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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以为信也，所以验身份，定真伪也。尤其如文人墨客之辈，十分注重印章之使用，对于篆刻艺术上的追求同样付与极大地倾注。大批有多方面修养的文人雅士加入到治印的行列中，极大促进篆刻艺术的飞速发展。不仅如此，延请篆刻名手为己治印，相互交流、刻赠印章已常出现在文人的艺术生活中。作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己任的西泠印社2012年春拍特推出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自用印及藏印二十五方，以飨广大藏家。 杨守敬一生埋头学问，著作等身，尤其是在金石、舆地和版本目录等方面有着精深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杨氏从早年起便热衷于金石碑帖，同治二年（1863），杨守敬进京参加会试，开始了接触并搜求金石碑版。同治八年（1869），杨氏于武昌购得刘青园死后散出的金石文字七千馀种，从而奠定了其一生金石收藏的基础。而其一生共著述金石著作近三十种，大致可分为文字和图录两大部份。文字部份涵盖了金石目录、题跋和书法理论及地方金石等方面；图录部份包括了碑拓、印章和钱币等项，更采用照相缩印、双钩摹刻和仿刻今印等形式来刻印推广。杨氏一生视金石为重要学术内容，不仅注重金石文字的著录，更善于以史证金石，或以金石证史的互证。主张“金石文字，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通过金石考订文字、历史和典籍，阐发史论，奠定了其在金石学史中的崇高地位。此次收录的“星吾所藏金石文字”、“星吾金石文字”、“星吾审定古瓦”、“激素飞清阁藏碑记”和“非清阁”等五方印正是杨守敬一生金石收藏的极好见证。 另一枚“杨星吾东瀛所得秘籍”亦同样引人注目，这是杨守敬一生对于版本目录研究和所取得成就的标志物。光绪六年（1880）四月，杨守敬在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请下，携眷渡海至日本充当随员。其关于目录版本之研究也正始于他的日本访书。在赴日本之前，接受传统式中国教育的杨守敬已对目录版本之学颇有兴趣，亦早就想重写一部《书目答问》来反映中国学术的源流，只是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杨守敬发现日本书店中有成捆的汉文古籍贱价待售, 其中不乏珍本秘籍。于是便倾囊购买，逐渐交往了日本的大藏书家并拟成《日本访书缘起条例》。这些工作得到了新任大使黎庶昌的支持，决意辑刻《古逸丛书》, 并委托杨守敬全力董理其事。在日本四年间，刻成《古逸丛书》二十六种，购得隋唐逸书百余箧。杨氏所撰《日本访书志》二十卷、《历代经籍存佚考》、《古诗存目录》等，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术界有数之书”。好书自然需要好的藏书印，惟有出自名家之手的藏书章才能配得上如此珍贵的古籍珍宝，而治此印者正是大家徐三庚。徐三庚（1826—1890），字辛谷，号井罍山民，又号袖海，浙江上虞人。篆刻初学陈鸿寿、赵之琛，四十岁后参以汉篆、汉印结体，颇见功力，风格飘逸，疏密有致，自成一家。据边款知此印刻于丁亥十月，即杨守敬从日本归国三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体现的是艺术与藏书的高度之融合，呈相互拔高之态。 除了其他几枚自用印以外，目标中还特别收录了三枚杨氏收藏闲章：“不骑塞北将军马，且把南溪种树书”、“闹红一舸”、“传语平安”。皆古雅精致，内中蕴涵丰富之典故。这些都是杨氏作为一位具备多方面学术修养，拥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具体表现，弥足珍贵。 书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杨氏以其一生之学术光芒，在今日仍灿烂明亮。所具备和表现出的艺术修养，又倾倒多少后人。此次的二十五枚印，正以浓缩了杨氏一生，虽不言，岂无接踵而至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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