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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是阻碍群际交往的重要因素。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和群际焦虑理论模型，测量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交往时的群际焦虑水平、彼此持有的刻板印象和外群体态度等变量，考查了这些变量的特征及关系。结果表明：1、主流群体汉族在群际交往过程中的群际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少数民族；2、女性比男性持有更积极的外群体态度；3、消极刻板印象是产生群际焦虑和偏见态度的重要原因。减少消极刻板印象、降低群际焦虑是促进群际交往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刻板印象，外群体态度，群际焦虑，群际交往 1 问题提出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即为什么在具备跨群体互动和交往的社会条件时，群际互动和交往仍然很难，或者至少是不够理想的？比如很容易观察到，在多民族混合学校，各民族学生日常交往的对象基本都是本民族成员，出现相互“自我隔离”的现象，避免跨群体的互动。这其中的原因可以列举出很多，比如文化差异、宗教、历史、信念和价值观不同等等，但这些都是群体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要阻碍群际互动，必须通过群际互动情景中的个体的心理因素发挥作用，其中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跨群体互动比群体内的互动更难，这对于促进跨群体互动和交往有重要实践意义。 刻板印象则是人们对社会群体（比如性别、民族、宗教、国家、地域）的特征、属性和行为的一种概括化、固定化的看法与观点（(Whitley& Kite, 2009），是偏见产生的重要认知因素。而群际焦虑是一种发生在群际互动情景中的社会焦虑（情绪因素），即当个体与外群体交往时，由于担心消极的心理或行为结果，或者担心被内、外群体成员消极评价而感受到的害怕、紧张、焦虑甚至敌对等不愉快的情绪体验，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阻碍着跨群体互动(Stephan, 2014; 管健, 2017)。Stephan(2014)提出的群际焦虑理论模型表明，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是影响群际交往和互动的重要因素，该理论认为群际焦虑由情绪、认知和生理三个成分构成；引起群际焦虑的前因变量有四类，分别是人格特质及相关个体特征（比如权威主义）、消极的态度及认知（比如偏见和消极刻板印象）、个人经历（比如消极的接触经历）和情景因素（比如竞争），而群际焦虑又影响群际互动过程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的结果变量。 群际接触理论视角的研究表明，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是影响群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一项关于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机制研究的元分析发现，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认知因素是消极刻板印象的减少，情绪因素是群际焦虑，即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程度取决于群际焦虑的减少程度，元分析还发现，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所有中介变量中，群际焦虑的中介效应是最大的(Pettigrew & Tropp, 2006)。国外研究者针对各类群体（国家、种族、宗教、同性恋、精神病患者、老龄人等）开展的大量群际互动的实证研究表明，群际焦虑对群际互动有消极影响(Stephan, 2014)，比如，个体的群际焦虑水平越高，他们对外群体的态度更消极(Castiglione, Licciardello, Rampullo, &Campione, 2013; Price-Blackshear, Kamble, Mudhol, Sheldon, & Bettencourt,2017)，持有的偏见更强烈(Delgado, Arino, Betancor, &Rodriguez-Perez, 2018; Zagefka et al., 2017)，以及更强烈的刻板印象(Amodio & Hamilton, 2012; Mereish &Poteat, 2015)。众多研究表明，无论是传统的面对面的群际接触减少偏见的过程中(Mak, Brown, & Wadey, 2014; 高承海, 侯玲, 万明钢, 2014)，还是间接的扩展性接触(Tumer, Hewstone, & Voci, 2007; Turner,Hewstone, Voci, & Vonofakou, 2008)和想象接触减少偏见(Miles & Crisp, 2014; Turner, West,& Christie, 2013)的过程中，刻板印象与群际焦虑都扮演中介作用的角色。 从文献回顾发现当前研究的若干特征以及在理论方面有待进一步验证的问题。首先，当前研究绝大多数来自欧美国家，针对我国社会背景中的群际互动的研究较少，高承海等人检验了群际焦虑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触过程中的作用(高承海, 2015)，杨金花等人考察了大学生的群际焦虑在想象接触与对男同性恋群体态度间的中介作用(杨金花, 王兴宇, 吴南, 2016)，孙亚文等人考察了群际焦虑在随迁儿童元刻板印象威胁影响工作记忆过程的中介作用(孙亚文, 贺雯, 罗俊龙, 2015)；其次，国内外研究在研究中选取的被试都是群际互动的一方（比如非同性恋与同性恋的群际互动只选择了非同性恋者为研究对象；族群互动当中只选择了主流群体或者少数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这对于理解特定群际互动的本质有所偏差；再次，正如群际焦虑理论模型指出的，群际焦虑与其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在具体的群际互动情景中，他们之间的影响关系是有待进一步验证的（比如当前研究中刻板印象、群际焦虑和外群体态度）；最后，当前实证研究大多都是在群际接触理论的框架内开展，一般将群际接触作为自变量，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二者在群际接触减少偏见中的作用，但对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很少。 基于以上考虑，在群际焦虑理论模型框架内(Stephan,2014; 管健, 2017)，以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群际交往为例，同时选取少数民族和汉族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在互动过程中的群际焦虑水平，彼此持有刻板印象的程度和外群体态度几个变量，主要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是考察少数民族和汉族互动过程的群际焦虑状况，检验群际焦虑水平是否存在民族差异（少数vs汉族），如果存在差异，为什么？