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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的诞生——人类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王兆善 2019-12-20

荐书|《菊与刀》的诞生——人类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荐书少年 2019-12-19 22:24:47

荐书|《菊与刀》的诞生——人类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发展人类学十二讲》

最能体现应用人类学对于政府决策影响力的,是《菊与刀》这本一度风靡人类学界内外的杰作(尽管它其实并非作者本尼迪克特的真正代表作)。此书是二战期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之托所作,以一种在当代人类学者看来匪夷所思的“远距离研究文化”的方式,帮助美国及其盟军更好地从心理和文化方面了解他们共同的敌人,为赢得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和维持战后日本国内的基本秩序,提供可以为当局决策服务的见解。

荐书|《菊与刀》的诞生——人类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菊与刀》可能是目前国内被译为汉语的人类学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一部。有意思的是,该书在战后译成日语,在日本也成为畅销书。并非所有的日本读者都认可本尼迪克特的看法,尤其是书中对日本文化、人格以及国民性的观察和分析。限于篇幅,笔者对该书受到中日美读者追捧的缘由不再赘述。本讲只想就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手段,以及这一应用人类学经典案例对于发展实践的启示和意义,作为讨论和反思的重点。首先,由于处在战争期间,她无法亲历日本,像她以前深入印第安人居住地那样进行马林诺夫斯基风格的田野研究。除了依靠大量的档案、纪录影片和极少数日本研究的英语专著,她获取第一手材料的主要方式就是和被拘禁的美裔日本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在日本出生的移民)面对面地交谈。就是这种在战时特殊环境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似乎无可厚非的田野调查模式,引发了当代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对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问题的全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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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思·本尼迪克特

哈佛大学著名东亚学者傅高义在他应邀为1989年再版的《菊与刀》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她(本尼迪克特)的一个有力的研究武器就是对在美国的日本移民进行访谈。我记得一些受访对象告诉了我他们对于在每天午餐期间与本尼迪克特进行交谈的内心感受。他们欣赏她所提问题的深度,但同时又实在惧怕她探求他们情感和经历的一切细微之处所做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努力。在他们看来,她力图倾听他们所能回忆起的每个细节,一遍又一遍, 简直是不厌其烦。他们仍记得用餐完毕后被准许离开时既疲倦又感到轻松的情形。”傅高义的生动叙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孜孜不倦的人类学家的形象,同时也还原了本尼迪克特进行深度访谈的语境。可以想象,在美裔日本人所居住的与集中营条件无异的拘留地进行的任何田野研究,都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前提下进行的。由于战争的因素,这种不平等随时有可能将面谈转化成实际上的审讯,并使研究者的文化相对主义善意变得不值一提。的确,日本读者对《菊与刀》一书充满矛盾的反应多半也是源于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他们对一位从未涉足日本的西方学者对日本文化有如此程度的认识表示钦佩;同时,他们又对她以美国为例阐述美日文化差异时所蕴含的那种优越感颇为反感。

比起独立后非洲学者对《非洲政治制度》的鄙夷态度,日本读者要显得大度和宽容,尽管《菊与刀》在研究方法和伦理方面存在着与前者同样的谬误。《菊与刀》法语版前言中特别提到这一事实:相当多的日本人至今对本尼迪克特以专家身份帮助麦克阿瑟在占领和管理日本期间同当地人友好相处,同时坚持保留日本皇室制度的努力,心存感激之情。这一来自人类学家的善意建言,使得那位不可一世的美国“恺撒”(即麦克阿瑟将军)改变初衷,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日本的文化传统避免了一般战败国可能遭受的灭顶之灾。可以说,本尼迪克特涉足决策研究原本是一件偶发事件,然而她却为日后应用人类学成为专业化的分支学科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起到了示范作用。

——摘自《发展人类学十二讲》

- 内容简介 -

发展人类学是应用人类学中的一个分支,是一门融理论批评和应用实践为一炉的学问,本书所论述的发展人类学体现了国际学界中从事发展研究的两种相关却不尽相同的思路、模式和风格。本书在由宏观理论述评、实践案例分析和反思质疑批评构成的大致框架内,分为“人类学与发展研究”“人类学与发展实践”和“世界体系中的发展人类学”三大板块。第一部分以理论为主,介绍发展人类学的学理与应用价值,以及人类学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实践,从田野调查与研究中看发展人类学的治学方法,并呈现“男性偏见”看妇女从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案例和农业“绿色革命”的案例;第三部分阐释世界体系里发展人类学的发展与反思,对“可持续发展”设问的争辩,同时践行费孝通“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的崇高理念这一主题,着重探讨发展人类学对于当今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与读者和同道们分享文化人类学科建设的初步设想。

- 作者简介 -

荐书|《菊与刀》的诞生——人类学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潘天舒,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人类学学会应用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商业和技术人类学、医学人文和全球健康以及城市社区民族志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老龄化和护理实践以及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与哈佛大学适老科技与社会发展等国内和国际研究项目。在哈佛求学期间,师从华琛夫妇、凯博文和赫兹菲尔德等当代人类学名家,2002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2—2005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任教,2006年以后在复旦大学社政学院先后任副教授、教授。从2008年起担任“复旦—哈佛当代人类学丛书”和《复旦人类学评论》主编。主要学术著作包括:《政策人类学》(2016)、《当代人类学十论》(2012)、《发展人类学概论》(2009)、Neighborhood Shanghai(2007),Deep China (with Arthur Kleinman et al.)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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