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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向军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史上那样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他的评价，几乎就等于对人生观、价值观的评价，就等于对审美取向的评价。 不是所有的后人都褒扬陶渊明，也不是每个人在所有时候都褒扬陶渊明。那些留在史册上的对陶渊明的或褒或贬既褒且贬的评论，尤其是文化名人们的评论，绕有意味，值得品读。 历史上第一个评价陶渊明的人是他的密友颜延之。颜延之是南朝宋的著名文人，他小陶渊明30岁，也迟亡30年。在陶渊明去世后，他写了《陶徵士诔》，在此篇诔文中，他和若干陶渊明亲友商议给陶渊明定私谥为“靖节徵士”。“徵士”即“征士”，称赞学行并高而不出仕的人。颜延之评价的着眼点是陶渊明坚贞的节操，而没有评价陶渊明的文章，可见在那个时代，陶渊明不同流合污而选择归隐在君子眼中其道德品质的意义是第一位的。 南朝文学家钟嵘在他的《诗品》中第一个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评价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这个评价影响深远，它指出了陶渊明归隐诗的内容特点，也定位了陶渊明在文学史的座标地位。 南朝梁文学天才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文学创作本身给予了高底评价。他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作品集——《陶渊明集》。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评价道：“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尤其可贵的是，萧统第一个指出了陶渊明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任真自得。” 然而，在褒扬的同时，历来也不乏对陶渊明的批评。隋朝思想家王通就是历史上对陶渊明的道学观念持批评态度的第一人。他在《文中子中说·立命篇》中评陶渊明：“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也。”王通的这一批评显然是站在不同的价值观的立场上来做评价的。王通不赞赏陶渊明逃避官场的归隐行为。 唐人王维的态度就有些复杂，他一方面欣赏陶渊明的“天真”，但又对陶渊明颇有微词。他讥讽陶渊明道：“屡乞而惭也……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王维虽也有归隐之心，时有归隐之行，但他终究是亦官亦隐，他毕竟是“诗佛”，是通透且行走于儒佛两家的人，所以，他不欣赏陶渊明把自己弄到乞讨要饭的地步。 类似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对陶渊明都是有爱也有厌。李白曾批评陶渊明：“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杜甫也批评陶渊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李太白终生都是一个意气风发、昂首天外的人，他当然不屑于似陶渊明那般碌碌田园之中。杜子美则终生都是一个心忧天下、大济苍生的人，他自然也不认可陶渊明那种超然物外的道学气。 韩愈对陶渊明的批评又不同，他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能敏锐地看出陶渊明在貌似平和悠远的诗意中所流露出的“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的不平之气，同时，他也对陶渊明所勾画的理想生活表达了冷静的批评。他在《桃源图》中说“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这种评价完全是现实主义审美标准下的艺术观照。 有的诗人在年轻时不那么喜欢陶渊明，在命运受挫后却接受和归依了陶渊明。白居易就是这样，起初他批评陶渊明不合儒家入世精神，当他被贬之后，他接受了陶渊明。他在《访陶公旧宅》说：“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审美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白居易对于陶渊明的认识过程与自身的遭际变化密不可分。 晚唐诗人司空图对陶渊明批评最多，最不留情面，也最显荒唐。他在《书怀》中说：“闲知有味心难肯，道贵谋安迹易平。陶令若能兼不饮，无弦琴亦是沽名。”司空图自己晚年归隐河东王官谷，却批评陶渊明的归隐不彻底。难道陶渊明不饮酒、不弹琴、不写诗就成了真正的隐士吗？ 大文豪欧阳修对陶渊明的评价既崇高又霸道，他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这老夫子以陶渊明一人一篇总压有晋，这是褒陶呢，还是贬陶呢？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饮酒》、《五柳先生传》等诗文都不入欧阳大师之法眼啊！ 倾心赞美陶渊明，毕生讴歌陶渊明者，当是苏东坡了。苏轼是陶渊明绝对的铁杆粉丝，是陶渊明绝对的捍卫者和传播者。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在这里，苏轼可以说对前世所有批评陶渊明的言论都做了坚定的反驳。他说他只喜好陶渊明，这一句本来已经就够厉害了，他又直接把李白、杜甫等人放在陶渊明之后，又对陶渊明想当官就当官，不想当官就辞官，饿了就讨饭，饱了就请客的所有行为大为赞赏，称之为“真”！而苏轼独具慧眼地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字来概括陶诗的风格，实在是一语中的！ 还有两件事可佐诗苏轼与陶渊明是如何跨越时空地心心相印了。后世有人在传抄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把“见”改作了“望”，苏轼对这么拙劣的改动简直有些忍可忍，特意作文批评“望”不如“见”的道理。陶渊明一生留诗125首，苏轼竟然耐心的和诗109首！陶苏二人真可谓穿越时空的知音。 苏轼自是天才的诗人，他对陶渊明的褒扬和喜爱真可谓空前绝后。有意思的是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又对苏轼和陶渊明二人的诗作了比较：“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朱老先生的入骨之评恐怕东坡老也会同意的吧。 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对陶渊明的创作特点别有认识，他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这正是陶渊明诗的一个重大特点，他的诗只是胸臆的自然流露，刻意去学一定学不到。 