二是分析群际焦虑和刻板印象、外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根据群际焦虑的理论模型和已有的研究，当前研究有两个具体的研究假设，一是少数民族和汉族被试的群际焦虑、刻板印象和外群体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假设1），二是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与外群体态度存在显著相关。这项研究在实践当中能够为我国促进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互动提供指导，因为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被试为西北地区某省会城市多民族混合高校的598名大学生，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占51.7%，汉族大学生占48.3%，被试平均年龄M年龄= 20.6，SD = 1.29；其中男性占32.3%，女性占67.7%。数据收集采用整班集体测试，当场收回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 2.2研究工具 群际焦虑 采用Stephan等人编制的群际焦虑量表，测量少数民族和汉族互动时的群际焦虑水平，量表由十项情绪特征（如尴尬、怀疑、谨慎等）构成，其中有三项为积极情绪特征（高兴的、自信的和被接受的），要求被试对其互动时的情绪感受进行5级评分(从1“一点也不”到5“非常的”)，积极情绪感受反向计分后计算总均分，得分越高，群际焦虑水平越高。汉族被试和少数民族被试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77和α为.90。 刻板印象 采用高承海关于民族刻板印象的研究结果(高承海, 2015)，少数民族和汉族彼此持有典型的刻板印象各11项，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被试在6点计分（1~6）量表上分别在11项人格特质词上对外群体的印象进行评定，收集的数据结果表明：汉族对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和“消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69和.79，总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69；少数民族对汉族刻板印象的“积极”和“消极”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73和.85，总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62，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均达到可以接受的心理测量学标准。 外群体态度采用两个工具测量少数民族和汉族被试的外群体态度，一个是感觉温度量表（feelingthermometer scale），要求被试对外群体的喜欢程度进行评定，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得分范围是0~100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对外群体的态度越积极，反之持有偏见程度高(Haddock, Zanna, & Esses, 1993)；另一个是语义区分量表（semantic-differentialscale）(Turner, Hewstone, Voci, & Vonofakou,2008)，要求被试在5个极性相反的形容词（如冷漠对热情、小气对大方等）量表上对外群体进行七个等级的评定，每个项目的得分范围是0~6分，被试得分越高，对外群体态度越积极。汉族被试5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84，少数民族被试5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90。 3结果 分别采用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少数民族和汉族被试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样本数据第一个因子分别解释总变异时均没有达到4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大。 3.1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1呈现的是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其中相关矩阵部分（第6列到第10列）对角线上方为少数民族被试相关分析结果，下方为汉族被试的相关分析结果。 从均分结果可见，被试群际焦虑得分均在2分以上，表明少数民族和汉族在互动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群际焦虑（2分即代表“有一点”），其余变量得分也均在量表中值以上，这说明少数民族和汉族被试整体上彼此持有明显的刻板印象（包括积极和消极方面），彼此的态度整体偏向积极。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和汉族被试的群际焦虑与消极民族刻板印象维度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汉族r消极-焦虑= .34, p < .01；少数 r消极-焦虑= .32, p < .01）；被试的民族刻板印象与外群体态度（感觉温度和语义区分态度）得分存在显著相关，积极刻板印象与外群体态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消极刻板印象与外群体态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基本验证了研究假设2。 3.2主要变量的民族和性别差异检验 分别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来检验民族刻板印象、外群态度和群际焦虑的民族（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和性别差异，结果表明（详见表2），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感觉温度量表得分、语义区分态度和消极刻板印象得分上无显著差异（p> .05），但在群际焦虑和积极刻板印象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汉族被试的群际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少数民族被试（t（596）=6.18， p < .001，Cohen's d = .50），同时，汉族被试对少数民族持有的积极刻板印象显著高于少数民族对汉族持有的积极刻板印象的程度（t（596）=6.28， p < .001，Cohen's d = .51）；性别方面，感觉温度、群际焦虑和积极刻板印象得分无显著差异（p> .05），但在语义态度和消极刻板印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即女性比男性持有更为积极的外群体态度，语义区分态度量表得分更高（t（596）=-2.40， p < .05，Cohen's d = .19），男性比女性对外群体持有更强烈的消极刻板印象（t（596）=2.13， p < .05，Cohen's d = .17），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1。 