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吴相洲教授 摘要 用现有文学概念研究古代文学会遇到种种困难，因这些来自西方的文学定义不符合中国文学实际，无法给文学以准确社会定位，无法对文学进行有效研究。因此，应该根据中国文学实际重新定义文学，并以此为基础设计文学理论体系。文学应该定义为“艺术言说”，文学是一种社会生活；应以文学活动为中心展开文学研究；传承前人文学言说经验，提高今人语文能力，以便更好享受文学生活，才是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由此才能真正提高文学研究质量，才能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研究进行真正对话。 关键词 文学；定义；言说；文学生活 什么是文学？各种文学理论教科书早有定义，似乎无须讨论。但古代文学研究者或多或少总是有一种感受，即现有文学定义无法涵盖中国文学实际，大量作品到底是不是文学都成了疑问。例如先秦诸子散文，文学史家视为文学作品，哲学史家当作哲学论述；历史散文，文学史家视为文学作品，历史学家当作历史文献。同一文本，不同学科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按说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继续追问，疑惑顿生：先秦诸子散文是文学作品，《四库全书》子部所载都是文学作品吗？先秦历史散文是文学作品，《四库全书》史部所载都是文学作品吗？现有文学史把《老子》《论语》当作散文，但《老子》是一些格言警句，《论语》多为简短对话，能算散文吗？面对这些简单问题，学人难免含糊以对。古代文学史家常常会陷入到分不清研究对象的烦恼当中，因为要区分哪些是历史，哪些是哲学，哪些是虚构，哪些是纪实。可见根据现有文学定义确认研究对象遇到了很大问题。这说明现有文学定义未能真正揭示中国文学本质。而不知什么是文学本质，就无法给文学以准确定位，就无法对文学进行有效研究。因此揭示符合中国文学实际的文学定义，提出切实有效之方法，指出现有理论之误区，才有望使中国文学研究走向康庄大道。  本文作者著《乐府歌诗论集》 一、已有文学定义反思 从现有文学定义出发研究古代文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无法确认研究对象。例如，现有文学定义普遍把虚构当作文学本质属性。如韦勒克（René Wellek）、沃伦(Austin Warren)《文学原理》说：“将一部伟大的、有影响的著作归属于修辞学、哲学或政治论文中，并不损失这部作品的价值，因为所有这些门类的著作也都可能引起美感分析，也都具有近似或等同于文学作品的风格和章法等问题，只是其中没有文学的核心性质——虚构性。这一概念可以将所有虚构性的作品，甚至是最差的小说、最差的诗和最差的戏剧，都包括在文学范围之内。”中国文学理论家们普遍接受了这一观念。如陈文忠主编《文学理论》说：“狭义的文学是指借助想象创造虚构的艺术世界以表现人性人情的语言的艺术作品，包括诗、小说、戏剧及美文。”在这一观念作用下，古代文学研究者不得不经常在典籍中区分什么是虚构，什么是纪实，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历史。前些年一位资深唐代文学文献专家说他正在整理唐代笔记，一项任务是区分哪些是笔记，哪些是小说。意思是小说为虚构，属于文学；笔记为纪实，不属于文学。但这样区分会遇到很多困难：即小说不都是虚构，笔记不都是写实；虚构多少算小说？纪实多少算笔记？其间有无严格标准？《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是小说，还是笔记？当代文学有“报告文学”一体，没有虚构，是否算作文学？愚意以为，文学创作允许虚构，但不能说只有虚构才是文学。如上古神话传说，以现代科学看，显然不是事实，但先民并不认为是虚构。既非虚构又非纪实之神话传说，到底能不能算作文学？  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 现有文学定义认为文学以形象反映现实，把形象当作文学根本属性。如柯尔律治（Samuel Jaylor Coleridge）《论诗或艺术》就说艺术“是思想的形象化了的语言”。中国学者普遍接受了这一观念。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文学”条云：“它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一定要“形象化”反映现实才叫文学吗？裴多斐（Petöfi Sándor）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没有形象，难道不是诗？《老子》里的格言警句，《论语》里的众多对话，大都没有形象性，难道就不是文学了？ 根据现有文学概念，文学样式十分有限。多数教科书只列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剧本）四种，有的增加两种：寓言、童话，达到六种。其实再增加十种也不能涵盖中国文学实际。《老子》中的格言不成篇章，难以算作散文。