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天津市古籍书店的交往史（一）

今年适逢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接得馆方的《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征稿启事后，我倍感荣幸，同时又回忆起十年前的一桩往事：2009年盛夏，我应馆方之约撰写了《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古籍书店》，回忆了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天津市古籍书店的一些渊源往事，此文收入《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纪念集》。领取样书时，副馆长穆祥望女士表示，希望我能够在建馆一百周年时再度撰稿，续写新篇。我不假思索，欣然允诺，心想还早着哩，岂料十年弹指一挥间。阅过征稿启事，感到撰稿时间不很宽裕，所幸十年来，我在阅读写作之余留心搜集了若干文献资料，又采访过多位知情人，掌握了一些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信息和线索。现择其要者梳理成篇，以飨读者。

天津市古籍书店（以下简称古籍书店）的前身是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1956年6月1日在劝业场对面的和平路317号正式开业。1978年更名为古籍书店。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古籍书店有着数十年的业务合作和传统友谊。然而据我所知，古籍书店某些老职工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业务关系却可以追溯到1954年至1956年的公私合营阶段，甚至更早。古籍书店原副经理王振声先生2012年1月12日致笔者函可证：“解放前，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了《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等丛书外，天津古旧书市场大多是靠一些小商小贩们辛苦经营。记得刘熙刚、王振永、呼智生等人都曾腰夹小布包，每天早晨去南开大学（后来还有天津师范学院）等高校推销新收进的古籍类图书。为排个等候，有时还发生过争执呢！公私合营后，他们成为同事，按照单位分工各自做流动供应工作，便不再有上述争利的事发生了。”［见《津门书肆二记（上）》“光明书局”条“整理者按”，原载雷梦辰文集《津门书肆记》，曹式哲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虽然这段文字所披露的仅仅是1956年以前古旧书从业者到南开大学等高校图书馆推销古旧书活动的一个侧面，却也是古旧书业早年与高教系统业务往来的忠实记录。遥想当年，古旧书业者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业务往还必定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只可惜相关记载稀见，因而弥足珍贵。

值得称道的是，1956年以来，这些昔日的古旧书个体从业者成为国营书店职工后，依然在为延续和发展古旧书业与南开大学图书馆的业务合作和传统友谊，为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贡献着力量。其中古籍书店“三杰”——王振永、张振铎、雷梦辰三位前辈尤其值得一说。

那些人，那些事

追忆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天津市古籍书店（一）

文 | 曹式哲

王振永：推销功夫了得的流供员

王振永先生（1923—1982），原籍河北省束鹿县。十四五岁时来津谋生，在劝业场三楼藻玉堂学徒。1958年进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历任营业员、流供员，业务表现有口皆碑，专业水准公认一流。有《贩书随笔》一篇存世（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

