，但这层意思却掺入典故中去说。我们之所以说是掺入典故，是因为在肃慎贡楛矢的典故中，本来没讲到德不休明则肃慎不贡什么东西这些话。原典见于《左传·鲁语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确实没有言及，桓玄为表达自己的意思，想当然地为典故添枝加叶。他之所以要把桓崖的事添加到肃慎氏的事中去说，就是因为这样一来，桓崖就被比作蛮夷肃慎氏了。 当拿负面典故来跟现实语境对号入座时，便极有可能伤害对方。这时，说写者往往借他人之口甚至对方之口阐发典故，然后再对号入座而产生蕴含，以求符合语用中的礼貌原则。 如《世说新语·规箴》：“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 “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准确地说应是：将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这一段话的蕴含实际上是：今君犹幽、厉之君。这里不能直说，于是便用引君入瓮的办法，先诱使对方把幽、厉之君任用不忠之人而不自知这个典故说出来，然后遵循礼貌原则中的同情准则，用担忧的口气说出了一句足以使现实语境关联典故语境的话，使对号入座得以实现。 二，用典者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意识到现实语境与某个典故的语境的同构，便引用那个典故来证明或说明当下发生的事，结果产生写说者意料之外的蕴含。 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实语境与典故语境同构的，如《世说新语·排调》：“桓玄出射，有一刘参军与周参军朋赌，垂成，唯少一破，刘谓周曰：卿此起不破，我当挞卿。周曰：何至受卿挞？刘曰：伯禽之贵，尚不免挞，而况于卿！周殊无忤色。桓语庾伯鸾曰：刘参军宜停读书，周参军且勤学问。”。这里刘参军本只想引贵如伯禽尚且受挞事证周参军并非挞笞不得，但据《尚书大传》和《礼记》，挞伯禽者乃其父周公。这种施挞者与受挞者的关模式映射到刘参军与周参军身上，就产生了“刘参军是周参军的父亲”这个他们没有料到的蕴含。可笑的是，周参军一点不知道。 没有完全意识到现实语境与典故语境同构的，如《红楼梦》第85回：“……宝玉此时喜的无话可说，忙给贾母道了喜，又给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见了众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体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听见说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么？宝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里忽然心里疼起来，这几天刚好些就上学去了，也没能过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说完，早扭过头和探春说话去了。凤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两个那里象天天在一处的，倒象是客一般有这些套话。可是人说的相敬如宾了。说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满脸飞红，又不好说，又不好不说，迟了一回儿才说道：你懂得什么！众人越发笑了。凤姐一时回过味来，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 相敬如宾，按原典故之语境，本是用于夫妻之间的，凤姐没有考虑到这一层，所以她说话便产生了她意料之外的蕴含。 三，引用古语，但附带将其语境带入，并通过现实语境与典故语境的对号入座而产生蕴含 引用古语，往往是用来代替自己要说的话或用来作自己观点的论据。有许多前人说过的话寓有一个普遍性的哲理，这样的话自然可以不带原来说它时的语境而进入现实语境；但另一些针对一事一物的话语，却是与说那话时的语境紧密联系的，引这些话，就会带入原来的语境。有些说写者便利用这一点来寓寄特殊的蕴含。如众所周知的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又如《世说新语·排调》：“范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王长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拔山力，典出《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为汉兵所围，夜起歌曰：“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项羽是在无可挽回的败局中说到自己的拔山力的，所以王长史（王濛）引这个词时，也把“纵然有之亦无济于事”这个语境义带了进来。 