《论语》中除了“侍坐”“季氏将伐颛臾”等章都不成篇，也难以认定为散文。《易经》里之爻辞、系辞，更加零散，若算文学，该归入哪种文体？  裴多菲像 一个定义无法确定研究对象，其正确性就值得怀疑了：到底是中国古代文学错了，还是西方文学定义错了？答案肯定是文学定义错了。但是学人习焉不察，从来不问定义对错，不断纠结于文学与历史、与哲学关系的辨析当中。文、史、哲是学科概念，根本就不应该当作切分典籍标准，三者完全可以根据各自观念方法研究同一部典籍。文学是艺术，应该与其他艺术门类区分疆界，如音乐、美术等，根本就不应该和历史、哲学去划分什么疆界。有人可能会说，按学科划分典籍古已有之，如经、史、子、集，但那不是在区分文史哲。首先，与四部典籍相对应，有经学、史学、子学，没有集学。尽管集部收录文学作品最多，但从来没有人将集部等同于文学。其次，经部中《诗经》是文学典籍，《尚书》《春秋》是史学典籍，《周易》是哲学典籍，古人若有这种区分概念，就不应将其归为一类。更要命的是现有文学定义无法说清文学起源。文学、美学、艺术理论著作汗牛充栋，但都没有说清文学起源。谈到文学起源时往往把问题岔开，大谈艺术起源，好像艺术起源已明，文学起源自明。教科书中有“文学是模仿”“文学是修辞”“文学是虚构与想象”等说法。其实从“文学是修辞”说出发很容易找到文学起源，但论者并没有说到这一层。 所以尽管古今中外学人对文学特性做了各种揭示，但都就文学活动某个侧面、某个环节而言。所谓文学是模仿，只是在说文学与世界关系；所谓文学是修辞，只是在说文学语言特性；所谓文学是虚构和想象，只是在说文学思维特点；所谓文学是文化，只是在说文学社会属性；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只是在说诗歌与情志关系；所谓“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毛诗序》），“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只是在说诗歌功用——都没有说出文学根本属性。 不知道文学根本属性，就无法给文学以社会定位；没有准确社会定位，就不能对文学展开有效研究。文学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社会活动，包含很多侧面、很多环节，不是作者创作、读者欣赏那样简单，只关注作者和读者，会漏掉很多东西。  《毛诗》 再如把文学定位为文化，这种定位当然有其合理性，文学是社会活动，肯定要与社会产生关联，研究其他社会活动有助于认识文学活动。但这很容易演绎出文化决定论，认为弄清了文化也就弄清了文学。近四十年来学界特别重视其他社会活动与文学关系研究，但文学活动综合了太多因素，从一两个视角审视文学，只能是管窥蠡测。文化是个大概念，人类所有活动都是文化，从如此巨大背景上看文学，其针对性不会有多高。文学属于文化，但不等同于文化，应追寻文学活动的文化成因，而非从文化出发围观文学活动。 不能给文学以准确社会定位，就不知道研究文学的意义。文学研究有两个取向：一个是回到过去，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一个是指向未来，助益当下人享受文学生活。但现有文学研究把太多力量放在“回到过去”上，很少把精力放在文学经验当下传承上。传达古人创作经验，提高今人语文能力，更好享受文学生活，才是文学研究根本任务。但学人们在集体无意识当中放弃了这一任务。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告诉学生：“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尽管有学人不以为然，但讲不清道理，拿不出办法，久而久之，中文系不教创作也就习以为常了。 不能给文学以准确社会定位，就不能对文学展开系统研究。韦勒克、沃伦著《文学原理》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包括“文学和传记”“文学和心理学”“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文学和其它艺术”等项内容，大体是背景研究。“内部研究”包括“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谐音，节奏和格律”“文体和文体学”“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事性小说的性质和模式”“文学的类型”“文学的评价”“文学史”等项内容，大体是作品研究。这只是文学研究的惯常做法，而非文学研究的系统设计。其实除了上述这些还有很多层面很多环节需要研究。  杨晦著《杨晦文选》 有些文学理论学者看到了现有文学定义不理想，在一些教科书中拒绝给文学下定义，只列举前人对文学的各种看法。文学真的高深到没法下定义了吗？其实文学并没那么神秘，是学人们把一个简单问题给弄复杂了。复杂化固然有助于认识文学诸多特点，但是理论家们不能因此就不告诉人们文学到底是什么呀？ 其实古希腊人说文学是修辞，已经接近文学本质了。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诗歌》说“诗歌是为了达到一种审美的，而用有效的审美形式，来表示内心或外界现象的语言的表现”，已经接近文学标准定义。