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李修文的时候，是在北京东四胡同深处的一家旅店。
他穿着简单的黑上衣和运动鞋，戴着那副标志性的粗框眼镜，即使身为最年轻的湖北省作协主席，却丝毫没有那种“老干部”的架子。
他很健谈，落座不久就开始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聊起他遇见的人，走过的路，写过的书，拍过的电影，说到动情处，他会突然暂停谈话，去外面抽支烟。
20多岁就凭借《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两部小说一炮而红，堪称少年得志的典范；
万众瞩目之际，他却“急流勇退”，连续十几年没有新书问世。
人们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个风头正劲的青年作家会突然“销声匿迹”，他去了哪里？他想干什么？
12年后，已过不惑之年的李修文，才带着一身风尘重回大众的视野。
这一次，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个小说家，还是一个成就斐然的散文家和编剧，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
2017年，李修文推出了散文集《山河袈裟》，风格一改早期的凄艳缠绵，开始把视线投向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们，并一举拿下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文艺报》评论说：“如果说，早期的李修文仅仅是一个颇具才华的小说家，那么，从《山河袈裟》开始，作家李修文重新树立了自己的精神高度，文学世界中的他重生了。”
涅槃重生的李修文，这次带来的作品，叫做《致江东父老》。
《致江东父老》
“江东父老”这个词，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带着江东父老的期望举兵反秦，逐鹿中原；后来他被逼入绝境，临死之前，最放不下的依然是楚国的父老乡亲们。
在李修文身上，就有种楚人特有的气质，早慧、浪漫而决绝。
李修文出生在湖北荆门，这一带自古就是楚文化的核心地区，崇巫尚鬼，光怪陆离。
年幼时，他曾经凑在人堆里，看到考古人员从古墓挖掘出土的竹简和生活器具。
这些跨越千年前的文物，冥冥之中把李修文与楚人先祖联系起来，从那时起，他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上，流淌着楚人的血液。
这深深影响了李修文的文学性格，言谈间，他也很自然地流露出对楚文化的怀念：
“我怀念那种屈原宋玉式的、《天鬼》《山问》式的文化和传统，他们特别的自由、热烈、奇幻，他们锻造了那个年代最好的字句，构建了这个民族最初、最瑰丽的文学可能，这才是荆楚文明带给我们整个民族最有冲击力最有价值的部分。”
他把荆楚文化总结为：瑰丽、迷幻、奇崛、决绝，不问虚实，视死若生。
而他一直希望在自己的笔下复活这种传统。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迅速成名之后，他会突然转身离去。
因为他敏锐地觉察到自己“始终和这个人间隔膜着”，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于是，他就像当年的屈原一般，决绝地抛下虚幻的光环，赤手空拳地走进了纷繁复杂的山河人间。
从精致的象牙塔，到喧嚣浮沉的山河大地，李修文在这12年间屡屡碰壁，亲历了一个小人物一生所要经受的酸甜苦辣。
起起落落之间，让李修文的身上少了几分传统文人的孤傲和清高，多了几分接地气的质朴和真诚。
他在《致江东父老》的书封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
《猿与鹤》
元好问有句词：“觉重来，猿与鹤，总忘机，风浪里，竟安归。”
与元好问词中的闲云野鹤不同，李修文笔下的《猿与鹤》，处处透露着小人物的辛酸、生活的不易，仿佛深山中凄厉的鹤唳猿啼。
《猿与鹤》的故事，也被他放在了《致江东父老》的第一篇。
不用说，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李修文本人。
那12年间，李修文混迹于各种剧组，忘记了自己曾是个作家，一切都从零开始。
没人拿他当回事，人生的丰富和复杂也在这个时候看得最为真切。
在云南，他和同伴为了拉投资，放下身段讨好金主，却在一个雨夜被保安粗暴地拖了出去。
在北京，他精心创作的好剧本被骂得狗血淋头，用来凑数的烂剧本却获得了满堂喝彩。
在重庆，他因为偷看了一个成名作家的新作，被连夜发配到拍摄现场当场工，最后还是被赶出剧组。
混迹于影视圈的这些年，也许是李修文最落魄的日子。
他说：“那时候跟一个出门打工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每年在家待的日子没有超过一个月。”
影视行业的不确定性，让李修文吃足了苦头。
费尽心血投入的项目，十有八九都没了。
辛辛苦苦地干着活，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有时跟老板们一起吃饭，老板一时兴起说写个故事，他就立刻趴在茶几上写，写完了给老板看。
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等着米下锅，他却被剧组开除了。
无奈之下，他只好留在剧组里面打杂，每天要跑几十里的山路从镇子上运盒饭到片场。
这何尝不是大多数小人物的写照呢？
他们就像猿猴一样，终日被人玩弄，供人取笑，只为得到几颗糖果。
即使心中也曾有一只振翅欲飞的鹤，但这只孤独的鹤，要么触壁而死，要么只能沦为鸡群中的一员。
《三过榆林》
幸好，李修文心中的鹤是不死的。
在这十几年间，李修文的足迹遍布全国，有机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听到真真假假的事。
作家李洱说：“在长达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他是用脚步来写作的。”
他曾三次经过陕西榆林，在那里结识了一个唱戏的瞎子。
第一次，他与瞎子在去榆林的车上萍水相逢，后来车坏了，他便牵着瞎子徒步赶往榆林城。
当时夜色已深、大雨倾盆，道路泥泞难行，可这个瞎子却像没事人一样，兴致勃勃地唱着花鼓戏，还说自己正走在华灯初上的长安街，头顶飞着一只孔雀。
第二次，他去榆林看望了这个瞎子，两人仿佛多年挚友，把酒言欢。
