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自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大江东去》等词作出后，便为宋词注入了一股活力。这种不拘于声律、仅将词当作“文体”而非“音乐文学”的创作态度，也是词学能够历久常新的关键。故而历代词学家都以苏轼为“宋词之解放”的节点，同时也提出了“横放杰出”与“婉约雅正”的两种词学风貌。 然则，苏轼的这一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的词学流派在宋代一直未曾受到过重视，虽然其门下如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尤其称道，但除去晁补之之外，秦观、黄庭坚的词风都并未曾取法苏轼，逮至后四学士李格非之女李清照更是在《词论》中不留情面的驳斥苏轼词是“句读不葺之诗”。直到宋代衣冠南渡之后，苏轼的这一股别调风流才在宋代隐隐有起衰欲振之态。但颇令人玩味的是，这种“豪放词风”的发展却是在金代完成的。 苏轼词风因吴激“由南传北”而传入金代谈金源词学的发展，就不得不提到金代“借才异代”的政策。所谓“借才异代”，顾名思义便是“借”他朝之才，更作“本代”之才-------换句更浅显的说法便是借鸡生蛋。金国自开朝到海陵之间，文坛都没有源根本土的文士，清人庄仲方《金文雅序》便称：
这种政策自天辅二年便已有之，彼时金太祖曾下诏云：“图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地点求访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故而，在金初强遣利诱之下，宋代不少文人便应而仕金，宋代文风也藉此在金代开枝散叶。其中对于金代词坛影响最大的便是吴激、蔡松年等人。 吴激画像 吴激家门煊赫，其父是北宋宰相吴栻，其翁是著名书画家米芾。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吴激领命使金，孰料次年金兵便攻入东京，而金人奉养其名，便留其为官，命为翰林待制。吴激在宋时其实并无词学传世，只仕金后多起故国哀思，发诸于词则激横板荡，同时又因身不由己之叹，词中又多有出隐之意。其《满庭芳》词如下：
《满庭芳》是一首非常典型的谐婉慢，其中句法以四六为主而间杂小促，同时韵位安排又极为规例的“平仄交替”，故而这种词牌是只适合写闲愁淡恨而不适合勃发激越的。但我们看吴激的这首《满庭芳》，却以意象的跳荡，强行写作高健郁勃之风，是很有苏轼“横放杰出”之味道的。虽然其中多化用前人句法，如“天际识归舟”是用柳永《八声甘州》句，“千里伤春，江南三月”则是化用晏几道《蝶恋花》云云，但元好问依然推吴激是“国朝第一作手”，其思情之超迈，足可见一斑。 与吴激同时，还有宇文虚中、蔡松年等人，这部分文人与吴激处境略同，为词审美亦近相同。因此，在金代“借才异代”之际，对金代词坛带出了一股极强烈的“排荡之气”--------这也是苏轼之学在金代的生发。 金代地域性导致审美特重苏轼词风当然，苏轼之学虽然是因吴激等人点燃了苏学之薪火，但其传续发展却别有因由----------即两地的审美偏好所致。金朝是女真族在北方和东北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据《辽金农业地理》记载是“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鸭绿江之源”，故而，金人所居住的环境使得金人的审美与南宋有非常大的差异。 《金史·礼志》中记载当时环境是：“蔚彼长林，实壮天邑，广袤百里，惟神主之”，故而，金人见惯了宏阔大气的景色，其性情自然是方刚豪迈。诗六义有所谓“赋比兴”一说，“兴”便是抒性，词人所见之景色是浑大是款曲，在词作中都有非常迥异的体现，即便是一人之作而言都是如此。就以苏轼为论，苏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写在什么环境之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载东坡语有记：“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所见是“斗入江中，石色如丹“的赤壁，故而兴之以发的是“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在这种环境、心情下，才能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而苏词另一首《贺新凉·夏景》则是夏日屋景所作，其中《古今词话》有一则掌故，云：
如此，为美人恕而所做之词，即便是要写成《念奴娇》一般，也无景以对，无情以对，所以《贺新凉·夏景》便是“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的惜花怜人，情丝缱绻了。 一人之变都是如此，何况是一代之人？况周颐《蕙风词话》便对宋、金词有过如下评论：“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蔡松年）、遯庵（段克己）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 金人这种因世居环境而带来的“豪放”审美观念，便是注定难以接受南宋词人的雅士情调了--------当然，另有掌故说金主曾因柳永《望海潮》一词而有南下之意，想来也不是因为“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亦或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秀丽江南，而是因“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的繁荣罢了。
总而言之，诚如况周颐所言，苏词在金代的生发可谓是恰逢时宜。南人偏爱雅正格调，绮靡宜曼为之偏好，至于苏词虽然因人而赞，却并不大能接受他的“不葺之诗”，反观金人，因“深裘大马”而极爱苏轼的横放杰出之风----------即便是谈音律，那也正应称了苏轼词的“学士词，须关东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了 结言最后仍然需要提一句，“豪放词”这一说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如果更确切的说，词中的“豪放派”应当叫做“别调”更为合理。自苏轼《与鲜于书》中曾谈到过的“自成一家”后，后世纷纷以“豪放”、“婉约”而疆分词学流派--------这是没什么道理却又深入人心的（详见前文：词艺录丨词学流派不宜仅分豪放和婉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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