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民族内隐观可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

[摘要] 民族内隐观是指普通大众对民族性质的朴素理解，大众对民族性质的理解包括民族本质论和社会建构论两种倾向，人们持有何种观点广泛影响着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研究发现：与社会建构论者相比较，民族本质论者其民族边界更为固化、跨民族交往的动机水平更低、对外群体持有更多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更容易知觉到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本质论观点还是主流群体维持不平等社会地位的“合法”理由。本文主张采用教育、创造各民族的接触机会、以及弱化社会分类三个策略来改变民族内隐观，即通过弱化人们的民族本质论观点，强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从而促进民族交往和改善民族关系。

[关键词]民族内隐观；民族本质论；社会建构论；民族交往；民族关系

除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外，普通大众的民族心理认知也是影响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 “民族内隐观”对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有着广泛的影响，对促进各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在前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上，凝练了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对国内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路，为国家促进民族交往和改善民族关系的实践提供借鉴。  

一、何谓民族内隐观

社会心理学有一个“人人都是科学家”的隐喻，它是指人们都像科学家一样形成自己的理论或观点来解释所处世界，普通大众（即非科学家）持有的这种理论被称之为外行理论（lay theory），它也是一种知识结构已经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外行理论代表着个体内在结构化的信念、规则和概念体系，与科学理论相似，它通过促进个体对所处世界的理解、预测和控制而降低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尽管外行理论没有像科学理论那样经过严格的检验，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有时候个体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持有某种理论或者观点，但行理论对个体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即它赋予世界一定的意义，使个体对这个社会世界种有一种掌控感。当前研究者针对外行理论研究较多的是群体本质论、群体实体性信念、公正世界信念（即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新教工作伦理（即努力就会成功）和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ies,或者翻译为内隐观）等。(Levy, Chiu, & Hong, 2006)

内隐理论也是一种外行理论，它的提出者主要是Dweck，他认为人们用来理解世界的基本信念或者内隐观引导着个体的行为。他发现人们关于人的性质理解，有两种基本的观点，即人的属性是确定不可变的特质或者具有可变性，比如人的道德、智力、人格是可变的吗？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持有何种观点却广泛影响着个体的认知、情感和动机等。(Lange, Kruglanski, & Higgins, 2012; 高承海, 侯玲, 吕超,  万明钢, 2012a)

在多民族社会中，人们面对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体质、心理与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的时候,都会形成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来进行解释,比如民族之间的差异是否可变等问题，普通大众对民族性质的朴素理解就是所谓的民族内隐观。(Hong, Chao, & No, 2009a)在内隐理论框架内，研究者Hong等人通过大量研究发现，普通人对民族性质的理解通常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民族是由不可变的、根深蒂固的生物本质所决定，这个本质决定民族成员在跨情景当中人格特征的稳定性，即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都是由其根深蒂固的本质所决定，民族成员的属性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民族本质论”；另一种观点则与之对立，认为民族是在历史情景中由于社会和政治因素而人为创造的，因此民族边界是动态可变的，民族属性和各民族表现出来的差异都是可以变化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民族的社会建构论”。这两种观点分别代表着人们对民族性质理解的相对静态和动态的观点，二者之间是一个连续体，个体对民族的理解介于这二者之间，即要么倾向于民族本质论，要么倾向于社会建构论，持有这两种观点倾向的个体分别被称为民族本质论者和民族建构论者。(Hong, Chao, & No, 2009b)Hong等人还开发出了测量民族内隐观的工具，包括民族本质论和民族的社会建构论两个维度，由于二者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因此在进行统计分析的时候，可以通过反向计分合为一个变量（本质论或者建构），该工具在多个国家被用来测量人们的民族内隐观，能很好的捕捉内隐观的核心成分（可变vs不可变）。(No & Hong, 2005; S. No, Y. Hong, &H. Liao et al., 2008)

二、民族内隐观对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影响

虽然民族内隐观是人们对民族性质的朴素理解，但是持有何种观点（即本质论或者建构论）却影响着人们的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等群体心理现象。(Hong et al., 2009b; 高承海, 侯玲, 吕超,  万明钢, 2012b; 于海涛, 张雁军,  金盛华, 2014)