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说“文学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表述更加简洁；又说“在现在世界，通行的还是文学的审美含义，文学主要被视为审美的语言作品”，“文学是艺术门类之一，是主要表现人类审美属性的语言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体裁”。童先生说文学通行定义是“审美的语言艺术”，已经十分精准。可惜童先生没有以此为核心概念建构文学理论体系。很多文学概论教材都说“文学是语言艺术”，但都是在强调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区别。童先生在“语言”前面加上了“审美”一词，意为经过美化之语言，这就和作为名词的“语言”有所不同，与“蕴藉”之“话语”类似。我们不妨参照童先生的表述，略作调整：把“语言”替换成“言说”，把“审美的”替换成“美的”或“艺术的”，即“文学是艺术的言说”。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 二、文学是艺术的言说 所谓“艺术的言说”，就是有意修饰加工，以提高言说水平，增强表达效果之言说。为什么要这样定义文学？人类组成社会，需要相互交流，交流的有效方式是说话。话语能力有高有低，高者说话，他人便于接受，乐于接受，感到愉悦。言说水平高低决定交流质量好坏，经过艺术加工之言说不仅使思想情感交流得以顺利实现，而且给人带来了审美愉悦：或因细微思想、情感成功传达而高兴，或因听到修辞巧妙而惊喜。这种使人便于接受乐于接受的言说就是文学。 什么样的言说能让人方便接受，乐于接受，感到愉悦呢？换言之，怎样言说才是艺术的言说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言有序，言成文。所谓美，就是美化，就是“言之成文”，有修饰，有条理，有艺术性，使人乐于接受。“文”的本义是花纹，涵义有二：一是纹理，引申开来就是说话有条理；一是指文采，引申开来，就是说话有文采。且看《文心雕龙》对“文”的解释：“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文心雕龙·原道》）刘勰认为，自然万物，各有其美，形之于色，就是文章，发之于声，就是文采。人发言作文，应讲究文采。欲使言之成文，必须进行修饰，修饰必用辞藻。他缕述三代文学成就，说周公“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说孔子“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文心雕龙·原道》）。又说“《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文心雕龙·宗经》），明确以“藻辞”代指文学。  《文心雕龙》 艺术言说就是有修饰之言说，经过藻饰之言说就“文”，这就是文学的最初涵义。孔子就特别强调修辞：“《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刘勰总结道：“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缛锦之肆，薳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扞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文心雕龙·才略》）历史上善于修辞者都留下了“文名”。 孔子及其弟子经常谈到“文”。如“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君子要有内在修养，又要有外在表现，既要有质，也要有文。与“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经·上经》）说法类似。孔子主张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当学生过度讲究文采时，他主张适当剪裁：“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也长》）又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言说与作文同质同源：“言说者，情之导也”（《孔子家语·入官》），所以“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 古人常把言说与作文相提并论。如谢朓云：“藉高文兮清谈，豫含毫兮握芳。”（《游后园赋》）梁简文帝云：“储君……搦管离章，既便娟锦缛，清谈论辩，亦参差玉照……抠谈永日，讲道终朝，宾从无声，芳香动气。”（《玄圃园讲颂并序》）清谈和作诗都是诗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如贯休云：“还如华顶清谈夜，因有新诗寄郑弘。”（《宿赤松山观题道人水阁兼寄郡守》）  孔子像 “清谈如水玉，逸韵贯珠玑。”