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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外汉学家李欧梵、王德威、刘禾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给国内研究界造成了巨大冲击; 2005年,夏志清初版于1961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出版,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美国汉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道路,这条道路拓展了国内研究者的视野,拓宽了研究的领域;但另一方面,从夏志清到王德威的研究大多表现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隔膜,其影响所至,往往带来许多消极因素。其实,《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四十多年来,一直是毁誉交加,批评声不绝于耳。面对众多的批评,夏志清几乎只对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诘难进行了反驳。为何夏志清对普实克的批评如此重视? 二人诘难与反驳的实质是什么? 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的重写或修改有何意义?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回顾夏志清与普实克的笔战,这对反思海外汉学,使国内研究者走自己的道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笔战的背景与原因 夏志清与普实克的笔战发生在1960年代初,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荷兰莱登《通报》上,普实克的文章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的文章题为《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在讨论二人的笔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普实克与夏志清的简要情况。普实克(1906—1980) ,捷克的汉学家、东方学家、翻译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文艺理论家,是国际汉学界布拉格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961年前,普实克已经发表或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及历史方面的文章和著作,如《关于中国小说的结构》、《中国民间小说形成时期研究》( 1939) 、《中国,我的姐姐》(又译《中国,我的姐妹》, 1940) 、《关于中国文学和学问》( 1947) 、《鲁迅, 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1951 ) 、《茅盾的文学道路》(1957) 、《新中国文学在捷克斯洛伐克》( 1959) 。从上述材料来看, 1961年前,普实克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权威。夏志清(1921— ) , 1948年赴美留学, 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 1952 年起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1961 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 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笔战当时他在汉学界的地位及影响远远不及普实克。《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大卫·洛埃认为,“它不仅是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现有各国文字书写的此类研究中,也推此书为最佳”,这令夏颇为满意。但他同时指出,大卫·洛埃“那时还在哈佛写他的博士论文”。[ 1 ] 11言下之意,大卫·洛埃的肯定在当时并不来自权威。而来自权威汉学家的评论,首先就是普实克的批评长文,这自然让夏志清感到失望。为了自身的荣誉和确立自己的地位,夏志清必须回应普实克,向权威挑战。任何名不见经传的人受到权威人物的批评,都可能奋起辩解,夏志清当时的反驳也有这种心理因素的原因。而且,向权威挑战,也是获得自身权力确立自己地位的一种策略。假如我们认可伊格尔顿关于意识形态的界定———话语与权力的连接———的话,夏志清反驳普实克显然是在争取话语权力,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表现。当然,这并不是说夏志清是出于 一种偏狭的心理而反驳普实克。重要的是,普实克指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不足之处,普氏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证非常有力,使得夏志清不得不对此进行辩解;而且,夏志清企图通过对普实克的反驳,达到挑战当时与普实克立场一致的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权威叙事的目的,而挑战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权威是他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衷之一。 三、笔战的主要内容 夏志清反驳普实克的重要原因在于两人文学研究的方法与价值评判标准的巨大不同。普文分为三部分,即概论、方法的对比、作家群像;夏文针锋相对,也分为三部分:基本问题、鲁迅、其他作家。“概论”和“基本问题”部分,是普实克和夏志清阐述自己的研究方法、文学史观和评判标准的部分,也是两人争论的焦点问题;“方法的对比”与“鲁迅”是两人关于鲁迅的争论,“作家群像”和“其他作家”是两人在评价其他作家时的批评与辩解。 普实克首先发难说:“如果一位研究人员不是旨在发现客观真理,不去努力克服自己的个人倾向性和偏见,反而利用科学工作之机放纵这种偏狭,那么所有科学研究都将是毫无意义的。⋯⋯毫无疑问,研究中国现代及最近的文学需要具有一种特殊程度的客观性”。[ 2 ]211 - 212他认为文学研究必须是科学的、客观的。虽然夏志清也有类似的观点,即“一部文学史要有价值,就必须是一种辨别的尝试,而不是一个为满足外在政治或宗教标准而进行的带偏见的概述。”但在引用了这一句话之后,普实克马上说道:“不幸的是, ⋯⋯夏志清此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恰恰是在满足外在的政治标准。⋯⋯夏志清用以评价和划分作者的标准首先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基于艺术标准。”[ 2 ]212 因而,普实克在他的文章中通过实例来证明了夏志清的著作缺乏科学性与客观性,而是充满了政治偏见与主观性。对此,夏志清辩解说:“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精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再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因之在这篇答辩文里,我的主要任务在于抗议把这套僵硬而教条式的科学方法套用在文学问题上是否是适宜的”。[ 1 ]325 - 326 夏还对普的“客观”进行了指责:“所谓‘客观’, 只不过是指迎合权威观点。”[ 1 ]325两人关于文学研究的“科学”与“客观”的看法是从不同的立场和标准来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夏志清的说法也许更好些,因为任何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的书写,除了简单的事实外,都是充满了主观性,所谓的“客观”只是众多主观作用的结果。两人都以艺术为标准,但是都隐含了政治标准。普实克主张把文学放到时代、社会和历史关系中去理解,采用的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虽然他未明确表示运用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流行的马列文艺理论,但实际上如此,因而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夏志清受英美新批评和李维斯“大传统”的影响,故而在小说史的撰写中注重文本的细读,表面看来较少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注重艺术标准。