（一）民族内隐观影响个体的民族认同

与持有社会建构论的个体相比较，持有民族本质论观点的个体的内群体认同更为强烈，而对外群体的态度较为消极，民族边界固化。国内研究者高承海在国内以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民族内隐观对民族认同和民族刻板印象的影响，该研究发现，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被试，持有的民族本质论信念越强烈（社会建构论信念较低），他们对内群体有着更为强烈的认同，但是对外群体却持有更为消极的态度，该研究还发现，关于民族的理解，本质论者占了了多数（60%以上）。(高承海，万明钢, 2013)国内杨晓莉等人以藏族大学为被试的实验研究发现，当被试被诱导持有民族本质论观点时，他们与汉族学生交往的意愿较低，而诱导持有社会建构论观点的个体，他们交往的意愿则更高。(杨晓莉, 刘力, 赵显,  史佳鑫, 2014)在移民国家的研究发现，主流群体的民族本质论者其内群体认同更为强烈，他们对移民的排外性更强烈，对其持有的偏见也更强烈，而那些社会建构论者则对移民的包容性更好，偏见程度也更低。(Bastian & Haslam, 2008)

（二）民族内隐观影响个体的群际知觉

民族本质论者认为民族成员共享着一种潜在的本质，这个本质引起并决定着该类别成员可观察到的特征，这种信念一个潜在的影响就是它增强了群际差异和群内相似知觉，而社会建构论则正好相反。例如Hong等人以亚裔美国人为被试，让其在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上对亚裔人和美国白人进行评定，结果发现：那些持有强烈本质论信念的被试，认为亚裔美国人和白人在人格维度上具有更大的差异性，而社会建构论者知觉到的差异性就相对小一些；(S. No, Y. Hong, & H. Y. Liao et al.,2008)国内高承海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以少数民族和汉族（多数群体）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其本质论信念越强烈，他们在大五人格特质上对内、外群体进行评价时感知到的内外群差异也更大，并表现出内群偏爱特征。(高承海，万明钢, 2013)另一项来自中国香港的实验研究，系统考察了民族本质论对社会分类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持有民族社会建构论的被试相比较，持有民族本质论的被试在进行社会分类时更倾向于基于民族分类，并且他们识别民族的细微表型特征时表现的非常敏锐，这种结果在亚裔和白人美国人被试中都存在，这说明民族内隐观对少数民族和多数群体成员的民族分类和社会知觉的影响是相似的。(Chao, Hong, & Chiu, 2013)

（三）民族内隐观影响个体持有的民族刻板印象

民族刻板印象是人们对民族群体形成的僵化、固定化的认知，对民族关系有重要影响，积极的民族刻板印象对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有积极影响，消极民族刻板印象则阻碍着民族交往，它也是引起民族冲突和矛盾的重要心理因素。国内外研究发现，民族本质论者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更为强烈，而社会建构论者则相对较小。比如国外Bastian & Haslam的研究发现，人们持有的本质论信念越强烈，他们越容易对九个不同的社会类别持有刻板印象（包括种族和族群、性别、同性恋群体等）。国内研究者以汉族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实验的方法，分别诱导两组被试分别持有民族本质论和民族的社会建构论观点，紧接着测量他们对少数民族持有的刻板印象程度，结果发现被诱导持有民族本质论观点的被试，他们对外群体持有的刻板印象程度更大，尤其在消极刻板印象方面，而被诱导持有社会建构论的个体，他们对少数民族持有刻板印象的程度显著低于本质论者。(高承海，万明钢, 2013)这些研究充分说明，民族内隐观与民族刻板印象有密切的联系。

（四）民族内隐观影响个体跨民族交往的动机

与民族的社会建构论者相比较，民族本质论者跨民族互动和交往的动机水平更低。国外Williams等人的研究发现，民族本质论者他们的人际关系网中民族多样化程度较低，他们对发展跨民族友谊的意愿更低，对维持与外民族群体成员关系的兴趣较低。(Williams & Eberhardt, 2008)另一项以在北京工作的美国白人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与社会建构论者相比较，那些持有强烈本质论信念的美国白人，他们更少参与中国文化活动，这种影响在控制语言熟练程度、来北京居住时间后仍然存在。(Hong & Zhang, 2006)与之类似的研究发现，民族内隐观调节着移民在移入国的文化适应状况，即本质论者更加认同自己所属的族群文化，而很难融入主流文化当中。(Bastian& Haslam, 2008)最新一项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同样发现民族本质论阻碍了亚裔美国人接触欧裔美国人、欧裔美国人接触少数民族的兴趣与意愿。(Lee, Wilton, & Kwan, 2014)