（刘禹锡《喜遇刘二十八偶书两韵联句》）清谈讲究文采，清谈作文之别，只是一个形诸言语，一个形诸文字而已。《晋书·习凿齿传》云：“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晋书》卷八二）二人因对话有文采受到好评。桓温慨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言语》），顾悦回答晋简文帝问他为何头发早白说“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言语》），也是讲究文采之对句。细检时人谈论名句，无不讲究修辞。如“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世说新语·言语》）是善用比喻。“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品藻》）是善用比喻、对比和并列之法。 人们常以辞藻代指文学。如史载“张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刘勰谓“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文心雕龙·时序》），并举柏梁赋诗、司马相如作赋为例。又如“齐世有席毗者……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颜氏家训·文章》）。“杨雄、相如，辞赋高者，故假以言焉。非唯主人好学，而富乎辞藻”（班固《东都赋》李善注）。“之子擅文华，纵横富辞藻”（梁王筠《寓直中庶坊赠萧洗马诗》）。“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文集数十万言，行于世”（《梁书·刘孝绰传》）。所言辞藻，都是指文学。评价某人文学特点也往往谓其辞藻如何。如说颜延之“文辞藻丽”（《宋书·颜延之传》），张华“辞藻温丽”（《晋书·张华传》），陆机“辞藻宏丽”（《晋书·陆机传》），潘岳“辞藻绝丽”（《晋书·潘岳传》），左思“辞藻壮丽”（《晋书·左思传》），魏收“辞藻富逸”（《魏书·自序》），梁简文帝“辞藻艳发”（《南史·梁本纪下》）等。文学创作也称“藻思”。如“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晋书·乐志》），“爰逮武平，政乖时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犹存，履柔顺以成文，蒙大难而能正”（《北齐书·文苑传》），“百药以名臣之子……藻思沈郁，尤长于五言诗，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旧唐书·李百药传》），“杨绾……尤工文辞，藻思清赡”（《旧唐书·杨绾传》），都是以“藻思”代指文学。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看作诗歌本质属性，与中国古人看法正好一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恰当的演说方法”“在悲剧和史诗朗诵的艺术中，早已就用上了”，认为修辞是诗歌诗剧等文学的重要特征。古罗马人继承了这种说法，如朗吉努斯《论崇高》说：“所谓崇高……总是体现于一种措辞的高妙之中，而最伟大的诗人和散文家之得以高出侪辈并获不朽的盛誉”，“恰当的惊人的措辞会对于听者有巨大的威力，迷人的魅力，这是一切演说家、作家所追求的主要目的……赋予事实以一个歌手的灵魂……美妙的歌辞就是思想特有的光辉”。以往读《史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总感到有些疑惑，司马迁为何把“辞令”和“作赋”相提并论呢？原来“赋”和“辞”是一体两面。  亚里士多德著《诗学》英文版 文学审美意义最初获得是修饰性言说，而经过修饰过之言说又会累积成语料，构成语境，后人言说使用这些语料，便会进入这些言说语境，使当下言说和过去言说产生关联，从而丰富言说的审美意味，形成言说审美传统。因为事物和情感都有类型化特征，当下言说常常被即时归类，从而使当下获得更多审美意义。庾信与北周王公交往所写书信就很能说明这一道理。庾信是大文学家，在北周很受欢迎，王公们乐于与之交往。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即王爷们经常送给庾信一些小东西，如一头小猪、一块头巾、一些干鱼。庾信身为高官，未必就缺这些，可王爷偏偏要送，说明另有所图。所图之物大概就是庾信收到这些小东西后所作谢启。如云：“奉教，垂赉肥豕一腔。白腹见珍，度辽东之水；赤阑为重，对襄阳之城。忽降全恩，谨充炮烙。孙弘牧于淄水，唯以求钱；卜式养于上林，岂知其味。”（《谢滕王赉猪启》）猪是凡近之物，很难和文学搭上关系，而庾信谢启用了《汉书》中的典故，说汉武帝时名臣公孙弘和卜式都曾养猪，于是眼前生活琐事因和古代名人产生关联，顿时升华为风流故事，文学意义就此发生。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承载文学审美意义的除了言说语料，还有各种言说体式。语料和体式共同构成了言说语境。言说语境作用巨大，同样一个意思在不同语境下言说传达出来的意思可能完全不同。