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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励志变革现实政治，最终在庆历年间获得时机，略展身手。“庆历新政”很快夭折，给后代仁人志士留下无限遗憾。南宋吕中甚至将其与王安石变法比较总结说：“使庆历之法尽行，则熙丰元祐之法不变；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宋大事讲义》卷一）南宋人士普遍认定王安石变法为导致北宋覆亡的根本原因之一。依吕中之意，“庆历新政”得以实施，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难”。范仲淹“庆历新政”之内容，历来罗列叙述较多，比较辨析不够。如果将其与王安石变法比较论析，确实更容易理清宋人的施政理念以及北宋政治的演进变革之过程。 一，“庆历新政”前范仲淹政治变革思想之演变 范仲淹“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初入仕途，即以革新现实政治为己任。范仲淹27岁进士及第，出仕为官，一直到庆历三年（1043）55岁主持朝政变革，其间经历了二十八年时间。在这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矢志不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新政实施。然而，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有一个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的发展历程。 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范仲淹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二文。 1、《奏上时务书》 《奏上时务书》作于天圣三年（1025）四月二十日，时范仲淹37岁，任大理寺丞、监泰州西溪盐仓，入仕已经10年。范仲淹此时远离京城，官职低微，朝政变革与他没有任何干系。然而，范仲淹却抑制不住自己的政治热情，上书皇太后、皇帝两宫，陈述自己的政治变革思想。 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首先，范仲淹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文风关系到世风的厚薄。朝廷应该“敦谕词臣，兴复古道”，追求文质相宜的文风。且以台阁文风感化各个阶层，最后达到“厚人伦、移风俗”的教化作用。其次，范仲淹认为治理天下，“文经武纬”，文武两道并重。北宋重文轻武，范仲淹于是专门提出武备问题。要求朝廷“居安虑危”，“大臣论武于朝”。推举“忠义有谋之人”委以边防重任，选拔“壮勇出群之士”用于军队，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再次，范仲淹认为朝廷任命职官，必须“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具体地说，应该重视馆殿人才储备，重视科第出身，为国家选拔栋梁之材。第四，范仲淹认为谏官、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司”。朝廷应该广开言路，勉励谏官“进药石”之言，对忠言谠论的谏官“宜有赏劝”。第五，范仲淹认为时下恩荫过滥，权贵之家，“簪绂盈门，冠盖塞路”。而且，考评官员，只注重资历，不考核政绩，以至“贪忍之徒”，“仕路纷纭”。朝廷应该“澄清此源”，“以治乱为意”。 论述了自己变革现实政治五个方面主张之后，范仲淹特地对两宫提出仁慈、节俭、勤勉、公正四点要求。帝王应该“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示天下之慈也”；“耻珠玉之玩”，“少度僧尼，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也”；“孜孜听政”，“访问艰难，此皇王之勤也”；“贵贱亲疏，赏罚惟一”，“示天下之公也”。以下，范仲淹还要求帝王用人“好正直以杜奸邪”；不要轻出“巡幸”；应该“纳远大之谋”，如“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等，不要为刑法、钱谷等“浅末之议”所迷惑；应该兼采“群议”，不可偏听独断；慎重对待密奏，警惕“亲近小臣”。 这篇奏疏，可以分为两个角度评价。从一个角度来说，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部分内容萌芽于此，如明黜陟、抑侥幸、择官长、修武备等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其一，核心思想不突出。范仲淹这次讨论中，多次提到人才或任官的问题，“庆历新政”也以此为核心，可见这个问题是范仲淹政治变革的核心问题。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散落在这篇奏疏的各个段落中，没有得到集中论述。奏疏首论文风变革，让人们有轻重不分、主次颠倒之感觉。范仲淹以后关于现实政治变革的论述中，再也没有给予文风变革以如此重要的地位，可见这次论述之不成熟。其二，具体讨论不深入。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略有分析，却失之简单。如讨论注重人才、勉励谏官两个问题时，都是匆匆一言带过。对朝廷的建议，多数大而化之，提不出具体落实之措施。如关于“慈、俭、勤、公”，只有比较笼统的概括和要求。奏疏中往往提出问题，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三，文章思路不清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没有一个完整的思路。前面简单地讨论变革思想的五个方面，后面又针对两宫再发一通议论，前后层次较乱，多有重复。如，关于纳谏，在前文“谏官、御史，耳目之司”段落中已经讨论完毕，后文讨论不可“偏听”时话题重提。在讨论抑制恩荫冒滥时，话题又转向官员的好逸恶劳、再转向官员的平庸贪婪，中间又提到“师道既废，文风益浇”等等，既与前面文风讨论重复，逻辑层次也不清楚。 范仲淹入仕十年，都是在京城以外任职，官职低微，这就限制了范仲淹的政治视野。况且，从青年走向中年的范仲淹，现实政治经验积累也不够丰厚。范仲淹此时政治变革思想当然显得不够成熟。 