（五）民族内隐观还与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有关

与社会建构论者相比，民族本质论者持有的一个信念就是民族在时间维度上的稳定性和类别成员特征的不可变性，这一信念潜在的影响就是它减少了个体改变本质化的群体及其成员的动机，也包括自我。比如研究者就发现，那些对民族分类持有生物学观念（也是一种本质论观点）的个体，他们更能接受民族不平等的现实，认为民族不平等是很自然的事情，是没有疑问、也是不可改变的。(Williams & Eberhardt, 2008)对于主流群体而言，这显然就成为其维持不平等地位的“合法理由”，具有潜在的危险。Verkuyten的叙事研究进一步揭示，少数群体和主流群体在讨论文化和族群之间的关系时都会使用民族本质论观点，但其目的和意义不一样，即主流群体运用民族本质论主要是表达偏见，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地位，而边缘群体成员运用民族本质论主要在于表达身份认同。边缘群体在谈到同化或其身份被否认时，往往对其身份和文化本质化。他们利用民族本质论重新澄清或凸显他们的身份。因此，民族本质论是少数群体表达身份认同的一种工具，它反映了个体对知觉到的威胁的一种自我防卫，这时的民族本质论具有“边界强化功能”，强调差异可以防卫和巩固个体的群体认同，以免被主流群体同化或忽视。(Verkuyten, 2003)

在另一项同类研究中，研究者对本质论的实体性（entitativity）成分进行操作，研究了其与民族偏见、认知闭合需求、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主流群体被试在实体性量表的得分越高，他们持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也越强烈（如现代民族主义、隐晦民族主义），认知闭合需要激发了实体性信念，并且实体性信念在认知闭合需要和偏见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因此，研究者主张对民族群体的实体本质论信念是动机性社会认知的一种表现，他能满足人们进行快捷社会判断的需要。(Roets& Van Hiel, 2011)

三、改变民族内隐观可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

（一）民族内隐观影响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启示

综前所述，民族内隐观虽然是普通大众对民族的朴素理解，但是它广泛影响着群际心理和行为，在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相比较而言，民族本质论观点对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影响是消极的，即它严重固化了群际边界，增强了群际差异知觉，使人们持有更为强烈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从而阻碍着跨民族的互动和交往，而民族社会建构论对民族交往的影响则与之相反，在个体的跨文化交往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民族内隐观还与个体的一般创造性有关，即那些持有社会建构论观点的个体，他们的一般创造性能力优于持有本质论观点的个体，这表现在思维的灵活性、联想和领悟能力等方面。(Tadmor, Chao, Hong, & Polzer, 2013)

国外研究者比较了人们对重要社会类别（比如性别、同性恋、种族、族群、宗教等）持有的内隐观，结果发现种族或者族群是被人们最容易本质化的群体之一，或者说也是被本质化程度最高的群体，(Haslam, Rothschild, & Ernst, 2000)这主要是由于不同民族在身体特征（比如肤色、体型）、语言、信仰、习俗等方面的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国内研究者对多民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对民族性质的理解倾向本质论的观点，认为民族之间的差异是由生物本质所决定，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可改变的，人们表现出来的心理与行为也是不可变的。(高承海, 2012)由此可见，改变民族内隐观可以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即通过减弱人们持有的民族本质论信念，让人们持有更多的社会建构论观点，可以间接的促进民族交往、改善民族关系。

（二）民族内隐观的可变性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与科学理论相比较，内隐理论或者内隐观的形成没有像科学理论那样经过严格的检验，但内隐理论与科学理论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内隐理论是一些知识结构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它们的激活和应用遵循了知识激活的基本原则，所以它们也可以通过采取与科学知识类似的方法来进行测量和评估。(Hong, Levy, & Chiu, 2001)据此，研究者采用实验的方法，以杜撰的“科学材料”成功诱导被试持有了民族本质论或者民族社会建构论的观点，这些证据表明，内隐观也可以像科学知识一样能够学习的，或者说可以通过教育而得到改变，正如学生已有的错误知识可以经过老师的纠正一样。在促进各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可以将普通人持有的民族内隐观作为一个中介来进行干预，达到改善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目的。

