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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献诗讽谏的传统，《韩诗外传》（第八卷）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文侯有长子击、少子诉，确立少子作为继承人；却将中山小国封给了长子，父子三年没有往来。击的辅佐大臣苍唐前往拜见文侯，献上了魏王喜欢的北犬和晨雁。当文侯连问三次“击无恙乎”时，苍唐唯唯诺诺都不作正面回答。文侯问是何因，苍唐说：诸侯不宜直接称呼国君的名字，击终究是一小国之君，你直呼其名字而我不敢回答。文侯这才改口称呼，并问“中山之君”有什么爱好，在得知“好《诗》”之后又问道爱的是什么诗，诗中说的是什么，他有没有怨恨的情绪呢？苍唐连接回答：中山君爱好的是“《黍离》与《晨风》”。“《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君主不敢有怨恨啊！”“《晨风》曰'鹬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文侯从对答中看到了苍唐的贤能、理解到儿子击的心思，十分高兴，于是就废除了诉的太子位，召回击作为国君的继承人。 苍唐代中山君向文侯转达了击所学习的《诗经》中的两首诗，用诗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来表达中山君心忧父王与国事、生怕父亲忘记自己的心思，赢得了贤能的文侯的理解和信任，帮助中山君荣登魏太子之位、成就了后来的一番事业。 诗可以“怨刺上政”，下级献诗可以对上级暗示或委婉地规劝；写诗的人也可以写出“刺过讥失”的讽喻诗，达到对关乎国事民生、伦理道德的无益言行的谴责、启示、明理等目的。孔子在《论语》中提出“诗可以怨”的观点，东汉郑玄《诗谱·序》更提出了诗的“美”与“刺”之说，都肯定了诗歌的怨刺的社会作用。 春秋战国时社会正处于转型之际，战乱绵延，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对文化的控制较弱，文人言论的空间较为宽松。现存最早的《诗经》中出现了不少尖锐抨击统治者的讽喻诗，如《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鞫止）是讽刺齐襄公淫乱无耻的诗，《黄鸟》（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是控诉秦国暴君让善良无辜的人去陪葬的罪恶；《代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彰显了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责问，《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则表现了劳动者因痛恨如大老鼠一般的剥削者的贪得无厌而立誓要去寻找人间乐土的觉醒。 讽喻诗趋向成熟的时代是在国力强盛的唐朝。“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成为史家美谈，思想统治相对宽松，文化生气勃勃，诗歌大放异彩，涌现出不少脍炙人口的讽喻名篇。如李白的《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杜甫的《丽人行》“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杜牧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刘禹锡的《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等等。 在唐代，甚至可以说在至今为止的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写作出大量有着颇强现实针对性的讽喻诗、并在相关理论上有所创新建树的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当推“一语天然万古新”的“五百年中一乐天。”乐天即白居易，存世诗歌三千余首；他在编集自己的诗歌时将它们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在《与元九书》中说道：“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喻诗。”诗人认为自己未写讽喻诗前“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自登朝来”“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时写作讽谕诗，才实现了自己的“兼济之志”，创作走上了正路。诗人在《寄唐生》诗中对讽喻诗作了进一步的解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高举起“惟歌生民病”，“歌诗合为事而作”旗帜，用新题写时事，美刺比兴，白居易与元稹一起大力倡导以创作杜甫始创的新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写作了大量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杰出诗作，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讽喻诗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譬如，《秦中吟》组诗中的《轻肥》是专门暴露皇帝身边的近臣即宦官的骄奢淫逸的名篇：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诗写皇帝的内臣即宦官成群走马赴宴的场面，渲染了他们神气骄横的气焰和行乐奢靡的生活，结句徒转，用以上场景与“江南旱”“人食人”的惨象进行鲜明的对比，尖锐嘲讽了社会的极大不公。 又如，“新乐府五十首”中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八十八岁的老翁，六十年前因宰相“欲求恩幸立边功”而发动了对南诏的战争，“无何天宝大征兵”，他“偷将大石捶折臂”才逃过兵役，留得残命一条；虽然痛苦不堪，但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为什么呢？