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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签名本都有一段故事。它包含着签名者的心境、经历、生命状态以及他与受赠者之间的关系等等说不尽的话题。我将说说我的签名本故事。 师者尊，先说我的老师夏承焘先生赠我的签名本。 我就读杭州大学中文系时（1957～1961年），被年级指定担任古典文学学科代表，接触最多的老师就数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夏承焘师（1900～1986）。头一回去见先生，我自报家门道：“老师，我叫孙崇涛，瑞安人，跟老师也算是同乡。”夏师见说，呵呵笑道：“同乡、同乡，好、好啊！你有字、有号吗？”问得我莫名惊诧。心想我一个籍籍无名的毛头小子，出身平民，长辈没多文化，哪有这么多讲究，何来的字与号？赶忙说自己没有。 跟夏师接触多了，我发现夏师对自己和別人的名字好像都特别当一回事。自己除名承焘外，另字瞿禅、瞿髯、巨髯等，不断变着用。其实都在温州谐方音“巨髯”，表示粗长的胡须。他曾解释“出典”说，取此为字是因为年少时喜欢读词作词，很羡慕古人词中爱用白发啊衰鬓啊长髯啊一类字眼，自己嘴边还没毛，用不了，恨不得快点长出长胡子来好用上。 他还曾多次问我取名“崇涛”有何深意。我说，哪有什么深意？抗战初起，家母怀孕，头顶上日寇飞机盘旋，瑞城时遭轰炸，举家四处逃难。家母挺着大肚子随家人到乡下各地逃了一圈，最后顺利逃回家生下我。崇涛崇涛，跟“顺利逃一圈”的“顺逃”瑞安方音相同，就以此为名。夏师听后，哈哈大笑。 夏师晚年跟师母吴无闻先生一起寓居北京，先住朝内大街，后搬迁团结湖。当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师生分离近二十年又再次聚首，也可说缘分匪浅，我经常会抽空去看望他。经过“文革”十年折磨，这时夏师身心俱瘁，加之身患脑动脉硬化兼脑组织软化引发老年痴呆的不治之症，身体状况一年比一年糟糕。1980年之前还好些，他在师母协助下，整理、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以及日记、诗词、文集等，成了他一生著作问世数量最多的年月。每回见我来，夏师总要亲笔题签送我新书。而他对人家姓名喜好推敲的老习惯也依然如旧。1979年冬天，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兄进京，我带他去看望夏师。一见面夏师就问长海兄姓名，长海兄在他案头纸张上写了自己名字。夏师盯着名字反复地看，又反复地问：你这“长海”是什么意思？或许在他脑子里正盘旋着这样的问题：通常只说“大海”的，焉有“长海”一说？说明这时候他还具备一般正常人的思维与逻辑。 到了1980年，夏师身体发生较大变化。神智时而清晰，时而变得很糊涂。10月份我去朝内看他，正好他的《唐宋词欣赏》刚出版，他拿出新书送我，一字不差地签下“崇涛同志博笑，承焘奉”和年月，说明他的脑子还很清晰。但过一阵子，当师母拿出当年杭大中文系古典室同人合影照片让他辨认时，他又犯糊涂了，竟然一个人也认不出来，还指着照片中的自己问：“当中这位老人家是谁？”吴先生还告知我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来京，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夏师夫妇。入座开吃，夏师竟弄颠倒了主宾关系，热情招呼饶先生：“请、请，別客气！”宴席中间，还说过“菜不好，随便吃、随便吃”的客套话，弄得一旁的吴先生很是尴尬。 夏师晚年身心不幸往往以逗人发笑的言行方式表现，这愈发叫人感觉其不幸。到了后来，他的记忆力几乎完全丧失。我每次去看他，总得要一遍遍重复地介绍自己身份，并说明自己现在北京的情形，希望引起他的记忆。而他每次见我，总会问我：“你是坐轮船来的，还是坐汽车来的？”“栈（租住）下来没有？”脑子还停留在旧时的家乡温州，叫人哭笑不得，又叫人心生无限凄凉。 1982年，记不清月日的一天，我和妻子一起去探望夏师。一向很在乎名字的夏师，这回可有大举动了，他执意要抛弃掉“夏承焘”旧名！那时，他的《龙川词校笺》刚出版不久，在给我夫妻倆签赠新书时，声明道：“我要改名字了！”在旁的师母连忙劝说道：“都用了一辈子的名字了，就别改了！”性情向来温和的夏师，竟面带慍色道：“要改，一定要改！夏承焘不好，夏承焘不好呵！”结果给我倆赠书的签名是：“夏晴涛题”。夏师的这番异乎寻常的作为，还有那些“糊话”，隐含了多少无可名状的悲哀。联想数年前一场乌云压顶、惊涛骇浪式的“文革”冲击，令他刻骨铭心。“夏承焘不好”，“打倒夏承焘”，“批倒批臭反动学术权威夏承焘”等等口号不绝于耳，令他惶惶不可终日。他一直期盼晴空万里、波涛不惊的祥和日子早日到来。如今这场史无前例的无稽闹剧总算收场了，可是夏师却完全失忆了，对于眼前的一切，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感知…… 2018年10月28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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