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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是韩愈系列作品“五原”中的最重要的一篇（此系列成于贞元十二年到十九年间即７９６－８０３）。此时韩的政治、学术思想都已定型，他不但公开自诩为儒家正统的传道士和卫道士，还表示“舍我其谁也”。他在《原道》中首先就说“孔子传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可见韩是以匡复儒家道统的代表自居的。 韩愈说：“由周而上，上而为君，故传其事；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说其长。”他看到仅有他个人对“道”的精熟、热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君王的支持。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行动上显示出不甘“只说其长”的积极进取。正如后来他在《谏迎佛骨表》事件中的表现。 不过历史事实令人颇感滑稽，韩愈既以卫道者自居，为什么唐宪宗一发怒就诚惶诚恐，磕头请免死罪呢？韩愈被贬潮州后，又呈《谢上表》再度谢罪。虽然这可以理解为“传道”的权宜之计（韩之反佛确实贯穿一生），只是若就“威武不能屈”的要求讲，不能不说这是个“污点”吧？ 韩愈认为佛教炽盛，对国计民生构成严重威胁，《原道》猛烈抨击佛教的同时，力主复兴纯粹的儒家道统（注：儒释道并存局面唐代开始显现的），并以“先人之教”下的社会民生和佛老之道下的社会状况相比，期望从而宣传并达到排斥佛教的目的。 首先，他定义了儒与佛的区别。他给“儒道”下的明确定义及具体内容为：“吾所谓道德者也，合仁与义言之者也，天下之公言也。”然后他叙述了儒道兴衰的过程，指责所谓的孔丘信徒们竟附合异道者的言论，认为说孔子曾以郯子长等人为师的说法很荒诞。其意是说，儒道天然自成一体，无须也根本没汲取过它学说。接着他又将古之教下的民生，与今之教下的民生相比较。从从事生产劳动者的比例上指出崇佛的危害。“古之民者四（指士、农、工商）今之民者六（指佛教徒和道教徒再加上前四种）……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他由此推论说，儒道之下民富；佛道之下民穷。 韩愈对佛攻击的第二个要点是佛老的“清静寂灭”说和佛教的弃绝君臣父子“相生养之道”。他认为太古不是天事，“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有以为也。”他还以圣人引导人类从巢居到穴居，从穴居到宫室居证明佛老所谓“清静寂灭”之说的荒谬。说“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 把社会发展归为人有“将有以为也”的主观能动性，所论不错；但将人类能存在归为圣人的功劳，这圣人显然是指符合儒家道统观点中的尧舜那类人。 韩愈其后说，礼乐刑政是维护社会生产秩序的必要手段，正面提出在社会组织中，一定要在圣人之教下形成的完整的“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社会等级秩序，并断定只有在这样的道德关系中，社会才是完美无缺的。诸如“为道易名，为教易行。顺而拜，爱而公，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这把封建伦理道德的作用提到了吓人的高度。由此他再次指出，当前要恢复儒道，首先要解决的主要障碍就是佛老这个异教，以及传道权力的问题。 《原道》反佛是为了复道，后者是终极目的。反佛的理由是“佛老有害国计民生”，这有事实上的合理性，并且反映了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但其反佛的归结点却是儒家的等级伦理秩序，甚至在孟子的“民本思想”都有明显的倒退。他说：“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这充分说明民众在韩愈心目中无足轻重。虽然韩文也说要统治者实行“鳏寡孤独疲疾者有养也”，也依然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的。这是其地主阶级生养观念与现实倒置的反映。 韩愈为了证明儒道的纯粹性，甚至坚决否认孔子曾师事过郯子、老子，因此就整体看，对韩愈《原道》的评价不只是不宜过高的问题，而是韩之反佛谈不上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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