近年来网上流行《中文的魅力》一文很能说明这一道理。文中把一首英文诗译成中文，其中有“普通版”“文艺版”“诗经版”“离骚版”“七言绝句版”“吴语版”“女汉子版”“七律压轴版”，各版读来，差异巨大。若不放到一起，根本想不到在翻译同一首诗。其中“普通版”作：“你说你爱雨，但当细雨飘洒时你却撑开了伞；你说你爱太阳，但当它当空时你却看见了阳光下的暗影；你说你爱风，但当它轻拂时你却紧紧地关上了自己的窗子；你说你也爱我，而我却为此烦忧。”“诗经版”作：“子言慕雨，启伞避之。子言好阳，寻荫拒之。子言喜风，阖户离之。子言偕老，吾所畏之。”效果完全不同。再看奥巴马2008年总统竞选胜利演说白话文翻译和文言文翻译。白话文译作：“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坚决支持，我今晚就不会站在这里，她是我过去16年来最好的朋友、是我们一家人的中坚和我一生的挚爱，更是我们国家的下一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文言文译作：“拙荆米氏，追随鄙人凡一十六年，既为爱侣，更为挚友，既为吾阖家之基石，又乃余终生之至爱。鄙人尝自忖度，倘无贤妻若此，今朝阔论高谈于此处者，不知何人矣！”读此文言文版，很难和美国总统联系起来。  米歇尔·奥巴马著《Becoming》 古人在长期修饰言说中形成了很多话语、体式、模式，离开这些话语、体式、模式，古代文学就会立刻消亡。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就提出了“八事”，其中第一事“不摹仿古人”、第五事“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事“不用典”、第七事“不讲对仗”，都是文言文言说要件，没了这些要件根本没法作文言文。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可谓击中了要害。有新诗研究者试图揭示古代诗歌和新诗的自然蜕变关系，其实是白费力气。旧体诗和新诗言说语料不同、体式不同、模式不同，怎可自然嬗变？ 把文学定义为艺术的言说之后，前述文学研究遇到的种种纷扰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例如文学起源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即文学源于说话，人类自从开始用语言进行交流时，文学就已经产生了。言说蕴含着生民智慧，文学其来亦远矣。 有关文学与历史、哲学疆域划分问题也不存在了：不管历史典籍，还是哲学典籍，只要言说得巧妙，能给人以美感，就是文学。英国哲学家罗素因写作《西方哲学史》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德国史学家蒙森因作《罗马史》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史记》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不仅历史、哲学，就连地理、宗教、军事、医药，等等，不论什么内容，只要言说得妙，都可成为文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孙子兵法》《兵要望江南》、禅宗语录以及中医汤头歌，都可能是文学作品。这一定义和“广义文学”概念不同。“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用文字书写或印刷的语言作品和文献”，来自章炳麟《文学总略》，指古代某个时期“文学”涵义。文学作品不以见诸文字为限，各民族史诗长时间没有文字文本，很多京剧也没文字脚本，根据广义文学定义将会被排除在文学之外，而根据“文学是艺术的言说”就不会。 章炳麟 有关虚构与纪实的纠结也可迎刃而解。不论虚构还是纪实，只要言说得妙，可以是文学作品。《资治通鉴》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宏阔生动，极具文学色彩。唐僧取经，实有其事；师徒四人，则为虚构，但不妨碍《西游记》是成功的小说。关键是纪实要有文采，虚构让人乐于相信。即便一首小诗，也可能虚实各半。在鹳雀楼上，“白日依山尽”，或许能够看见；“黄河入海流”，洵非目力所及。诗家思维自有其虚实道理，一旦究其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就跌落到谈艺圈外了。 言说有各种场合，于是有了各种文学样式。古人主张“言语有章”（《新书·容经》）。事物复杂多变，人接受能力有限，言说条分缕析，他人易于接受，需要说者“言之有序”。言说有各种场合，有各种功用，场合不同，听众不同，功能不同，言说内容也不相同，于是有了各种“言体”，记录下来，便成了各种“文体”。言说可以是诗歌、散文、小说，也可以是文告、判词、对策、书信。杜审言“恃高才，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何故，曰：‘彼见吾判，当羞死耳’”（《唐才子传》卷一），可见判词也能表现文学才能。 把文学定义为艺术的言说，文学价值判断也会发生变化。