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第一卧底

1592年4月，丰臣秀吉悍然发动战争，日本十七万水陆大军进犯朝鲜，仅二十余天就攻占了汉城、平壤，朝鲜防线全面崩溃。日军“旦暮且渡鸭绿江”，朝鲜国王火速派遣使臣，向明朝请求援兵。明廷应朝鲜之请，命辽东都司派三千兵渡江入朝。十二月，明朝以宋应昌为朝鲜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兵三万五千人，正式出兵援朝。明军入朝之后，即与朝鲜军民联合作战，很快就收复了被日军占领半年之久的朝鲜都城平壤。明、朝联军乘胜进攻，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陆续收复了朝鲜汉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日军退守釜山。至二十二年（1594），中日军队在釜山一线成相持状态。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议和失败，战事再起。日军60万，水陆并进，由南向北全面推进。明朝再次出兵朝鲜，与朝鲜军队联兵对日军发动全面攻击，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军在海上遭明朝联军重创后，最终被赶出朝鲜。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各种人物轮番登场，他们或是能征善战，或是贪生怕死，或是运筹帷幄，或是残暴不堪，都在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除此之外，还有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他们虽籍籍无名，但谁也无法磨灭他们的功劳。比如下面这位，一个明朝人，潜藏日营数载，曾多次为明军提供情报，还火烧敌营，帮助明军取胜，堪称“大明第一卧底”。

1. 收集情报

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及扩军备战的消息，很早便通过多种途径源源不断地传到明朝。许仪后，江西人，隆庆年间（1567—1572）被倭寇掳至日本，因其医术精湛而受到萨摩藩主重用。1590年底，当他从萨摩藩主处得知了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后，便开始收集有关情报。他虽是近侍医生，但所能了解到的也只有政治动态，对于军事方面的部署两眼一抹黑。正当他着急不已之时，郭国安出现了。郭国安，也是福建人，当时是萨摩藩的一个下级军官。他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暗中帮助许仪后收集情报。

两人将所收集到的情况汇成书信，内容如下：“关白吞并列国……欲渡海侵唐……令萨摩整兵两万，大将初二人，到高丽会取唐……关白亲率兵五十万……大将一百五十员，战马五万匹……长刀五十万，鸟铳三十万……来年（1592年)壬辰起身……三月初一日开船”。情报中不仅列出了丰臣秀吉率兵入侵明朝的具体计划，而且还涉及到丰臣秀吉招诱琉球和朝鲜两国协助入侵明朝的内幕。“琉球遣僧入贡（日本），（丰臣秀吉）赐金四百两，嘱之曰：吾欲远征大唐，以汝琉球为导。……（万历十九年）五月，高丽国贡，驱入京，亦以嘱琉球之言嘱之，赐金四百两。”

许仪后将此书信交付在日经商的江西临川人朱均旺，托他转告于浙江地方政府。由于丰臣秀吉对外严密封锁消息，防查甚严，朱均旺几经波折，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二月，终将此书信送达了福建。

2. 火烧日营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明将董一元率军进攻泗川城。要攻打泗川城，首先必须渡过晋州城前的晋江。可是晋江前有日军的望津寨，明军要渡江非常困难。就这样，明军和日军隔着晋江形成对峙状态。正当形势僵持不下之时，一个朝鲜女人的出现打破了僵局。

这天游击茅国器巡逻之时，一个朝鲜女人从日营中跑了出来，把一张纸条交给他。纸条上写道：“此妇将度异域，吾怜而赎之，天兵弗害也。末曰：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儿之父；问吾民者，有或之口，无才之按。”大意就是说这个女人要被卖到日本，我很是不忍心，就出钱把她赎出来，希望明军不要伤害她。末尾那段隐语则是表明身份。这段隐语并不难猜，茅国器标下的赞画诸葛锈立即猜出了“郭国安”这一姓名。令公之后，令公即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汾阳王郭子仪；埋儿之父，出自“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有或之口，口中一个或，就是“國”；无才之按，“按”字去掉提手旁就是“安”。