2、《上执政书》 《上执政书》作于天圣五年（1027），时范仲淹39岁，丁母忧居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丁忧闲居，范仲淹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从政经验和政治变革思想。范仲淹不愿“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遂将自己的政见写成长篇《上执政书》，提交给朝廷执政大臣。 这篇文章有了明确的现实问题意识。范仲淹认为现实存在六个方面问题：“朝廷久无忧”，“苦言难入”，“国听不聪”；“天下久太平”，“倚伏可畏”，“奸雄或伺其时”；“兵久弗用”，“武备不坚”，“戎狄或乘其隙”；“士曾未教”，“贤材不充”，“名器或假于人”；“中外方奢侈”，“国用无度”，“民力已竭”；“百姓困穷”，“天下无恩”，“邦本不固”。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范仲淹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 对于这六点应变措施和如何具体落实，范仲淹有了相对详尽的剖析。第一，固邦本，落实为“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之弊”。地方长官用人不当，便有“簿书不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堕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等诸多弊病产生。换言之，地方行政弊病的总根源在于地方长官。范仲淹推测朝廷以往不愿改变这种现状的原因是担心引起中下层官员阶层的骚动。针对此种顾虑，范仲淹建议：朝廷可以通过加恩升官的“善退”方式，让县令中“昏迈常常”者离开亲民的职位。对于州郡长官，朝廷还可以派出使者出巡，无政绩者“奏降”。而后“精选”行政业绩出众者加以特别委任。“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县政可澄清矣。”第二，“厚民力”，落实为“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具体措施为：限制“释道”、淘汰“老弱之兵”、不用珠玉“奇货”、鼓励农业生产。第三，“重名器”，落实为“慎选举，敦教育”，以达到“政无虚授”、“代不乏人”的目的。具体做法是：改革科举制度，“先策论、次诗赋”，以科举制度促动士人刻苦读书。兴办地方学校，“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恢复“制科”考试，选拔特殊人才。第四，“备戎狄”，落实为“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具体做法是：“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设立武举考试，选拔专门人才。“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再命“沿边知同”，“专谋耕桑”，充实军库储备。第五，“杜奸雄”，“以绝乱之阶”。具体做法是：约束“国家戚近之人”、戒土木兴建工程、均官僚俸禄、抑制恩荫、修复纲纪。第六，“明国听”，落实为“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 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范仲淹把官僚队伍的变革放在首位讨论，核心问题得以明确，从而确立了范仲淹变革思想体系，“庆历新政”就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展开。朝廷的一切政策措施，都要通过地方州郡长官和县令们得以贯彻实施。范仲淹此前的任职都在地方基层，对地方中下层官员的现状比较了解。这一方面，这篇文章的讨论非常详尽，应变措施也非常具体。文章的第三点“重名器”和最后两点“杜奸雄”、“明国听”，依然涉及干部队伍变革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全文讨论六个方面问题，有四个方面都是围绕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展开。文章讨论的第二个重点问题是“厚民力”，也就是提升国家经济实力、改善百姓生存、生活水平问题。这应该是体现中央或地方政府政绩最主要的一个方面。这个问题在两年前的《奏上时务书》中基本没有涉及。朝政变革，不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表明范仲淹从政经验的缺乏和思考问题的不成熟。这一方面缺陷，在这次上书中得以纠正。当然，范仲淹认为：“县令长既得其才，然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经济发展或变革的前提是干部队伍的变革。北宋仁宗年间外患严重，北宋“积贫积弱”，无以应对。所以，范仲淹每次上书倡言变革，都要涉及军队建设问题。两年前要求朝廷文武二道相经纬，这次具体化为“备戎狄”，“庆历新政”时推出“修武备”变革条文，这在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范仲淹这时比较切实具体的变革措施，在后来他主持西北前线军政大局时许多得以贯彻落实。在抵御西夏入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这次上书，依然在多个方面表现出范仲淹政治上的稚嫩。例如，认为通过整顿清理，三五年之间，官员队伍可以得到彻底改变，地方行政可以得到“澄清”。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庆历新政”中无法解决，在整个北宋时期无法解决，在整个封建专制社会阶段无法解决，范仲淹在这里却会有这样轻易的认识。文章讨论的最后两个方面“杜奸雄”和“明国听”，仍旧是相当简略笼统，表现出地方下层官员对中央朝政的陌生。 二，“庆历新政”之内容 “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文中有完整体现。 《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于庆历三年（1043）九月，时范仲淹55岁，任参知政事，入仕已经28年。范仲淹丁母忧闲居结束之后，历任地方和中央要职。