文学史在讲到古文运动时有个说法：骈文华而不实，古文实用。其实骈文有骈文实用价值，古文有古文实用价值；骈文适用于日常生活审美，古文适合表达修齐治平道理。古文倡导者想要复兴儒学，使儒学发挥拯救世道人心的作用，才会觉得那些美化日常生活的骈文缺少社会担当。古文和骈文到底哪个更有实用价值，要看让文学发挥什么作用。主张文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会感到古文更有价值，主张文学应该美化日常生活会觉得骈文更有价值。所以不应该轻易批评哪种文体是形式主义、没有实用价值。 杜审言像 三、文学是一种社会生活 将文学定义为艺术的言说以后，文学社会定位就变得清晰了，即文学是一种高雅的社会生活。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孔子时代，诗是上流社会必备话语，“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唐代人诗作得好，是因为在唐人生活中，诗歌一直被当作高品质的生活元素，举凡庆典、饮宴、游览、欢会、送别等场合，都要有诗歌活动。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载有诗人郎士元和钱起的故事：“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当时官员外任，照例要举行送别宴会，宴会照例要有人作诗送行，送行者最好是当红诗人，如果当红诗人没有到场，活动就会黯然失色。 既然文学是一种社会生活，文学研究价值也就清楚了。长期以来，学文学者，尤其是学古代文学者，经常被人问：“你们学习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对这一问题，不仅学生答不上来，许多老师也答不上来。一个在大学里最普遍设置的学科，老师和学生都说不清所学何用，充分说明根据以往定义无法给文学找到合适位置。知道文学是艺术的言说，是一种社会生活之后，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回答：“我们是引导和帮助人们享受高尚生活的！”文学是一种精神生活，是人类的高级生活方式，也需要有专业人士参与，就像医院需要医生，法院需要法官，饭馆需要厨师一样。 傅璇琮等编《唐人选唐诗新编》 文学生活内容大致有三：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例如诗歌，创作诗歌、诵读诗歌、听唱诗歌，品评诗歌，都是享受文学生活。所以说话、吟诵、歌唱、创作、阅读、评论等等，都是文学生活方式。 说话是最普遍的文学形式。魏晋清谈，以往学人只当作风流故事，其实清谈就是文学生活。谈者间使用高水平话语交流，不但道理讲得清，而且言说有文采，言者妙语连珠，听者心领神会，彼此沉浸在艺术享受当中。正所谓“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颜氏家训·勉学》）。再如《世说新语》所记：“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世说新语·言语》）西晋诸名士到洛水游玩，让王衍感到快乐的不是风景之美，而是同行者谈论，谈论涉及哲学、历史、人物，每人风格各异，都令他感到愉悦。 古人沉浸在清谈快乐当中，文献于此多有记载。如云：“清论玄谈，夜分乃寐。”（梁萧映《答晋安王书》）“（阎）庆胤博识洽闻，善于谈论，听其言说，不觉忘疲”（《魏书》卷七一）。唐人也尚清谈。孟浩然诗云：“法侣欣相逢，清谈晓不寐。”（《寻香山湛上人》）杜甫诗云：“清谈慰老夫，开卷得佳句。”（《送高司直寻封阆州》）李白更以清谈闻名：“李侯忽来仪，把袂苦不早。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崔宗之《赠李十二白》）李白向人推销自己才能时还特别谈到清谈一项：“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与韩荆州书》），“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笑饮醁酒，醉挥素琴，余实不愧于古人也”（《暮春于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清谈一如诗文写作，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指标。 颜之推著《颜氏家训》 饮酒、弹琴、赋诗、清谈是古代文人雅集常见内容。如萧统《七契》所写：“于是娱乐未终，留光将夕，飞触引满，奋袖举白，投辖安坐，欢甚促席，以会雕虫之宾，加有清谈之客。论同炙輠，藻若陵云。戴凭不能高其说，相如不能擅其文。无玄不析，无细不分。榒简玉振，下笔兰芬。”（《全梁文》卷二〇）清谈也往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王羲之《兰亭集序》、王勃《滕王阁序》、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都谈生死、哀乐、穷达问题，这些也正是文人聚会常谈话题。 