有时，因典故语境的作用而产生的蕴含没为引典者注意，但事上，它还是存在的，如《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王黄门诣郗门拜，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骤咏之不已。郗仓谓宾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语殊不逊，深不可容！嘉宾曰：此是陈寿作诸葛评。人以汝家比武候，复何所言？” 陈寿作《三国志·蜀志》时对诸葛亮作了如下评语：“亮连年动众，而无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相传陈寿的父亲曾为马谡之参军，街亭之败曾受牵连而被髡头，陈寿记仇而在作《三国志》时贬抑诸葛亮。但这恰好证明诸葛亮不可贬。而王黄门（王徽之）引陈寿语欲贬低郗司空（郗愔），适证郗司空是像诸葛亮一样的人物，不可贬抑。 四，按情理，现时人、事可跟典故对上号，但因当下某一方的表现不符合所对的号，因而产生推理，导致蕴含 所谓“按情理”的情理可以是当事人的地位、身份及其相对关系。如《世说新语·言语》：“边文礼见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尧聘许由，面无怍色。先生何为颠倒衣裳？文礼答曰：明府初临，尧德未彰，是以贱民颠倒衣裳耳。” 袁奉高（袁宏）认为自己以太守身份来拜访作为处士的边文礼（边让），就好比尧聘许由。现边文礼受宠若惊，颠倒衣裳，面有怍色。于是产生如下推理：如果所聘的人是许由或许由式的人，则所聘的人面无怍色，现您并非面无怍色，所以您不是许由或许由式的人。这是假言三段论推理。通过这个推理，便得到了袁奉高最终要表明的观点，即他话中的蕴含。 从上例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关于人的角色定位，远比现在苛细，某种身份的人，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都有不成文的规定。甚至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也有规定。如《世说新语·言语》：“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许玄度即许询，据余嘉锡引诸书考证，知道他喜托迹山水，诗酒自娱。可见应定位为隐士。刘真长（许询）为朝廷命官。隐士许询遇命官许询而相互交谈，就好比巢父、许由遇稷、契而谈。接着推理：如果巢、许遇稷、契而谈，则前者志在归隐，不慕荣华，后者志在为公而不是明哲保身，现许慕荣华、刘唯及保身，所以许非巢、许式真隐士，刘非稷、契式好命官。 上面所举对话看起来好像很能复杂，其实简单的对话中有时也能包涵这一类蕴含。如《世说新语·排调》：“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支道林参预清谈，志在玄虚，当是自视为巢父、许由。于是发生这样的推理：如果某人是巢、由，那他与山的关系是前者归隐于、回归于后者之中的关系，并且前者不用把后者买为己有，现你如要买山，那你就不是巢、由式的人；如要做巢、由式的人，就不能买山。 以上从语词、逻辑和语境比照三个方面分析了用典中的蕴含。三个方面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用典时表述典故的方式；二是联结典故和欲说之现实的手段。我们发现，当表述典故的方式是某种基于相似联想或相继联想的修辞格时(“双关”主要是基于相似联想；“藏词”、“节取”主要是基于相继联想)，无例外地都会产生蕴含。而联结典故和现实的手段有逻辑的和章法的两种。第三部分讲到的语境比照，其实质就是对比的章法。章法手段最后也要推理，但必须先具备语境比照这个条件。我们初步分析了这些方式和手段的种种复杂情况，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还有许多规律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说出或写出的话有时并不是说写者最终的观点，当其观点可从这些说出或写出的话中推演出来时，修辞学便说这句话有“蕴含”（有的著作把这种蕴含称为“言外之意”）。这种“蕴含”在性质上可以是逻辑的、语义的或者是经语用推理而产生的蕴涵、预设，但并非所有逻辑的、语义的或语用的蕴涵、预设都构成修辞学上的“蕴含”。二者的区别，简言之就是：那些不是说写者最终的观点之所在的蕴涵、预设（或者说那些不是说写者当下语境中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的蕴涵、预设），就不是修辞学要研究的“蕴含”。我们这里研究用典的蕴含，就是采用这个思路。 用典，是比较容易产生蕴含的。其产生的原因也颇为复杂，有时主要是因为表述典故时使用的语言单位产生了某种联想意义，有时则主要是因为写说者利用了特定类型判断的特点或三段论推理的特点，有时则又主要是因为引入或带入的典故语境与当时叙说者所处的语境产生了某种比照关系。