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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休谟是生活在18世纪的一位十分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休谟的这句话显然非常有道理。这是他对一时盛行的神学和哲学著作的无情批判。因为休谟认为那些书普遍缺乏因果关联、归纳逻辑和实践理性，这样的书只有将它付之一炬。  本文即将要提到的一本书，有人同样如此批评它在上述某些方面的缺失。但在正式推介之前，我想起与之相关的一件往事。 十多年前，当我刚刚进入大学不久，彼时我的一位舍友有一天突然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一度想要立志于从事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 尽管他的远大志向是中文专业中从外国文学课程生发出来的比较文学这一块，但毕竟是从对日本文化的一份好奇心展开的，于是，“日本文化＋比较文学”，在包括他在内的我们那些中文系本科生当时有限的认知视野中，似乎可以选择阅读参考的书籍并不多。抛开文学史上提到的日本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其余的要再加以遴选，就首先必然包括了《菊与刀》。 是的，由于舍友的间接影响，我们接触到的讲述日本的这本书，就是读者读书会今天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读者荐书022”——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作为常年被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挂在嘴边的所谓“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你对它了解多少？ 是从打小就接受的我们曾经饱受侵略的屈辱史，特别是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了解的吗？还是从各类抗日正常剧甚或“神剧”来演绎化地探知呢？又或者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进口或代购或赴日旅行买来的大大小小的日货来感受呢？年轻一代脑子里的答案，也许又是动漫、电影和更加现代化的“日式制造”。 我不能说当我们谈论日本时，我们谈论这些有什么不对。这些的确都是我们能够不断靠眼观耳闻来举例的“日本印象”，或者说“印象日本”，但这些都太具体化，也太琐细了。 我们需要通过读一本书，来真正了解这个仅仅有着我国云南省版图大小的岛国的前世今生，从而像日本人想要知道中国怎么样，美国怎么样，俄罗斯怎么样，亚洲怎么样，整个世界怎么样——如此这般地，尽可能深入地走近日本历史，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日本人。  虽然有些遗憾，《菊与刀》出版于距今已有72年之久的1946年，可是这丝毫都不妨碍我们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并且值得一遍遍去读它。 《菊与刀》整本书都在讲日本和日本人。全书共有十三个部分，虽然各成章节，但一层层读下来，一个极端复杂同时也极端丰富的日本人的形象逐渐树立了起来。 作者为我们描绘道： 极度好战又极度温和。 极度黩武又极度爱美。 极度粗鲁傲慢又极度彬彬有礼。 极度死板又极度灵活。 极度恭顺又极度讨厌被使唤。 极度忠诚又极度反叛。 极度勇敢又极度胆小。 极度保守又极度喜欢新事物。 这既是一个在等级制的牢笼里挣扎、矛盾，在不断纠结中渴望遇到人生际遇的转圜，同时毕生都在期望自我救赎的日本人，也是一亿多全体日本人的集中画像。 这就是本书得名的来由——无论经过多少沧海桑田、世代嬗变，日本人永远都是“一手持菊，一手握刀”。 他们非常奇怪，也非常“可怜”。尽管他们并非多么信仰宗教，但他们生来就是负恩者和期待报恩者。 他们一生要承担对天皇效忠的义务，对父母回报的义务，承担对社会价值和对个人及家族名誉维护与净化的义理。 他们也不甘时刻隐忍，所以他们不吝于纵情享受，而这种意识恰恰是他们道德概念里的“人情观”。 他们面临着独特文化带来的道德困境，期望能通过自我修养突破矛盾，从而逃出各种规则的束缚，达到道法自然、随心所欲的至高境界。 因此，他们憧憬和追求的艺术无限崇尚精神，这种藉由“精神即一切”的法则创造出来的美，是极致的、纯粹的、艺术性极高的，以至于这种美先天带有自我毁灭性。 以上种种的集合，便是这位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为美国人，甚至除了日本本国人之外的所有外国人提供的有关日本的人类学著作《菊与刀》。  《菊与刀》是现代日本学研究领域的发轫之作。据说，此书出版后被日本文坛领袖三岛由纪夫称为“着力阐述日本传统文化之二元性，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响力最为深厚”的代表性著作。 《菊与刀》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日本因了本国的不二特质，加之《菊与刀》这本书的传播，成为最能发人深思的国家。 众所周知，日本在历史上成功过，如今更是令人瞩目的世界大国，但它曾经也陷入过极其悲惨的境地。而这一切又能怪谁呢？我想只有下面这个故事能够贴切地阐释，并且带给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警钟般的喻示。 古希腊悲剧中，有一位复仇女神涅墨西斯，她掌管世间正义，无情而严厉地给予作恶者以惩罚。许多自以为不可一世的所谓英雄们，都因为骄傲自负而得到了涅墨西斯施加的因果报应。伊卡洛斯有一天获得神助，身上长出了翅膀，他得意忘形后朝着太阳飞去，最终翅膀熔化，葬身海底。 没错儿，从《菊与刀》这本书中传递出来的日本人，是矫揉的，奇怪的，不可思议的，甚至是变态且违背基本人性的，但这些都不妨碍你去接近并接受日本和日本人中美好的一面。因为作者说，作为一名人类学家，面对她所研究的对象，“即便是最怪异的习惯，也不妨碍人们去理解它”。 说回文首援引休谟的那句名言。 我们知道，有太多人推崇《菊与刀》，但也有很多人从休谟名言的角度出发去批评乃至否定《菊与刀》。这其中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  1.由于当时尚处战争环境的局限，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未系统学过日语，也从未到过日本实地考察，所用素材都是来自访谈、传记、小说、电影、广播等二手信息。 2. 鲁思·本尼迪克特以一个非东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视角来审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从论证角度来说有失偏颇。 3.《菊与刀》书中的谬误和硬伤较多，作为学术著作太不应该。 4．鲁思·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仍然较为简化单一，未能真正达到写作的目的。  我们认为，针对以上意见，不管怎样，首先，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非常不易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间接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这种间接研究法逐渐启发了“虚拟人类学”的发展。 其次，正是因为鲁思·本尼迪克特以美国人的身份来研究日本，为当时的美国政府提供了对日政策的资政意见，并强烈影响到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一系列政策，继而掀起了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从这一点来说，作者功莫大焉。 再次，鉴于以往西方学界对日本研究方面的匮乏，鲁思·本尼迪克特能够查阅和参考到的文献资料本身就十分有限，出现谬误实在在所难免。 最后，鲁思·本尼迪克特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日本人性格的矛盾性，以及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并以“菊与刀”的形象比喻来加以象征，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贡献。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特质，当然无法以一本书完全穷尽，而作者书中的诸多亮点，特别是从本分、恩与报恩、义理、名誉和人情各个方面对日本的逐层解构，在跨越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不断挖掘和借鉴。 毕竟，《菊与刀》的销量成绩是不容忽视的： 截至20世纪末，仅仅在日本国内的日译本，就已发行超过230万册，可见日本人自己也是对该书比较认可的。而70多年来，《菊与刀》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发行超过千万册，这些华丽的数字更是以事实说话，一再证明《菊与刀》是我们了解日本不得不读的一本经典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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