古籍书店工作的期间的王振永先生

1958年至“文革”前夕，王振永先生一直担任古籍书店的流供员，所负责的对口单位即包括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业绩非一般流供员可比。古籍书店的职工们注意到，王振永先生送往南开大学图书馆的线装古籍退书率极低，基本上是百发百中，其中自有玄机。众所周知，南开大学图书馆着重收藏地方志和清人文集，并且注重对外文书刊和外文工具书的选购，这成为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馆藏特色。孰不知其现有馆藏的部分地方志和清人文集即来自古籍书店，其中还有王振永先生等流供员的一份功劳。就说地方志的推销吧，王振永先生每次必是先行查阅馆藏目录及有关工具书，了解地方志的出版及馆藏情况（有哪些地方志，缺哪些地方志），然后再将馆内缺藏的地方志陆续送达。此乃有的放矢，岂能不百发百中？妙绝的是，竟然连同发票一并送达，他有这个把握。馆方采编人员见状颇为惊奇，不禁发问：“王先生，您怎么知道我们馆缺这些书？”王振永先生胸有成竹地回答：“你查去吧，你们馆肯定没有这些书。”经查果不其然，令人称绝，一时传为美谈。又有一次，王振永先生送某部线装古籍到南开大学图书馆，采编人员表示馆内已有收藏，不再需要，王振永先生却说：“我这部书属于另外一种版本，应该留下。”最终还是将书留下。依我之见，这类事说奇不奇，王振永先生的专业水准、业务能力、敬业精神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南开大学图书馆原馆长来新夏先生毕生与古旧书业结缘，对书业有着真切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关于这方面的内容，阅过来新夏先生的四篇随笔《我与古旧书》《藏书的聚散》《我的线装书》《旧书店》即可见端倪。《我与古旧书》（原载2009年7月29日《天津老年时报》）所录尤详，作者写道：“我因有点儿版本目录学的基础知识，所以常受冯老（作者注：即南开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冯文潜先生）的委托，帮助馆里采购古旧书。我不仅借此过目不少古旧书，还结识几位古旧书业的行家，如张振铎、王振永、刘熙刚（作者注：原文误为‘刘锡刚’，后同此）等人。”说来这三人都是古籍书店的老职工，张振铎先生曾任古籍书店副经理、经理多年，刘熙刚先生曾经是专跑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流供员，他二人与来新夏先生熟识是情理之中的事。关于王振永先生，作者更是情有独钟，不吝笔墨，他深情地写道：“振永和熙刚主要跑南开图书馆，振永和我有更多的私交，所以经常到我家来聊天，有时拿些好版本书给我看。有一次送来两种《书目答问》批注本：一是天津藏书家刘明阳的批注本，一是邵次公的批注本。我连夜过录，数日后始归还。这一过录引起我广搜《书目答问》批注的兴趣。历时半世纪，终于完成《书目答问汇补》一书，利人使用。当这一著述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时，我不能不感谢他的友情，也不能不归功于古旧书行业从业人员对我的启示。想到当前古旧书业的衰微和从业人员与读书人的远离，不禁感慨系之，令人黯然神伤！”我很感慨，能够将古旧书业务做到王振永先生这种程度的，不要说时下，当年怕也并不多见吧！看来，无论是谁，但凡做过好事，人们总会记得的。王振永先生向来新夏先生竭诚推荐古旧书，最终促成《书目答问汇补》的问世，当然不是为了博得好感或赚取感激之情。我以为，王振永先生以书交友、以书助友、以书惠友，其境界、其襟怀、其志趣、其水准、其贡献早已超越了流供员的工作规范，这其实是一位具有数十年职业经历、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情操的老一辈售书人的必然表现。

据王振声先生回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图书馆研究室的朱鼎荣先生经常到天祥市场二楼古旧书门市部库房为馆方选购古旧书，与流供员王振永先生十分熟悉。在王振永先生的协助下，朱鼎荣先生不但为馆方购得不少颇有教学、科研参考价值的古旧书，而且为自己也选购了一些合用之书，后在这些书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著述。朱鼎荣先生素知王振永先生好抽烟斗，为表达感激之情，曾经特意购买一些上好烟丝送给王振永先生。二人因书结缘，私交亦不错。