如，在地方曾知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等，且在西北前线握军政大权三年有余；在中央曾任右司谏、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且一度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因此对民政和军政都有了更加深入透彻的了解，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从西北前线被诏回朝廷，仁宗准备最大程度地发挥范仲淹的政治作用。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九月，仁宗开天章阁，诏范仲淹等人条陈朝政变革构想。范仲淹由此作《答手诏条陈十事》。 这次条陈的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变革核心围绕两个方面展开：官僚队伍建设和经济生产。这次上书的方式与以往不同，以往是向朝廷提供自己的变革思路，这次是直接回答皇帝应该如何变革。提供思路，某些部分可以模糊笼统一些，采纳者可以进一步完善；回答皇帝的诏问，必须具体落实，在现实中可以直接操作。与《上执政书》比较，范仲淹这次的大致变革思路不变，只是更易于操作实施。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明黜陟。北宋官员升迁实行“磨堪”制，“文资三年一迁，武资五年一迁”，升官晋级凭资历而不问能力政绩，“愚暗鄙猥”者“坐致卿、监、丞、郎”。范仲淹建议：依据政绩升官晋级，有特殊才能或政绩者“特恩改迁”，不在“磨堪”之列；对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官员采取更为严格的“磨堪”制度，逼迫“权势子弟肯就外任”，“知艰难”后或许成为好的行政官员；“老疾愚昧”等“不堪理民”者，另外单独处理。第二，抑侥幸。北宋恩荫太滥，“积成冗官”，“政事不举”。范仲淹建议：减少恩荫人数，限制恩荫范围。又，北宋设馆阁储备人才，而后进补馆阁之职过于容易。范仲淹建议：进士前三名及第者，一任回京可以参加考评，分成五等，第一、第二等再由帝王“召试”，优等者“补馆阁职事”。权势子弟不可以进入馆阁，馆阁缺员则由大臣联名荐举。第三，精贡举。北宋沿袭唐代“辞赋取进士”的科举制度，一直为倡言变革者所诟病。范仲淹建议：各地设立学校培养人才；考试则“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逐步实行“逐场去留”的淘汰方式。外郡考核发解的考生，“更不封弥试卷”，重点考察考生“履行无恶、艺业及等”；礼部考试则“封弥试卷，精考艺业，定夺等第”。进士、诸科优等及第者，“放选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选限”。第四，择官长。地方长官关系到“百姓休戚”。范仲淹建议：委任中央重臣推荐转运使、提点刑狱、大郡知州，转运使、提点刑狱推荐知州、知县、县令，知州和通判同举知县、县令，获得更多人推荐者先得到任命。第五，均公田。宋真宗复职田制度，以求厚禄养廉。职田不均，基层官员的日常生活问题就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范仲淹建议：重新议定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第六，厚农桑。北宋“不务农政，粟帛常贵”。范仲淹建议：每年秋天农闲时间，政府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如此不绝，数年之间，农利大兴”。第七，修武备。范仲淹在西北前线主持军政大局多年，有诸多变革举措，这方面非常熟悉。范仲淹建议：“召募强壮之人”，充实京师六军。军队“三时务农”，减少国家军政开支；“一时教战”，可以防御外敌。京师禁军召募完毕，各地方军队的整顿仿照京师做法。第八，减徭役。这是节省民力、解民穷困的重要方法之一。范仲淹建议：合并行政区域，减少官府“公人”人数，让他们回归务农。如此，“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第九，覃恩信。朝廷时而大赦天下，免除百姓赋税、徭役等，然地方官吏往往不予执行。范仲淹建议：严厉处罚不执行中央大赦命令的官员，不再追究百姓天禧年以前的“欠负”。朝廷精选官员派往各地，“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监督朝廷政令“一一施行”。第十，重命令。国家令出则行，否则便“烦而无信”。范仲淹建议：今后朝廷颁布政令，必须经两府详议，“必可经久，方得施行”。官吏故意违背朝廷诏令，严惩不怠。 范仲淹答仁宗诏问的前五点都旨在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官僚队伍，从教育培养到科举选拔，从考核升迁到抑制庸滥，从推荐才能突出者到均公田养廉，范仲淹的变革措施相对详尽。早期的“厚民力”到此时具体化为“厚农桑”，且补充了“减徭役”内容。最后，增加“覃恩信”和“重命令”两项，以保证朝廷的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全篇没有泛泛议论，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庆历革新”便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全面开展。 三，范仲淹与王安石变革之比较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比较，时间相对较短，收效相对较少。关于范、王二人主持的朝政变革之异同，李存山先生有扼要的概括：“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范、王二人政治革新之成败和功过，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皇室共忧患，以天下为己任，对国计民生关切的热情，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如早在太宗端拱二年（989），即范仲淹出生那一年，右拾遗王禹偁针对内政就提出五点变革主张：并省官吏、艰难选举、信用大臣、不贵虚名、禁止游堕，变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厚民力”。真宗即位后，王禹偁应诏言事，又增加了“减冗兵并冗吏”、“沙汰僧尼”、“亲大臣远小人”等内容。翻检北宋文人士大夫文集，上书朝廷或执政、要求变革朝政者，数不尽数。如欧阳修在范仲淹答仁宗诏问的前四个月，也曾上书朝廷，认为：救民疾苦，“择吏为先”，朝廷应该“立按察之法”，考察官吏政绩，明“黜陟”。