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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之后就应该是沈从文。但令人可惜的是这两位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大师却有着深深的隔阂，他们从来没有会过一次面，甚至连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过。有人说造成他们之间隔阂的原因是两人政治观、文学观的不同，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年鲁迅与沈从文交恶的直接起因却是缘于一场非常偶然的误会。  鲁迅先生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漂”到了北京，成为中国最早的“北漂”一族。这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光，读书无路投亲无门，最后只好以休芸芸为笔名，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赚些零星稿费糊口。此间沈从文认识了文学青年胡也频，并通过胡也频结识了丁玲。三个人非常要好，沈从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老乡，故乡同傍一条沅水，两人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加上都飘流在外，共同的“怀乡病”使他们的友谊更加密切了。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困窘，便独自离开北京返回湖南。临行前丁玲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没有出路，想要求鲁迅代她设法弄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 当时鲁迅在文坛已是赫赫有名，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所以经常经常有些无聊的人冒充女学生给他写信，此前不久就有一位冒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正好刚刚发生了欧阳兰事件，觉得怎么又有这样的信，兼之鲁迅又不知丁玲乃何许人也，就托几个熟人帮忙打听一下。当时正编报纸副刊的孙伏园觉得丁玲的信字迹面熟：“这个字体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过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孙伏园又跑来向鲁迅报告说，岂明先生（周作人字岂明）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因沈从文曾有稿子给周作人看，故周作人认识他的字体。  沈从文与妻子在一起 原来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人都喜欢用硬笔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 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们的字又都是有点女性的那种特点，特别秀气，所以在外人眼里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三人的这种字体特点曾经闹了许多误会，以至于后来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时，编辑叶圣陶见到原稿还错以为是沈从文或胡也频的手笔。 鲁迅听了孙伏园的话后误以为真，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因此发了脾气，可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在编一个文学副刊，一位熟识鲁迅的朋友就带他来向鲁迅取经，到了鲁迅寓所，胡也频便先将名片投了进去，谁知鲁迅一见却勃然大怒。原来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恋人的欢心，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样，所以鲁迅一下子更生气了，前面刚来个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名片是丁玲的弟弟，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丁玲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在给朋友的信中和日记里都用了一些比较尖刻的语言对对沈从文进行了挖苦、讽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短短几天后，鲁迅又写信给钱玄同，进一步发泄了自己对此事的不满和愤怒：“且夫‘孥孥阿文’，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确有其女人。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耳矣。” 鲁迅文中所提的“孥孥阿文”即沈从文，1925年7月12日，《国文周刊》第5期刊登了沈从文所录的一首方言民歌：“六月不吃观音斋，打个火把就可跑到河里照螃蟹。耶乐耶乐——孥孥唉，今天螃蟹才叫多， 怎么忘了拿箩箩。”“孥孥阿文”即据此而来。欧阳公是指前面提到的欧阳兰，当时是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也曾给鲁迅写信求助，孙伏园还误认他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 对此一无所知的沈从文事后得知这一消息后同样也生了气，几年后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书中这样写道：“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后来，与鲁迅先生有联系的一位编辑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这才涣然冰释，对此鲁迅还觉得对不住丁玲：“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鲁迅虽然知道自己也冤枉了沈从文，但不知是疏忽还是出于其他原因，竟一句也没有提到对沈从文表示歉意的话，这就更加深了沈从文的不满，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其见面，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有不少见面机会的。  晚年沈从文 客观地说，在这件事情上鲁迅和沈从文都未能冷静地克制自己的情绪，以至于因这件小事引发了两人之间深深的误会，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令人欣慰的是无论鲁迅还是沈从文，都没有因此而影响自己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后来在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在1935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则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这也许正是大师们的过人之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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