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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帝王虽然站在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但是一人之力无以治理天下，帝王们必须在封建官僚体系之中寻找“辅臣”作为直接执行者。从中国封建历史来看，皇帝身边可以依靠的势力群体无非三种：第一，朝臣；第二，宦官；第三，外戚。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中，这三股势力在明争暗斗中此消彼长，其政治地位也由此起起伏伏。 两汉时期，外戚集团成为了权力争夺战中的胜利者，他们手握重权，左右着国家的走向。那么，汉朝为何会有如此明显的外戚专权现象呢？ 政治原因首先，汉代外戚专权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刘邦画像 秦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后，项羽在咸阳分封十八路诸侯，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很快，楚汉相争，面对实力雄厚的项羽，刘邦想要获取胜利，就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因此他一面拉拢分封的诸侯，予以承认；另一方面，他又以封王为手段，笼络各路将领。这样的做法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留下了隐患。 随后，汉朝建立。在汉朝建立之初，刘邦就感受到来自实力雄厚的诸侯王们的威胁，于是从高帝五年（前202年）到高帝十二年（前195年），他依次将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一一废除。为了再次出现这种尾大不掉的危险状况，刘邦开始分封同姓诸侯王，并且与大臣们歃血为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击之”。 西汉前期政治形势图 然而，同姓诸侯王就可以和汉中央王朝和平共处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权欲面前，血缘纽带不足以依靠。汉景帝时期，同姓诸侯王以“清君侧”为名义，公开反叛，史称“七国之乱”，在周亚夫等人的有力抗击下，这场叛乱仅三个月就被平定。然而，从异姓诸侯王的威胁到同姓诸侯王的反叛，使得汉朝皇帝得出了一条教训——同姓诸侯王在本质上与异姓诸侯王并无区别，他们都不足以辅弼朝廷，因此，必须另外寻找忠于皇家的政治势力。于是，与皇室有姻亲关系的外戚，就成了帝王在政治上青睐的对象。 恩格斯（右） 恩格斯曾这样评价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之间的婚姻关系，他说这种婚姻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用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意愿”，这样的评价当然也适用于汉朝的情况，汉朝的君主通过联姻的方式笼络势力雄厚而又愿意效忠于皇帝的政治势力，并且借此形成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姻亲集团，以达到拱卫皇权的目的。这样的例子在汉朝屡见不鲜，比如汉文帝把女儿嫁给西汉开国将领周勃的儿子，汉武帝把大女儿卫长公主嫁给曹寿的儿子曹襄。 当然，任用外戚也会出现外戚专权的威胁，但汉朝皇帝认为，与异姓大臣、同姓诸王相比，外戚所带来的危险要小得多。 东汉皇帝列表 其次，汉朝皇帝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东汉皇帝大多为短命之君，从汉和帝开始，在位的全部都是小皇帝，根据史料记载，东汉一共有14位皇帝，其中有9位没有活过36岁。公元106年以后，十三岁的安帝，十一岁的顺帝，两岁的冲帝，八岁的质帝，十五岁的桓帝，十二岁的灵帝，十七岁的少帝，九岁的献帝相继即位。这样的特殊情况使得“太后临朝”的现象频繁出现，毕竟年幼的孩童连生活都无法自理，更不具备明辨是非，治理政务的能力，因此东汉时期前前后后一共有窦、邓、阎、梁、窦、何等六位太后临朝。 然而，太后毕竟久居深宫，缺乏政治经验，为了治理好朝政，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父兄，因此每当幼主临朝，太后别无选择，只能重用外戚，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说，“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 社会基础首先，汉朝缺乏合理性的选官制度促成了戚党集团的形成，使外戚获得了广阔的势力范围。 汉朝的选官制度以察举制为主，这种自下而上推荐性质的选官制度包含多个科目，包括孝廉、明法、至孝、敦厚等十余种，而在察举之外，汉朝又设置了征召、上书等多种特殊途径。更重要的是，两汉时期掌握各种选官途径的举主并非一人，上至皇帝，下到诸侯王、地方上的郡国守，都可以进行举荐。 也就是说，汉朝的选官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这样一来，看似有效合理的选官制度就显得不系统、不严谨，其内部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举例而言，汉朝选官制度下最大的推荐人就是皇帝，而一国之君可以利用制度的漏洞任人唯亲，一种名为“任子制度”的选官制度规定，“大臣任举其子弟为官”，高级官员可以举荐自己家族中的人员为官，在这样腐朽的选官制度下，“累世官宦”的外戚集团迅速形成。 从东汉中期开始，选官制度就逐渐演变成了外戚集团扩大势力范围的工具。一方面，外戚贵族为了培养私人势力，利用私权举荐士人，并将其拉拢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另一方面，士人为了获取荣华富贵，纷纷投靠到外戚的门下。举例而言，东汉时期梁翼手握重权，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了庞大的戚党集团，以至于梁翼被诛杀时，连坐的公卿、列候、校尉以及食邑在两千石以上的大官居然有数十人，整个朝廷为之一空。
不仅梁翼集团如此，西汉时期的外戚王氏、东汉时期的邓氏、梁氏，均是门生遍布天下的戚党集团。 其次，封爵受赐增加了外戚经济收益，使外戚获得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基础。 从西汉后期开始，皇帝就经常把大量的土地赠给外戚，而随着外戚在政治舞台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对土地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贪欲。凭借着侵占公田、抢夺私田等手段，外戚坐享其成，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汉哀帝时期，董贤被赏赐的公田高达两千余顷，不仅他个人受到赏赐，就连他的妻子得到的赏赐也以千万计算，《汉书》记载，董氏“多受赏赐……费以万万计，国家为空虚”。 《汉书》 从西汉到东汉，外戚的权力不断增强，最终致使皇权旁落，而其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存在，绝不仅仅是因为外戚自身欲望的膨胀，两汉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社会基础，都为外戚专权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参考文献： 《东汉外戚政治研究》 《后汉书》 《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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