有鉴于此，下面拟从语词、逻辑和语境比照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用典，就要说出典故。而说出典故，可以用一大段话，也可以用一句话、一个短语，甚至一个词。我们这里分析用词和短语表述典故时由于聚合的和组合的联想而产生的蕴含。 一，通过词语、固定短语的“双关”来蕴含。 通常情况下，词语、固定短语在句中只能显现一个义项。但有时写说者有意利用人们对这个词的同音词的联想，或利用人们对这个词的其他义项的联想，通过上下文创造一定的语境，从而使它在句中同时显现两项意义，从而产生出各种蕴含，这便是“双关”的修辞手法。古人在引用典故时，有时也采用这种手法。 众所周知，李商隐喜用双关，如《无题》诗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丝”（谐“思”）就经常被人们提到。不过这还是与用典没有关系的同音双关。我们来看一个与用典有关系的，《二月二日》：“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三年从事亚夫营”是指他在柳仲郢幕府中任幕职一事。但讲述这件事时有许多典故可用，作者为什么独独选中周亚夫的细柳营作比呢？《李商隐诗歌集解》引冯曰：“此寓柳（仲郢）姓。”这便可看作用典中的同音双关。 至于用典中的意义双关，则是由于典故中的某个词语在本是个多义词或者由于表达典故义的词语其典故义与其字面义或其它临时修辞义有差距。这三个方面都可用来造成意义双关。下面分别举例分析。 多义词的情况。比如紫燕、桃花为花名，亦为良马名。庾信《谢滕王赍马启》：“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按题目，本只说马，但事实上，“紫燕”、“桃花”各自的上文又有意提到柳谷、武陵园（《桃花园记》中的地名），则又认作真紫燕、真桃花。其实作者此处有意双关，故作天真，以翻出新意。它的蕴含是：轻疾的紫燕马犹如紫燕，满身花纹的桃花马真如桃花。又如“桃李”单独看时是指桃与李，但在“桃李满天下”这一固定短语中，则是指学生。白居易《春和令公绿野堂种花》故意将二者搅到一起：“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这种天真式的发问，可以使奉承不那么露骨，同时还有另一个蕴含，就是：您的学生有如您栽培的桃花、李花，会给您带来心身的满足。再如，白雪可指自然界中的雪，也可作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的简称。李商隐《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这里一方面是写白菊的高洁，另一方面则蕴含着这样一个意思：白菊的花瓣像白雪一样洁白。而这两个意思又是有联系的。 兼用典故语的字面义的情况，如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金汤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无迁。”金汤，典出《汉书》：“蒯通说武信君曰：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可见王文中的“金汤”义为金城汤池，但在文中却按字面与“水旱”构成对偶。这便是所谓借对。 兼用典故语中某个字的临时修辞义的情况，如李商隐《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嗟余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令狐八拾遗指令狐绹。李商隐当时正丧偶、无官，故求婚、求仕心切。钓矶，是姜太公钓鱼并遇到周文王的地方，“便欲因君问钓矶”，就是希望令狐绹指点迷津。“临邛渴”用司马相如典，司马相如有消渴病，一般情况下“渴”指此而言。但在这里，“渴”又指渴望得到配偶或官职。而这个意义不是“渴”的固有义，只是临时修辞义。 用典而以双关出之，以求得丰富的蕴含，这在李商隐那里已登峰造极，有时他能用一个短语双关两个典故，如他的《洞庭鱼》诗讽刺朋党之争中的趋炎附势者，曰：“洞庭鱼可拾，不假更垂罾。闹若雨前蚁，多于秋后蝇。岂思鳞作簟，仍计腹为灯？”“腹为灯”，《集解》引朱注：“《史记》：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灯。”冯注：“《天宝遗事》：南方有鱼，多脂，照纺织则暗，照宴会则明……”可见鱼腹为灯，本身有典。但刘学锴、余恕诚又按“岂思”二句曰：“二句谓鱼但蚁聚蝇集，争腥逐臭，岂虑以鳞作簟、以腹为灯之下场。'岂’字贯两句。'腹为灯’，暗用董卓死后燃其脐膏事。”则是“腹为灯”一语而关合两个典故。其蕴含自然十分丰富。 罗积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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