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巴菲特最重要的老师之一，他的三个投资理念，分别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一小部分、市场先生和安全边际，这三个理念构筑了格雷厄姆式价值投资的体系，也深深地影响了巴菲特的早期投资。
投资美国运通公司，巴菲特早期投资生涯的经典案例就是利用这个理念来进行投资的。
美国运通公司背景情况
巴菲特是在1964年进行这笔投资的，那时候他34岁，开设自己的投资合伙企业刚刚7年左右，总体来说算是崭露头角，但还没完全站稳脚跟，说是襁褓中的帝国也不为过。
而美国运通这笔交易，应该是奠定巴菲特早期投资生涯的一个重大案例。
当然还是应该简单介绍一下美国运通这家公司。如今这家公司我们都很熟悉了，是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卡管理公司之一，当然说得更官方一点叫做综合性金融服务公司。不过美国运通最开始可不是做信用卡的，它1850年就成立了，最开始的业务其实是——快递。而且是三家邮政快递公司合并而成的，业务快速可靠，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后来，美国运通发明了一种叫做旅行支票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还没有全国性的银行，所以资金的转移是个问题，而旅行支票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这个产品大受欢迎，美国运通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旅行服务和金融服务的企业。
1955年，美国运通为客户提供了125亿美元左右的旅行支票，占整个市场份额的75%。而到了60年代，事情起了变化。
这个故事和一个叫安东尼·德·安吉里斯的人有关。
这个人是当时一个比较著名的大宗商品交易商，准确地说，做的是大豆油的生意。当时他的一些豆油商品储存在新泽西州的一个仓库里，由美国运通公司下属的一家很小的子公司管理，这家子公司在美国运通公司这个庞大的金融帝国里可以忽略不计了。这家公司负责签发仓库收据——证明油罐里还有多少油，然后出一个官方文件，商人就可以拿着这个文件去交易豆油，当然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豆油去找银行抵押贷款。如果去抵押贷款了，那么美国运通的这家子公司就变成了贷款的担保人，这就是这个公司做的生意。
结果这个安吉里斯动了坏心思，他发现，其实并没有人非常严格地监控这些豆油到底有多少，所以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从银行借出来非常多的钱。
于是，他自己去仓库，把一个油罐里的油引到另一个油罐里，这样很快他拥有的豆油就翻了好几倍。之后，他开始把海水灌进油罐里，只在上面放一层浅浅的油，以及把检查员能接触到的那部分灌满油，就这样瞒天过海，一下让自己的资产翻了几十倍。
到了1963年9月，安吉里斯发现了一个大机会。当时苏联的向日葵欠收，有谣言说他们会改用大豆油，于是安吉里斯决定垄断大豆市场，迫使苏联从他那儿购买高价大豆。结果他彻底玩儿脱，在期货市场买进了12亿磅的大豆油期货，貌似这个数字比当时整个地球上所有的大豆油实际数量还高……
结果当时美国政府似乎不准备批准和苏联的这笔生意，于是市场一泻千里，瞬间蒸发了上亿美元。安吉里斯的骗局也一下被揭穿，最后由于他已经破产，人们只能把怒火发向他的担保人身上，也就是美国运通的这家子公司，要求美国运通赔偿1.5亿美元。结果市场听闻这个消息，美国运通的股价立刻暴跌。
更加巧合的是，两天之后的星期五，1963年11月22日，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遭到暗杀。整个国家陷入震惊和悲痛，市场当然也是大跌。
如果你之前听说过巴菲特的那句“别人恐惧我贪婪”的话，这就是一个定义了这句话的经典瞬间。
“别人恐惧我贪婪”
当时巴菲特发现了美国运通的股价已经跌掉了一半多，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格雷厄姆三原则的话，实际上我们面临这么一个局面：
第一，“市场先生”显然现在是恐慌的状态，那么它此刻给出的价格是不是低于公司的实际价值呢？
第二，只要美国运通不会彻底倒闭，那么腰斩了一半以上的价格应该算是不错的“安全边际”了。
第三，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于一个：大豆油丑闻对美国运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它的业务还能复苏么？
带着这个问题，巴菲特开始亲自带着团队去做调研。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清楚，美国运通本质上卖的是“信用”两个字，所以如果人们因为这个丑闻不再相信美国运通了，那么这个公司的前途也就非常危险了。
巴菲特开始走访奥马哈的饭馆，以及一系列使用美国运通公司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地方。他还让团队去采访旅行支票的使用者、银行柜台出纳、银行职员、各种其他的餐厅、旅馆，以及信用卡的用户，问他们对美国运通印象如何，以及它们和竞争对手相比做得到底怎么样。
后来，他收集了几十厘米高的文件，作出了一个判断——普通客户对美国运通的印象仍然很好，华尔街关心的丑闻并没有扩散到大众中去。