我有幸拜读过王振永先生所撰《贩书随笔》，印象深刻。文前附雷梦辰先生所作小序：“王振永，河北省束鹿县人，受业于藻玉堂，在其业师王子霖（作者注：原文误为“王子林”）和姚佩琳熏陶下，鉴别古籍版本的造诣颇高。解放后在天津新华书店古籍门市部时，经其鉴别之善本书甚夥。王振永在古旧书事业中钻研不息，酷嗜成瘾，书店每得有线装古书，都要设法一观为快，遇罕见之书并随笔记之。王与笔者莫逆之交有年，进入国营之后又是同事。1982年3月，王振永持其笔记叹曰：‘我已老矣，恭赠老弟留念。’捧读其文，多为1958年记载的所贩之书，反映了是时之善本书在天津流通和归宿之概况。余不劫美，按其笔记誊录一册，恭为校正一遍，遂将原笔记奉还。兹乘业余之暇，按笔记中之顺序，厘为是篇，供关注天津文化事业调查者参考，并希读者指正。”这篇小序简述王振永先生籍贯生平、志趣爱好、业务功底，以及《贩书随笔》的由来与评价，为后人解读王振永先生其人其文提供了重要参考。《贩书随笔》共8000余字，系王振永先生1958年的售书记录，包括版本鉴别、作者考证、纸别藏章、序跋凡例、版式插图、内容提要、基本评价、推测提示、评点按语、来历去向、售出日期、售书金额、售归单位诸项，不厌其烦，颇见功力。所涉书籍除少数宋版外，多为明清善本古籍。其中记载售归南开大学图书馆明清善本古籍八部（依序第七部为《孤树裒谈》五卷，明李默著，明万历二十年游朴校刊本，清至现代对该书是否为李著有争议。1958年以500元售归南开大学图书馆，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居售归单位六家之首，售书金额则为了解1958年天津古旧书市场行情提供了可靠依据。《贩书随笔》对书业文化史研究的参考价值不可低估。

张振铎：日积月累著成《古籍刻工名录》

张振铎先生（1920—2017），祖籍河北省黄骅县。1934年经同乡介绍到天津大罗天古玩市场古香斋文物店学徒，次年2月转至东门里文运堂学徒。1956年6月起，出任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主任。1978年起，先后出任古籍书店副经理、经理。1986年11月退居二线，任业务顾问，直至1988年4月正式退休。著有《医学著述源流“三字经”》（原载《古旧图书业务知识》，河北省文化局编，1962年印行）、《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来新夏先生曾说：“张振铎有很丰富的古旧书知识，特别对刻工有研究。我曾在我所主编的《津图学刊》上发表过他研究明代刻工的文章，现已九十高龄犹矍铄善谈。”（《我与古旧书》）这番话引发我查阅《津图学刊》的兴趣，决心一探究竟。阅后发现，从1988年至1990年，张振铎先生在《津图学刊》刊文对明清两代刻工加以汇总介绍，《明代刻工名录》计492条，《清代刻工名录》计415条。每条大体收入刻本书名、卷数或回数、编著者、刊刻年代、刻工姓名、书铺名诸项，可供版本研究者考核版本之用。

张振铎先生（中）在古籍书店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上

（1984年11月16日）

明清刻工名录在《津图学刊》连载后，张振铎先生又将其略加修润增补，并与唐五代及宋元（含辽金）刻工名录合而为一，遂成《古籍刻工名录》。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为之撰序称：“天津张振铎先生致力于古籍版本之学，从事古籍工作数十年，编辑成《古籍刻工名录》一书，上自唐代，下迄清季，可称详备。是录焉，依日积月累之功，非一蹴可就之业，又非见多识广者不办。余深知其艰巨。此著既录刻工姓名，亦录书铺之名。工有流动，铺则稳定，工名难记，铺号易志。某书某地某铺所刻，不能仅据刻工之籍贯以定一书之刻地。著录店主姓名，则便于考证刻书之地，较可信也。”序文既有对全书内容的概括，亦有对其实用价值、学术价值的肯定。阅过《古籍刻工名录》，我有两点感受：其一，张振铎先生从整理刻工名录的角度介入古籍版本研究，视角独特，成果显著，泽及学界，此其贡献；其二，该书所涉卷帙众多，整理工作浩繁，非功力深厚、定力过人者难以胜任，因而令人钦敬。人谓古籍书店老职工业书凡数十年，经眼过手的古籍刻本无数，所言不虚。

昔日王振永先生助力来新夏先生完成《书目答问汇补》，而后来新夏先生又力推张振铎先生将明清刻工的整理研究成果公诸于世，堪称南开大学图书馆与古籍书店数十年业务合作和传统友谊的又一段佳话。

未完待续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