艺术言说不限于文人雅集，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凡具审美因素之说话都可以说是享受文学生活。如书肆说书，听者忘疲，就是典型的文学生活。元稹就曾以“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写听《一枝花话》情景。《尚书》《论语》《世说新语》《大唐新语》《唐语林》以及宋元话本，都是说话记录，也都是文学作品。 吟诵是诗歌创作、欣赏的重要方式。白居易云：“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余里。”（《与元九书》）这是典型的文学生活情景。诗人在诗篇写就后常常通过吟诵自我欣赏，自行修正。如杜甫诗云“陶冶性灵在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赋诗歌句稳，不免自长吟”（《长吟》）。诗人有时又称为“吟客”。如云：“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杜荀鹤《自叙》）。“吟客”一词在《全唐诗》中出现17次，大都指诗人而言。 《全唐诗》 歌唱是重要的文学生活方式。唱者有诗人，有艺人，有众人。不能通过阅读方式来欣赏诗歌之大众，主要靠听歌看舞享受文学生活。杜甫云：“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羌村三首》其三）诗人与父老聚会，以歌唱交流情感。唱和最初含义就是以歌相和。白居易、刘禹锡就曾以歌酬赠。白诗云：“与君把箸击盘歌”（《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诗云“今日听君歌一曲”（《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李白诗云：“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李白是著名诗人，汪伦等村民喜欢李白歌诗，以踏歌送别李白，李白则以一首新诗回报。艺人传唱是诗歌重要存在形态，诗歌靠歌唱传播，价值靠歌唱实现。歌唱如果配上舞蹈，形成有歌唱、有对白、有舞蹈、有动作之表演叫做戏剧。总之，史诗、歌诗、评话、戏剧，都是文学作品，听之看之，就在享受文学生活。 创作当然是文学生活。例如诗人，或集会作诗，或独自创作，或两地酬唱，作诗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如李贺“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复省”（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可见作诗就是李贺日常生活。晚唐姚贾诗派很多诗人几乎把作诗当作生活全部内容。方干表示：“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贻钱塘县路明府》）杜荀鹤表示：“世间何事好，最好莫过诗。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苦吟》）诗寄托着他们全部人生意义。 阅读也是享受文学生活。如白居易诗云：“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白居易通过阅读诗歌想象李白、杜甫两位诗人遭遇。又云：“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读张籍古乐府》）这是写他读张籍诗产生的感想。 白居易像 谈诗论艺也是文学生活。杜甫特别喜欢与人论诗。如云“时见文章士，欣然澹情素”（《送高司直寻封阆州》），“荆州过薛孟，为报欲论诗”（《别崔潩因寄薛据孟云卿》），“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奉赠卢五丈参谋琚》），“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由于经常论诗，杜甫能够精准说出他人歌诗特点。如评李白诗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评元结诗云“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有些诗话写作就是为了给人谈诗提供资料。如钟嵘云：“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诗品序》）欧阳修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六一诗话》）文学批评旨在确立文学价值、引导欣赏取向、传授言说经验、指出作品得失、还原文学真相，同样是文学生活重要组成部分。 将文学定位为社会生活以后，就知道如何研究文学了。以往文学研究，不管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尽管选取了很多角度，但没有说清各角度之间有何关联，只是在沿袭前人研究路径，缺少系统安排。应该从“文学活动”概念出发，建构文学研究系统。所谓“文学活动”，就是有关文学生活的各项活动。其各个要素、各个层面，都要研究，都有价值。