（三）改变民族内隐观的策略

那么，如何来改变民族内隐观呢？正如前所言，民族内隐观作为外行人持有的“科学理论”，与科学知识和理论有相似的结构与特点，因此，首先可以采取教育的方式来加以改变。众所周知，科学知识是可以学习的，错误的认知也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的方式加以纠正或改变。本文文献综述表明，民族本质论对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有广泛而消极的影响，而社会建构论却有着多方面的积极影响，比如促进跨民族的交往和文化适应，减少民族偏见和刻板印象等，从而改善民族关系。因此，在民族团结教育的社会实践中，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来让人们减弱民族本质论观点，强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即明确告知大众民族之间的差异不是由根深蒂固的生物因素所致，民族之间的差异（心理、行为和文化等）是可以变化的，民族仅仅是一种社会分类而已等等。事实上，至今为止，种族、族群的差异，科学家没有发现基因的本质差异。正如前所述，研究者通过杜撰的“科学材料”（即采用虚假的科学资料支持民族本质论或者建构论），成功诱导被试持有了某种观点（本质论vs建构论），这说明教育是一种改变民族内隐观的策略。

其次，也是最为重要的社会策略，要广泛的创造各民族之间实质性接触的机会（比如共事、共居、共学等），通过跨民族的互动和交往，让社会成员在自然的社会交往过程中改变已有的民族本质论观点。高承海的博士论文对群际接触减弱民族本质论及其机制问题做出了贡献：该项研究首先以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二者彼此接触的数量和质量，测量了大学生的民族内隐观（本质论vs建构论）和交往态度，检验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民族接触与民族本质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交往态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跨民族接触程度越高，被试持有的本质论信念越弱（社会建构论观点则越强烈），对外群体的态度越积极；其次，该研究又研究了民族接触减弱民族本质论的机制问题，结果发现：民族认同和文化相似性知觉在民族接触和民族本质论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民族接触是通过弱化内群体的认同、增加民族之间文化相似性知觉而减弱民族本质论、增加社会建构论的观点。(高承海, 2015)这说明跨民族接触能够让人们相互学习彼此的文化，增加更多的共同性和相似性感知，当这种共同性和相似性知觉增多了，原来持有的那种差异感知就减少了，对民族理解的本质化观点自然也就弱化甚至转变为社会建构论的观点。

最后，弱化民族分类，强调共有的身份，可减弱民族本质论，改善民族关系。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的观点，社会分类是社会偏见和歧视的认知根源，一旦个体将自我和他人归入“内群体”和“外群体”，产生“我们”和“他们”意识，在认知上则会增大内群体相似知觉，夸大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在态度和情感上则产生内群体的偏爱现象，即人们总是偏袒内群体，对外群体则持有更多偏见。因此，如果一个多民族社会处处强调社会分类，即凸显民族身份，势必会强化群际差异，增强内群体认同和本质论信念，对群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Tajfel & Turner, 1986)为减少群际偏见，社会心理学家在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归类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作为减少偏见的策略，该模型的基本主张是，如果诱导不同群体将他们归入一个共有的、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身份，则会减少群际偏见，改善群际关系，同时能增强对共有身份的认同。(Gaertner & Dovidio, 2011)共同内群体身份模型的基本观点在多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群体当中得到证实，并被作为减少偏见的一种策略，用来改善群际关系和解决群际冲突，尤其对于种族和族群关系较为有效。从该理论可知，当不同群体成员将自己归入共有的身份，则会出现“我们”意识，将外群体成员纳入到自我当中，因此会减少群际差异知觉，增加相似性感知，最终也将弱化本质论信念，更多的持有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因此，我国在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实践中，应通过各种方式强调各民族共有的身份，比如“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或者中国人身份，在政策制定或社会宣传、媒体报道过程中，逐步弱化民族身份，将对民族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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