福柯曾经说过:“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发现某些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理论或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所以,人文学科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3]31 以文学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批评虽然把文本与社会、历史割裂开来,但它同样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因为“新批评最无辜的形式化阅读也把宣传历史是什么这一特殊观点作为其本质和终极的功能。”[ 4 ]48而且,在进行文本细读之前,选择哪些文本进入阅读视野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从夏志清小说史的论述来看,除了他当时所占有的资料有限外,他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意识形态的立场进行取舍的,难怪普实克要猛烈批评他。关于方法论和价值标准,普实克还批评夏志清忽略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夏志清则指责普实克“执迷于文学的历史使命和文学的社会功能”。[ 1 ]333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两人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评介截然相反。普实克说道:“这些左翼作家当时占多数,他们在日本侵占时期背离沿海的家乡,撤退到内陆去支援抗战。对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夏志清不但未能给予一个合理的评价,反而试图予以抹杀。”[ 2 ]213 因此,普实克认为“对于中国作家使他们的文学作品隶属于社会需要这一点不该加以指责,更恰当的做法是揭示一下使他们选择这一文学道路的必要性,描绘一下决定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历史背景[ 2 ]215 ,并指责夏“视而不见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正在觉醒,而大多数仍是文盲的广大民众创造一种新文学艺术的紧迫需要。”[ 2 ]222夏志清则一语中的击中了普实克的软肋:“在普实克看来,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只要作家尖锐地表示出了他的立场,只要他在社会斗争中采取明确的态度,他的艺术成就就可以在‘一切方面’得到保证。所以,普实克的结论必然是:作品愈是少带感情愈好,愈是不让想像力充分发挥愈好。所以普实克才把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文学看作中国历史上最光辉时期的标志。”[ 1 ]333普实克无疑是正确的,夏志清也没有错,但他们都各执一端,都具有片面性。因为任何理论和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如果走向极端,必然导致理论和方法的僵化与教条化。对鲁迅的评价是两人争论的又一焦点。普实克在文中无疑要维护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而夏志清则对鲁迅评价较低。普实克通过解读鲁迅的作品来指责夏志清对鲁迅的种种错误与歪曲,认为“这种歪曲还危及着更多的问题。的确,这关系到鲁迅毕生事业的意义。”[ 2 ]238普实克还说:“鲁迅将他的观点表达得越鲜明,他在社会斗争中所站的立场越明确,他的作品也就在各方面都越成功。”[ 2 ]236普实克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的观点是一致的,都从意识形态立场上来维护鲁迅的权威,这看来是正确的,但给夏志清留下了话柄。因为鲁迅的伟大,表现在其作品的丰富内涵上,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所以夏志清才说:“鲁迅最好的作品⋯⋯给读者提供的,是一位带近乎绝望的希望对中国的命运进行思索的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形象。”夏志清也承认自己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不公允,然而他对鲁迅作品的解读,说明了鲁迅作品的丰富性,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鲁迅的伟大,虽然我们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此外,夏志清还指责普实克在解读鲁迅时犯了“意图性的错误”,但我们同样有理由怀疑夏志清犯了“感受性的错误”。两人从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来评价鲁迅,不管是过誉还是过贬,都未影响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从不同方面证明了鲁迅的丰富。 四、笔战的启示 夏志清与普实克争论的内容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方面,我们不一一列举。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两人的笔战反映出了两人不同的意识形态、方法论和价值评判标准。这是一本陈年旧帐,今天翻出来不是为了清算这两人的错误,而是从两人的争论中寻找有利于当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的启示。 对于西方汉学研究,王海龙指出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纯粹的西方治学模式、理论观念和学术技巧去研究、批判中国文化,怀着倨傲的心态俯察中国,甚至把中国当成一个病态社会的案例来分析。这就很难指望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另一种是钟爱汉学,怀着无限的同情来研究中国文化,赞美中华文明,甚至达到了不究其咎的回护程度。但是,过犹不及,酷评与溺爱都不是对中华文化和汉学研究应有的建设性态度。”[ 5 ]以此来看,普实克显然是属于后者的,夏志清不一定属于前者,但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酷评”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巧合的是,几乎是在普实克去世的同时,夏志清开始对中国大陆产生影响。而且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倾向于夏志清所开创的道路, 1990年代以来愈演愈甚。这并非坏事,因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拓宽了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与视野,但此路是否唯一或主流,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建国后至198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但是,历次政治运动却使其走向极端,因而使得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此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于是离开了普实克而走向夏志清。如今,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书写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判断文学的唯一标准,因此,淡化此前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了必然。然而,具有悖论意味的是,淡化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有强化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危险。夏志清与普实克的笔战之意义就在于告诫我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避免这种危险,重构现代文学研究的多种意识形态并进行调和就显得非常必要。因此, 当我们走上夏志清的道路或走在他旁边时,普实克仍然对我们有意义。当然,重要的还是走我们自己的路。 参考文献: [ 1 ]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2 ] 普实克.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 C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 1987. [ 3 ] 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C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4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5 ] 王海龙. 西方汉学与中国批评方式———夏志清现象的启示[ J ].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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