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方方面面内容，在以往的士大夫上书言事中都被不同程度地提及过。 纵览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从《奏上时务书》的笼统模糊认识，到《上执政书》的中心突出明确，到《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具体落实操作，范仲淹变革思想的发展轨迹非常清晰。苏轼嘉祐年间总结说：“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苏轼这段议论，表达了北宋文人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共识。“庆历新政”将主要精力放在“任人之失”问题上。即使革新理念与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士大夫群体发生激烈冲突的王安石，熙宁以前也认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其思想观念合乎士大夫主流倾向。神宗即位，认为“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是“逐渐俯从于这个旨意的”。 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专制社会，皇帝独裁专断，遵行的是“人治”原则。整个官僚机构同样是按照“人治”原则设置的，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在这种体制中，各级官员之惟上是从、瞒上欺下、贪污腐败、平庸无能是极其常见的。北宋士大夫阶层普遍认识到朝廷的“任人之失”，要求政治变革“择吏为先”，就出现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这种认识和要求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的。人治社会中，只要官吏任用不当，一切利民的变革措施可能都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贪官污吏都可以借变更之际再度盘剥百姓、中饱私囊。以北宋为例，王安石推出系列变法措施，其宗旨当然是为了利国利民。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变法条文却演变为害民的举措。被时人和后人指责最多的“青苗法”，其旨意是政府低息贷款给百姓，帮助他们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扶持农业生产，抑制兼并。基层官员或强行借贷，或借贷时以次充好、克扣分量，使得该法规精神完全走样。新政当以“择吏为先”是针对这种痼疾提出的。范仲淹等士大夫所见所论，皆极为精当。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论者有诸多分析，大致说：仁宗立场不坚定、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触犯官僚集团利益、变革派自身缺陷，等等。诸家分析，都有相当的历史依据，能够说明部分史实。但是，都没有切中要害，没有一语道破新政流产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无疑是要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变革的要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所以，多数有识之士都能认识到问题之所在，范仲淹等见解也极精当，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就是没有办法落实变革措施。封建专制社会，瞒上欺下、腐败无能的官僚源源不绝地产生，这是“人治”社会无法治愈的“癌症”。社会发展到“法治”时代，回头看历史上的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宋人的政治热情是如何地浪费掉的。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士大夫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制度问题，今人也不可以苛求古人。 王安石逐步调整变革思路，最终与神宗合拍，将理财作为变法的首要任务。宋代士大夫，不仅仅翱翔于纯思辨领域，他们是现实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每日面对诸多的现实问题。国家的富强、百姓的衣食住行，无不与“利”字息息相关。所以，宋代士大夫就不能离开现实，回避“逐利”。对待“利”字，宋人有着较新的观念。欧阳修说：“衣被群生，赡足万类，此上之利下及于物，圣人达之以和于义也。利之为道，岂不大哉？”范仲淹同样认为：“利者何也？道之用也。于天为膏雨，于地为百川，于人为兼济，于国为惠民、为日中市，于家为丰财、为富其邻。……统而言之，义之和也。”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更是理直气壮地说：“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熙宁以前，士大夫倡言变革，“厚民力”、“厚农桑”等富民强国的内容就是他们的第二大关注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具有这样广泛的思想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被北宋士大夫接受的。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王安石变法，与范仲淹新政比较，触及的是专制社会的皮毛，所以，能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且获得一定的成效。触及体制根本性问题，最终会导致体制的崩溃，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必然失败；触及皮毛枝节问题，一定的修正变更有利于维护现行体制，反而能够得以实施。北宋的诸多政治或经济变革如此，中国封建时代其他的政治或经济变革亦如此。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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