第三次，他再去榆林的时候，这个瞎子已经死了。
在旁人看来，这个瞎子形如蝼蚁，命如草芥。
可在李修文看来，这个瞎子的坚韧和乐观，是一种不亚于先贤圣人的大智慧。
他由衷地感谢这段经历：“如果没有这种相遇，实际上也就没有我后来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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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Program 通过这个盲人，他才知道很多盲人都死于精神分裂。
因为他们看不见肉身的世界，只能在头脑中虚构出一个可以对抗现实世界的不堪、屈辱的新世界。
他们的一生，都在漫长地被这两个世界所撕扯。
人生总有起起落落，世间多得是苦难坎坷。
只不过，有的人熬不过去，而有的人却选择负重前行。
李修文无疑是后者。
他这样评价自己：
“我这个人有一点还行，我不太去顾影自怜。
当年我去送盒饭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有多么不堪，我反而觉得这个东西救了我，让我不那么脆弱，不会大惊小怪。
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穿过了暴风雨，今天才能够安之若素。正因为有那些遭遇，我才能拥有这种内心的平静。”
《不辞而别传》
李修文的笔下写过不少小人物，他写作时有个原则：
“我从来不写不打动人的人，只要我写下来的一定是打动我的人。”
在四川康定，他遇见了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男人。
这个潦倒的男人，心中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他依然记得谈恋爱时和女友一起去看树的情景，记得女友在茫茫雾气中给他买西红柿时，发梢散发出的洗发水的香味。
多年后，他们早已天各一方，男人却偶然在一条电视新闻里看到了前女友的面容。
那一刻，他心如刀绞。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忘不了她。
即使他们有过那么多相濡以沫的曾经，到现在只剩下了一片空茫。
这个悲伤的故事，被李修文写进了《致江东父老》中，名为《不辞而别传》。
写完后，李修文每读一次都会非常难过。
人如蝼蚁，山河浩渺，每个人都在铺天的雾气里匆忙奔走，惊慌失措。山河再大，仍然无法容得下一颗凄惶的心。
这些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提的人和事，和不值一提的情绪，却是李修文最重要的灵感源泉。
他拒绝廉价的感动，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静克制，不乱煽情。
他写了很多人的左右两难、兵荒马乱、十万火急、走投无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写了人间的无助与空茫，人间既有情有义，又无情无义，既是救命稻草，也是埋葬彼此的深渊。
每个人的故事看起来都很小，但把这一切聚拢到一起，就是一股滔滔的洪流。
《我亦逢场作戏人》
李修文的身上有种真诚的烟火气，走到哪里，都能让别人卸下心防，心甘情愿地把心里捂了大半辈子的往事倾泻而出，一发不可收拾。
苏东坡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这句话对李修文来说也是适用的。
从榆林的无名瞎子、武汉的出租车司机，到许多著名的导演和演员，都能与他谈天说地，结为莫逆之交。
在一个酒局上，他与宁浩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他们俩，都是最龟毛的“处女座”，对创作有种很狂热的苦行僧式的要求。
虽然宁浩拍的电影大多是热热闹闹的，但在生活中他却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呆着。
拍完《无人区》的时候，他让剧组的人先走，自己一个人从新疆开着车回去。
以前网上曾流传着“梁朝伟坐十几个小时飞机到伦敦喂鸽子”的传闻，其实，宁浩也是一个会飞几千公里去看树的人。
很多时候，他会和李修文一起，跑遍全国去看一棵树。
这种行为，一般人可能觉得无法理解，但李修文却深深懂得宁浩心里的那份孤独。
就像《记承天寺夜游》里说的：“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所以，宁浩说：“睹其修文三生有幸，与之同行，三生有幸。”
《大好时光》
十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李修文也终于越过山丘，开始了新的征程。
这两年，他不仅当选了湖北省作协主席，在文坛宣告“归来”，还在影视圈捷报频传。
现在的李修文，变得越来越忙了。
在2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与3个导演通了电话，采访结束后，还要去参加好几个剧本讨论会，最晚的一个会安排到了晚上11点开始。
他笑着说：
“我们每个人都在兴致勃勃地浪费着自己的人生，以成功的名义、奋斗的名义不断阉割着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于成为自己的一座纪念碑，但是我们的骨骼一直是分裂和坍塌的。”
即使忙成这样，李修文的包里却总是带着书，有空的时候就看两眼。最近在看的一本，是萧沆的《解体概要》。
写作也是如此，没有固定时间，却又无时不刻在写。
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他都坚持着当初的创作信条：
“文学是一个弱者的事业，面向弱小、虚空、失败、不堪，然后去甘于自生自灭，是文学艺术的人间正道，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秉持的命运。”
天下可爱人，都是可怜人；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
如今的李修文，还在继续用他丰富的阅历、老到的笔力，为小人物树碑立传，让更多人看清生活的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修文的大好时光，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