身临现场的明军参谋史世用则立马猜到了事情的原委：“郭国安，华人也，往与共在日本，誓自效于本朝，今在兹，可以间矣。”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史世用就受命前往日本收集情报。因为此前许仪后曾经给明朝送信，所以史世用到了日本便找上了他。而后，经由许仪后引荐，史世用又联系上了郭国安。数年之后，被派往朝鲜战场的郭国安升任日军望津营的主将，并寻找机会报效祖国明朝。得知这一消息，明军遂派遣间谍潜入日军军营，与郭国安取得了联络，并最终定计于明军进攻之际放火烧粮以为内应。

九月二十日黎明，茅国器整所部兵将南渡晋江，日军也出寨临江堵截。忽然望津寨中火起，一时烈焰腾空，满天皆红。日军大惊，慌忙回顾奔救，阵势大乱。明兵趁机成功抢渡，追杀斩获，立陷望津。这把火，只烧得日军输心丧胆，两座大寨、楼房及两千余间房屋全部烧毁。日军余部失魂落魄，不得不退守泗川城。为了实现报效祖国的宏愿，郭国安不惜自焚军粮，导致日军全线溃退，其大义凛然之气，令人肃然起敬。

3. 暗施反间

不久之后，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丰臣秀吉于伏见城因病去世。早在1595年，养子丰臣秀次就因有谋反之嫌而被丰臣秀吉勒令自杀，所以现在只能由德川家康等“五大老”并“五奉行”辅佐秀吉幼子秀赖执掌国事。德川家康等人见朝鲜之事已不可为，急欲退兵。此时明军亦加强攻势，意欲歼灭日军。虽然撤兵命令已经发出，但由于路途遥远，送达朝鲜还需时日，日军虽想撤兵却又不敢妄动。董一元便命茅国科（茅国器的弟弟）和史世用去和岛津义弘谈判，得“郭国安从旁赞之”，岛津义弘许诺撤兵。

对于此事，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是这样写的：“未几，人传秀吉已死……倭将皆有归心，但无所禀命，未敢先发。……中路使督阵茅国科持抚台檄，赉金帛，见义弘，动以大义，喻以利害。郭国安从旁赞之。义弘许诺。”

岛津义弘虽已收到丰臣秀吉去世的消息，但还没收到高层退兵的命令，想退而不敢退。正当岛津义弘踌躇之时，茅国科和史世用奉董一元之命前来同日军谈判。岛津义弘不懂中文，就把郭国安叫来翻译。茅国科带来了一封董一元的亲笔信，岛津义弘便让郭国安翻译。信中内容不得而知，《两朝平壤录》只是写了“动以大义，喻以利害”。依我看，“动以大义”纯属屁话，日本人要晓得何为“大义”，那还会有这场战争吗？关键就落在这个“喻以利害”上。可以猜想一下，无非就是点破了岛津义弘进退不得的困境，再吓唬一番，说什么明朝大军压境，再不走可能就永远走不了了之类。至于为何一个明军将领会知道他的处境，或许可以问一下他的翻译（可能郭国安在翻译的时候还添油加醋了一番也未可知）。听完信，再加上郭国安在一边看似不偏不倚实则煽风点火的劝说，岛津义弘最终决定撤兵。“曼子（即岛津义弘）即招行长、忠长、玄苏、调信等，说称天兵新来甚多，若不乘此喻撤去，后日欲归无名。众倭将皆听撤去。此虽史世用宣喻之功，实郭国安之力也。”

这便是史书上关于郭国安的全部记载。他的家世、为何流落日本、如何在日军中担任一寨主将、结局如何，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相较于战争中那些大放异彩的名将，郭国安只不过是个无名之辈。朝中的衮衮诸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历史不会忘记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