目标是揭示文学活动真相，发现文学活动规律，总结古人言说经验，提高今人语文能力 杜甫像 四、以传承文学经验为根本任务 同为艺术，文学与音乐、美术教学差别巨大。音乐、美术都强调能力教育，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毕业生有一技之长，唯独文学教育没有能力训练。有的中文系开设写作课，但大都是讲写作常识，作文训练内容、方法不比中学高明，文学写作占比既少，也无实效。写作课大都不受学生欢迎，有些中文系干脆取消了写作课。而各门文学课主要讲授文学史知识和研究方法，与文学写作基本不相干。在大学各个专业中，中文毕业生是少有的没有专长、没有技能的毕业生。高校还普遍开设大学语文，旨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但是从教材编写到课堂讲授，根本没有达至这一目标的清楚路径，也普遍不受学生欢迎。而1949年以前国文课就不是这样上的。据乐黛云回忆，1949年前夕跟沈从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大一国文，两周交一次作文，老师一字一句帮助改，学生最喜欢老师讲评作文。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念了谁的作文，谁就会像过节一样高兴。现在好好的文学课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究其根本原因是课程设置者不知道学习文学可以服务人们的文学生活。在很多人看来，学中文只是为了当教师、当秘书、当编辑，从来没有人想到文学教学可以服务大众生活，所以也就从来不把服务大众文学生活作为培养目标。 乐黛云著《四院 沙滩 未名湖》 文学研究和教学根本任务是传承前人言说经验。古今中外优秀作家以其聪明才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言说经验。后人可以通过研读这些优秀作品借鉴其言说经验。《诗经》《楚辞》《文选》在传承言说经验上曾发挥过巨大作用。古人讲述文学史方式与今人大不相同。他们通过编选前人优秀作品来传授经验，人们既可以通过作品领略以往历史，又可以从中借鉴言说经验，相当科学、相当实用。反观现今文学史，水分太多，实用性差，貌似科学，实不科学。文学史很大程度上是优秀作品解读史，文学教学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作品讲解上。以讲授文学史为主，以讲授作品选为辅，说明教者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研究根本任务，根本没把传承古人言说经验、提高学生语文能力当作培养目标。离开经验给学生讲知识、讲理论，讲得再多也没用。因为讲得再明白，学生还是听不懂。就像《庄子·天道篇》里的轮扁斫轮故事，匠人无法将技艺传给他人，即使是亲儿子也做不到。艺术活动离不开体验，很多知识只有在共同经验基础上才能传达。可惜现有文学教学中，师生之间大都在重复无效对话。 通过解读古人优秀作品体味前人言说经验，把古人言说经验转化为当下文学生活资源，并不是什么新提法，而是自古以来留下的成功经验。古人谈论文学，莫不以创作文学、欣赏文学、评论文学为目的。讲述创作体会，传达创作经验是古人文论著作基本内容。陆机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佗曰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文赋序》）陆机明白表示，他作《文赋》就是传达创作经验。《文心雕龙》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讲文体，一部分讲经验。其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等篇，都是在论述言说经验。古代众多诗话、词话、文话著作均以传达文学创作经验为主要内容。如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等，就以讲授写作知识、教授写作技巧为内容。 陆机像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学在国人生活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发掘古代优秀文学资源，为国人享受文学生活提供优质服务。而完成这项任务，应该从清理文学定义开始。因为只有找到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学涵义，才能明确中国文学研究的任务，才能提高文学研究质量，才能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研究进行真正对话。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作者：吴相洲，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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