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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在沈阳东北博物馆临摹时摄
菊石图 1936年 116cm×46cm 轴 纸本 【一专多能的京城“玩家”】 于非闇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父亲是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母亲是满清宗室。于家是书香门第，祖上三代都曾中过举人，于非闇在15岁时便考中过秀才。童年时期的于非闇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和祖辈父辈们的文化熏陶，自幼便对家中收藏的书画、法帖、拓片等等很感兴趣，于非闇既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又上过新式的学堂，虽出身旧式文人家庭，但思维上却不禁锢。虽然庚子之乱后，于家开始没落，家藏的书画文玩、房屋地产逐渐变卖换作柴米，但是于非闇与生俱来雅好赏玩的“旗人”习俗并未消退，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天资和聪慧也未被没落的生活所消磨。京城旧都的文化氛围和特殊的家庭环境培养出于非闇一专多能的才艺和广收博取的胸怀。所以，于非闇并非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职业画家”，而是一个涉猎广泛、多才多艺的文化“杂家”。
五色鹦鹉 1941年 92.5cm×42cm 轴 纸本 学画之前，他先跟民间画师王润喧学习如何研制颜料，如何饲养昆虫、种花莳草。除此之外，他还是民国期间京津地区著名的记者、艺评人，同时为数家报馆撰稿，还首次在报刊上提出“南张北溥”说法，张大千初到北平时能够快速站稳脚跟，应该说与于非闇提供的帮助有很大关系。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学养积累都为于非闇的艺术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也使得他转向工笔花鸟创作时，一切都水到渠成，仿佛是信手拈来。 【“中年变法”复兴工笔花鸟】
御鹰图 1954年 164cm×80cm 轴 虽然于非闇被尊为二十世纪中国工笔花鸟画大家，但是在早年他的绘画却主要以写意花鸟和山水为主，直到三十年代时，才在好友张大千的建议下进行“中年变法”，开始放弃写意一路，专攻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和研究。在当时的中国画坛流行的是写意的文人画风，传统工笔花鸟因过于工细不符合文人的身份与性格，而沦落成“匠人”绘画的式微局面。为了扭转这种颓势，于非闇从仿古和临习入手，专攻宋代院体绘画，对宋徽宗赵佶的工细一路用功尤深，甚至连书法也是专攻“瘦金体”。此次展出的《五色鹦鹉》、《白山茶》、《御鹰图》等作品便全部是临自宋徽宗，而且临摹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可以说是贯穿了于非闇的艺术生涯。
画众生黑 1949年 89.5cm×52cm 轴 纸本 在临习前人的基础上，于非闇还注重实景写生，他豢养的鸽子、花草无不转换成他笔下的绘画，四十年代时他还为自己制定了“日课”，每日都到北京各处的公园写生，《画众生黑》、《丹柿》等作品均是写生所得，不仅画面色彩艳丽非凡，画中植物也显得生机勃勃，这正是于非闇坚持写生，从自然景观中不断提炼的结果。在于非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下，他以一己之力逐渐改变了工笔花鸟画在近代画坛中的颓势，而且培养出田世光、俞致贞等高足，为二十世纪工笔花鸟画的复兴作出巨大的贡献。 【筚路蓝缕建设北京画院】
丹柿 1959年 95cm×58cm 轴 纸本 1957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刚刚成立，首任名誉院长是国画大师齐白石，于非闇也被聘为北京画院副院长一职。建院之初的北京画院如同当时的新中国一样蓝图初成，正值百废待兴之际，而此时的于非闇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面对建院初期的发展规划和繁琐的行政工作，于非闇不顾年迈事无巨细，身体力行的参与到北京画院初期的建设工作中，为北京画院创作、研究、传承三大建院宗旨迅速走上正轨付出巨大的精力与体力。尤其是齐白石去世后，为筹备齐白石遗作展，于非闇更是详尽的梳理了齐氏后人捐赠的文献、手札，至今北京画院的齐白石手札藏品中，还贴有于非闇当年梳理工作时留下的字迹。
牡丹双鸽 1959年 162cm×81cm 轴 绢本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于非闇并未放松对艺术创作的要求，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便绘制了一大批符合时代新风貌的作品，如他去世前创作的《牡丹双鸽图》，集“春天之花，伏天之叶，秋后之老干”绘制而成，堪称于非闇晚年代表作之一。于非闇去世后，在他的关照下子女将他收藏的古画和数十件花鸟画精品全部捐献给北京画院，为创建并丰富北京画院收藏体系做出了自己最后的贡献。今年也是北京画院建院甲子之年，北京画院与苏州博物馆联合举办“妙造自然——于非闇绘画作品展”既是建院六十年的纪念活动，也是对于非闇先生艺术成就与艺术贡献最好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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