于是在1964年初，巴菲特开始买入美国运通的股票，到了6月底已经投入了300万美元。之后他一路投资，到1966年的时候，巴菲特对美国运通的持仓已经有1300万美元——这个1300万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当时他们整个合伙公司资产净值的40%，占了美国运通整个公司的5%。
也就是说，巴菲特把自己40%的投资都押在了这么一只股票上，绝对是重仓持有，把很大一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当然，这笔投资也给巴菲特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美国运通赔偿了银行6000万美元，这个丑闻的影响也渐渐消散。后来美国运通的业务进展非常顺利，股价一路飙升，巴菲特在自己的持仓赚钱超过一倍的时候开始慢慢减持，最终美国运通也成了他早期投资生涯最重要的一战——毕竟对于一个襁褓中的帝国来说，获得绝对的回报，扩大自己的的资产基础，让自己立足越来越稳是非常重要的。
段永平与巴菲特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能看出格雷厄姆思想的经典应用。当然，更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对照——段永平的故事，在一次采访中，他谈过当时自己是怎么投资通用电气，也就是GE的，采访内容摘录如下：
“在那段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书就是GE的上一个CEO韦尔奇写的自传。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企业文化对建立好公司的强大作用，同时对GE强大的企业文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又读了韦尔奇之后写的书《赢》，更进一步了解到他们是怎么建立企业文化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还花过不少时间去了解和思考GE，去想为什么GE会是家百年老店，为什么GE的董事会总是能选个好CEO出来，为什么世界500强里有170多个CEO来自于GE等等。当时我其实就注意过GE的股票，觉得GE当时的股价并不便宜，也就没再关心它的股价了。
从08年9月雷曼倒下开始，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整个市场风声鹤唳。到11月时我看到整个市场的恐慌情绪越来越厉害，当时就想，这大概就是巴菲特讲的人们的“恐惧”要来了，也就是轮到我该“贪婪”的时候了。
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市场上到处都是便宜货，就是不知道哪个安全，好像每个都有很大问题，每个公司都可能要完蛋一样。我当时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手里的所有资源调动起来去抓住这一生难遇一次的机会。
到2月时，GE已经向下破了10块。那时雷曼、AIG、Citigroup等很多和次贷有关的公司都已经破产或到了破产边缘，关于GE的负面新闻也越来越多，华尔街上很多人都在说GE将会是下一个雷曼。
我知道GE过去好的时候，每股能有两块多钱的利润，就算以后差一点，危机过去后怎么也会有个每股一块五以上吧，那随便估算一下，怎么着这也应该是20块以上的股票。所以，GE到10块钱左右时我已经开始着手买一些了，但还没有下大决心买。
直到有一天，当GE跌到9块左右时，我看到了当时的CEO杰夫·伊梅尔特的一个讲话。我忘了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大致意思是，他认为GE的形象被破坏了，这都是他的错。GE将在未来几年调整其业务结构，让财务公司在整个公司中的比例降到30%以下。他还重申GE整体是安全健康的等等。
当时有问题的所有公司当中，好像我只见到GE出来承认错误并检讨对策，这大概就是企业文化不同的地方吧。GE是个巨大的公司，我也曾试图想看清楚GE到底都有哪些业务，也试图想分析清楚他所有的业务模式的优劣，但发现非常难。我能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模式，同时也能看到一些不太好的模式。
最后让我下决心出重手的决定因素，还是我对GE企业文化的理解。我认为金融危机并不会摧毁GE强大的企业文化，GE的问题只是过去的一些策略错误造成的，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改正。伟大公司的错误往往就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
想明白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忙着买GE，不停地想办法调集资源，从9块左右买到6块，再买到10块出头，好像到12、13块后还买了些（有些钱是后来从别的股票调过来的）。
回头来看，去年我买的股票当中，GE并不是涨幅最大的，但确实是我出手最重、获利最多的且担心最少的股票，其原因只能说是我对GE企业文化的了解最后帮助我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两个例子都是价值投资的经典案例，值得反复阅读。
文章来源于顶尖商道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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