朱熹老夫子诚然并非迂腐的文人，他在《朱子语类》中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这实在是有独特审美见地的话。陶渊明的精神深处确实有大豪放、大英雄气概。否则，他哪里能够把自己裸露的心呈现给世人呢。 大词人辛弃疾对陶渊明的赞扬准确、全面而优美，他在《鹧鸪天》中写道：“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 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辛弃疾欣赏陶渊明躬耕的快乐生活，羡慕陶渊明高出世俗的处世品位，概括陶渊明清澄率真的文学特质，推崇陶渊明名流百代的德才地位。 宋文学理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比较了同时期两位文化巨子——田园诗鼻祖陶渊明与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高下：“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杜甫曾赞陶谢二人的文才“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而严羽却毫不含糊地区分了二人文才的高下。古人之读书、议论真诚如此！ 总体来说，有宋一代对陶渊明持褒赞态度。陆放翁面对陶渊明的诗才这样表达倾慕之情："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读陶诗》）爱国志士文天祥在《发彭城》中直抒对陶渊明坚贞品格的敬仰："我爱陶渊明，甲子题新诗。白衣送酒来，把菊卧东篱。"黄庭坚这样赞扬陶渊明的文学才华："空余时语工，落笔九天上。"（《宿旧彭泽怀陶令》）而黄庭坚的弟子范温更是干脆地崇拜陶渊明："古今诗人，惟渊明最高。"（《潜溪诗眼》） 自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辛弃疾这些文学大家对陶渊明褒赞有加之后，后世延续了对陶渊明褒扬的传统。 金人元好问在《论诗》中评价了陶渊明的诗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又说：“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好一个“一语天然万古新”！好一个“直写胸中天”！此等语非真知陶渊明者不能道得出。 明清以降，文人对陶渊明的喜爱褒奖同样不吝词语。明人何孟春在《陶靖节集跋》中说：“陶公自三代而下为第一风流人物，其诗文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惟其胸次高，故其言语妙，而后世慕彼风流。”而明人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中说：“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 在这里，何孟春、唐顺之简直把陶渊明视为古今人品第一、文人第一、作品第一的古今第一完人了。 明末清初文人冯班在《沧浪诗话纠谬》中说：“诗人言饮酒，不以为讳，陶公始之也。”这个评价与人生观、价值观无关，而与酒有关，其实也与中国酒文化这个重大课题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渊明应该是中国文人饮酒的祖师爷。陶渊明开创了中国诗酒文化，该褒之还是该贬之抑或褒贬具有之呢？ 不同的时代有不尽相同的评价，不同的人生追求也有不尽相同评价视角。清人龚自珍一生以肩负天下为己任，他在《杂诗》中豪迈地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以“九州生气恃风雷”自许的龚自珍从归隐田园的陶渊明诗中读出了“江湖侠骨”的豪情，这与朱熹的“豪放”之评异曲同工，也与辛弃疾在《水龙吟》中所说的“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不谋而合。 进入现代，陶渊明依然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寄托。向来以冷静与挑剔著称的鲁迅先生也称赞陶渊明：“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陶渊明固然自己锄草种地，但他是有家仆的，所谓“奴子”。鲁迅说：“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侯主人，并且给主人种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显示，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鲁迅说话就是如此尖刻，如此不留情面，也正是如此才更显深刻，也只有鲁迅才能这样从“人”的角度指出陶渊明身上人性的伟大——所谓的不全静穆，恰增其伟大。饿死的陶老生未必会更伟大。 当代著名学人叶嘉莹女士说得平和，她说陶渊明写诗“不是‘为人’的，他是‘为己’的，陶渊明被后代很多人赞美称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陶渊明的‘任真’。”她还说：“我以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一个人。”陶渊明正是这样一个生活与作诗相统一的“任真”的人，他并未追求“静穆”，也未追求“伟大”，他就是为了自己的理念和情趣而生活。当然，他没有想到，他死之后，“伟大”追他而来。 总的来说，1600多年以来，后世文人对陶渊明的褒远多于贬，即便是那些对陶渊明有所贬抑的文人，也是褒中有贬，或者早年有所贬而到了晚年尤其是人生不如意之时反转为热烈的褒扬了。这正像我们今天的中学生，他们在老师们的引导下或许也觉得陶渊明的诗歌不错，但是，要真正喜爱陶渊明的诗从而陶渊明的生活从而陶渊明其人，则可能要到四十岁以后或者五十岁以后甚至终生也未必真能喜爱——人生阅历的丰富程度或者说人生的坎坷程度与喜爱陶渊明的程度成正比。南宋隐士朱敦儒可为例证，他晚年被迫出仕，后来深感悔恨，此时的他才能做出这样的诗:“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 陶渊明本人其实执拗得很，正如朱熹所评：“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只是可怜了陶渊明的妻子和孩子。 我对于陶渊明是十一分褒奖的，他1600年来的伟大就配得这样的褒奖，而时代越进步、越发展、越浮躁、越喧嚣，人们越是崇敬陶渊明——他代表了远古的、人性的呼唤。我对陶渊明有一分的批评：他苦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我也说一句“任真”的话：我爱陶渊明，却做不得陶渊明。 2019.1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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