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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70年左右，大禹在涂山治理天下洪水有功，解除了淮河上下游人民经常遭受的季节性洪水，得到天下民众的拥护，于是“帝舜荐禹于天，为嗣”。舜帝去世后，“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避居于天下之北的四方湖古城。天下诸侯皆到四方湖古城朝拜大禹，大禹只得“南面朝天下”，拜谢舜帝与天下之民，承继天子之位，“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公元前1600年，夏朝最后一位夏后夏桀，“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商汤取代了夏后氏对夏朝天下淮河涂山地区的统治。  《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淮南子·修务》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谯以其过，放之历山”。南巢就是现在江淮之间的巢湖地区，为尧舜禹时期的有巢氏部落。从史料中我们知道，在商汤伐夏的过程中，商汤军队与夏桀军队在南巢地区发生了激烈战斗，巢湖地区是夏朝军事力量最后残存地区。  2018年夏天，随着引江济淮工程的开展，在巢湖西北部的肥西县桃花镇三官庙村，发现一处3600年-3800年前的夏代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仅次于二里头遗址。三官庙遗址的文化层非常“单纯”，没有发现更早或更晚的历史遗存，公元前3600年时期以后直接就是清代的文化层了，是一处难得的百分百夏代文化遗址。  在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破碎的陶器及残片，完成修复的已经有20多件，包括陶鼎、陶豆、陶盆、陶罐、陶鬶等，类型非常丰富。器物材质多为红褐色夹砂陶，具有鲜明的二里头文化特征。考古人员发现的青铜器，包括铜钺、铜锛、铜铃、青铜戈、青铜剑等，青铜器数量仅次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夏商两时期青铜器数量总和。  这些青铜器的类型极具特殊性，三官庙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皆为战争武器，是一次激烈战争后留下的兵器。不仅发现了青铜戈、青铜剑这些直接战争武器，更是在废墟下发现了两具被杀的人类骸骨，证明了三官庙遗址是3600年前发生的一场残酷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遗址。  从《史记》的文献记载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对比三官庙遗址的出土文物来看，三官庙遗址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夏代文化遗址，而且是记录了一段夏商交替时期的残酷历史。夏朝时期，因为历史的久远性，司马迁的《史记》也无法记录的更多、更真实、更详尽，但三官庙遗址的发现，却向我们展现了一段文明被野蛮征服的残酷现实，再现了现实与史料记载不一样的史实。  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被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定为夏朝的中心区域，位于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向西攻灭了夏王朝。但近年来通过对黄河流域的夏文化考古研究却没有发现丝毫夏文化的痕迹，以致产生了许多否定夏朝存在的学者，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根据笔者对夏朝的研究结论，夏氏族统治的中心区域是大禹治水成功的涂山地区；涂山以南的淮河两岸地区就是《史记》记载的尧舜禹时期的“天下”；大禹与启建立的夏朝国都位于涂山北的四方湖古城，直至夏桀被商汤亡国。  靠近洛阳盆地的黄河中游的商部落，是一个半游牧半农耕的氏族部落，与淮河流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夏氏部落是两种文化、两种人文价值观。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孕育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精髓。而以商部落代表的游牧文化是一种以掳掠、抢劫、杀戮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因此，夏部落与商部落是两种基本对立的、不同区域的部落文化，处于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而不是东西方向同一纬度的同一地区文化。  当位于淮河流域四方湖古城，养尊处优、享受大自然优厚馈赠的夏桀，受到来自北方的商部落联盟武力的突然攻击时，仓促应战，只能向淮河以南败退。而三官庙遗址正位于四方湖古城的正南方，是有巢氏和大禹分封的皋陶后代的“英、六”封地区域，它们是夏后氏的同盟部落。三官庙遗址的发现，正是商汤围剿夏桀最后战争的遗留，印证了商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历史的真实性。  三官庙遗址内存留的两具被杀骸骨与青铜戈、青铜剑，经过3600年的漫长等待，终于重见天日，仿佛在无声地述说着这段夏文化被商部落所杀戮的历史。 中国的考古学脱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与印证，中国的历史文献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三官庙遗址的发现，将对当今夏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从新认识淮河涂山地区、四方湖古城、黄河商部落活动中心区域与夏文化的关系，才是破解夏朝历史、文化的关键，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更真实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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