3.3群际焦虑、刻板印象和群际态度的关系 为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2，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群际焦虑理论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刻板印象、群际焦虑和外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将刻板印象（包括积极刻板印象和消极刻板印象）作为自变量，外群体态度（感觉温度和群际焦虑）作为因变量，分别构建汉族和少数民族被试的路径分析模型，并进行计算。从路径分析的模型拟合情况来看，模型1（汉族）和模型2（少数）χ2/df 值大于2而小于5，RMSEA大于.05但小于.08，NFI和CFI均大于.9，综合各拟合指数情况，两个模型的拟合性较好。 图1显示的是各变量相互作用的路径关系和标准化估计值，从图中可知，汉族（模型1，图1上）和少数民族（模型2，图1下）大学生彼此持有的积极刻板印象均能够正向预测外群体态度（包括感觉温度和语义区分态度），而消极的刻板印象维度能够正向预测群际焦虑的水平，而群际焦虑和外群体态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彼此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程度越大，他们在群际互动过程中的群际焦虑水平就越高，而对外群体持有的偏见态度就越强烈。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消极的刻板印象是引起偏见和群际焦虑的重要原因，群际焦虑与外群体态度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4讨论 首先，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的互动中两个群体成员均报告存在一定程度的群际焦虑，群际焦虑水平越高的被试其对外群体的态度越消极，即偏见越强烈，这说明群际焦虑是阻碍群际互动的重要因素，与群际焦虑理论模型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相比较而言，汉族比少数民族的群际焦虑水平更高，目前国内还没有类似的研究结果，但是国外关于种族互动的研究表明，白人与黑人的互动中白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群际焦虑(Amodio, 2009)。研究结果能为国内已有研究提供解释，已有研究也能为当前研究结果提供支持：国内一项研究发现，汉族接触少数民族的意愿更低，而少数民族接触汉族的态度更积极(高承海，万明钢, 2013)，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汉族的群际焦虑程度更高；而另一项关于群际接触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接触程度，无论接触的数量还是接触的质量，少数民族均高于汉族(高承海, 2015)。这些研究结果放到一起，就可以对当前研究结果做出合理的解释，就是由于缺少接触，导致汉族对少数民族持有更多的消极刻板印象，从而导致群际焦虑水平更高，其与少数民族的互动态度就更消极。国内一项采用自由联想法的民族刻板印象研究结果就表明，汉族被少数民族报告的消极刻板印象数量更多(高承海, 党宝宝, 万明钢, 2013)。由于当前研究中刻板印象采用等级评定的方式，少数民族和汉族彼此持有的刻板印象内容不同，因此刻板印象得分的民族差异比较意义不大，在此不做讨论，主要在后面讨论其与群际焦虑和外群体态度之间的关系。 其次，性别差异检验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群体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女性对外群体的态度更为积极，对外群体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程度更低。这种差异也许反映了男性和女性的人格差异，国内有研究就发现，大学生的性别角色与人格的基本维度存在显著相关，即男性化得分与外向性、处世态度和才干有较高的正相关，而女性化得分与善良、人际关系有较高的正相关(卢勤,苏彦捷, 2004)，男性和女性的人格差异，体现在与群体有关的态度和认知当中，国内还有相关的研究也发现，相比较而言，女性对国家认同的水平要显著高于男性(高承海，万明钢, 2015)，研究结果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或许是：在促进群际互动和群际关系的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女性的作用。当然，群际关系相关变量的性别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可能有所发现。 最后，根据群际焦虑理论模型，认知变量（当前研究的刻板印象）和外群体态度变量既可以是群际焦虑的前因变量，也可以是结果变量，这在当前研究中得到部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群际焦虑、刻板印象和外群体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但是，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路径分析模型表明，刻板印象是群际焦虑和外群体态度的前因变量，即消极的刻板印象引起群际焦虑和导致外群体偏见态度，积极的刻板印象则促进积极的外群体态度，影响路径是从认知到情绪和态度。群际焦虑作为一种情绪，当前研究构建的路径关系与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是一致的，即认知过程是决定情绪的关键因素(彭聃龄, 2012)，作者认为正是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持有消极的认知（即消极刻板印象），对群际互动有着消极的期待，从而产生群际焦虑，对外群体持有偏见。 综上，研究结果和相关讨论表明，消极刻板印象和群际焦虑与消极外群体态度显著相关，是阻碍群际交往的重要因素，而产生群际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因此，在促进跨群体互动的实践中，通过减少消极刻板印象，降低群际焦虑，能够促进群际互动，改善群际关系。 5 结论 （1）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群际互动存在明显群际焦虑，汉族比少数民族的群际焦虑水平更高； （2）消极刻板印象是引发群际焦虑、导致外群体偏见态度的重要原因； （3）减少消极刻板印象、降低群际焦虑是促进跨民族互动的重要策略。 参考文献 Amodio,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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