诗中写道； 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 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这位折臂老人，是在将自己与无数被强征去当兵却冤死异乡的人相比，自庆侥幸虽身残却留得一命，悲中且喜，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觉到诗人不仅是在记叙一桩往事，而且是借老人之口揭示出开边寻衅的不义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 有着极大的勇气和正义感的白居易，用一首首讽喻诗挑开了元和年间虚饰的面纱，暴露出社会的黑暗动乱和不合理的现象，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下至官吏，上至宫廷，甚至直指皇上。在他的《哭孔戡》诗中高诉“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谓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在《登乐游园望》诗中大呼“车马徒满眼，不见心所亲。孔生死洛阳，元九谪荆门。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让“执政柄者扼腕”；在《宿紫阁山北村》中陈述并告诫“紫衣挟刀斧，奇树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使“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的讽喻诗及一些谏言，“不识时忌讳”，直言不避地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遭来了赏识提拔他的皇帝的“我叵堪此，必斥之”的不快，不久就终止了他的左拾遗职务，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四年后又借“越职言事”、“有害名教”等缘由将他贬为江州司马。 由白居易因讽喻诗得罪权贵而被调离职位后又遭贬抑之事，可以联想推及到类似的宋朝苏轼因诗获罪被贬的“乌台诗案”。那还是元丰二年（1079年），已经蜕化变性的变法派御史台李定等人，指控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诗文中有60余处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的言论，导致他在御史台（因乌鸦栖居台中柏树之上又称乌台）的死囚牢里被关押受审了四个月零十二天。 被指为“谤讪”的苏轼诗篇中，有《山村绝句》中的二首；第二首反映盐法之弊：“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苏轼解释此诗的用意云:“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努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少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讥讽盐法太急也。”再则，第四首反映青苗法之弊：“杖藜裹饭去勿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解释此首说:“意言百姓虽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又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此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子弟多在城中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语音而已，以讥讽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此等解释应是真心话，有关诗篇的确属讽喻之作；但是据实而写，并非恶意中伤。还有，指责他“大逆不道”的两首诗是《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为“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诗中以桧喻人，赞美刚正不阿的优良品德与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副宰相王珪竟掏空心思，引伸出“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要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攻击诗人是在大逆不道。好在神宗皇帝并不认同此说，加上曹太后的关怀及王安石等老臣的申救，于是案件从轻了结，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因讽喻诗文关乎时政而获罪关审被贬谪，与白居易因讽喻诗文直刺权贵甚而得罪皇上但也只是调换谏官职位而后另找理由被贬官相比，苏轼的讽喻诗相对要平和一些但处理结果却又重得多；这也就反映了宋朝的诗文灾祸比唐朝的处理要重一些，而且要多一些。唐朝为官者因诗惹祸者还有刘禹锡、顾况、李益、薛逢等人，不过最重的处理也只是贬官而已；皮日休作谶词被黄巢认为是讥刺而被杀则另当别论。宋朝呢，除有一些影响较小的诗案外，尚有震惊国家的“乌台诗案”、“胡铨诗文案”、“车盖亭诗案”“《江湖集》诗案”等谤讪大案[1]，并有着处罪一人还要株连打击一批人的特征；获罪者多是遭贬谪，最重的为罢官或入狱，但还没有听说因诗文获批而直接招致死罪的。 分开来看，因讽喻诗文获罪，宋朝较唐朝的处理要重一些；若将唐宋放在一起看，被贬谪甚至入狱除名的严惩，比起唐宋前后的封建王朝因诗文讽喻而时有诛杀的残暴来说，还是相对较轻的。这与时代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相关。唐宋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高峰，也就有了唐宋王朝的相对仁德宽容，文化氛围比较活跃宽松。 下面简要看看唐宋前后时期的封建王朝因讽喻诗而引起的文字狱。 （未完待续 ）原创： 舞阳陈浩 今天 注： [1]“车盖亭诗案”：宋哲宗时任宰相的蔡确被贬赴安州任时浏览车盖亭写下十首绝句，连“睡起莞然成独笑”也成为“不怀好意”的罪名，又连续被贬谪，终至有“人间地狱”之号的岭南，连同情或不上疏弹劾他的彭汝砺与御史李常等人一并获罪被罢官或贬谪。“胡铨诗文案”：南宋名臣胡铨因“乞斩秦桧”被贬去广州监管盐仓，又因《好事近》等诗词有直斥“豺狼当辙”等句被加上“谤讪怨望”的罪名而远谪海南岛；为他贬谪时寄诗文送行的王庭珪、张元干、陈刚中、方畴等被贬官或问罪除名。“江湖集诗案”：南宋时刘克庄、戴复古等作诗编成《江湖集》，多有指斥时弊、讥讽朝政的诗，被朝廷列为禁书，多位诗人获罪或被流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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