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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才华横溢，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命途坎坷，纵百般腾挪，也终一步步走向悲剧。近日，中央歌剧院创排的歌剧《萧红》，在萧红家乡哈尔滨演出。“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她在等你一个温暖的答案。  《冬至，点亮一盏灯，再读萧红》撰文 |《文化十分》记者 梁珊珊 不甘！不甘！ 那是1942年的香港，31岁的萧红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两年前，她和丈夫端木蕻[hóng]良辗转来到香港避难，日子过得清苦。 多年饥寒生活的折磨，战争和情感上一再受到打击，加上前后两次生育，萧红的身子一直病弱。 这一次，她因肺结核住院医治，不承想被一名庸医误诊为喉瘤。喉管开过刀后，病情急剧恶化。 这是萧红去世前真实的心理状态，她曾在病床上如是写道。 在生命最后的三年里，萧红惊人地高产，几部巅峰之作都是在香港写下的，包括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和《马伯乐》。 她或许早已预感到了自己时日无多。 她的不甘，在于未竟的写作事业，也在于自身寒凉悲苦的一生际遇。 萧红出生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局动荡不安。这样的契合，不禁令人联想到，她风雨飘摇似孤灯的人生，是否在开端便已注定。 那年的端午节，她生在呼兰河一个地主家庭里，起名张迺[nǎi]莹。（“萧红”是其著作《生死场》发表时的笔名） 按照当地旧俗，端午出生的孩子不吉利，是要克父克母的。再加上“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以及萧红从小顽劣、叛逆的个性，让她在这个家里受尽冷落。父亲总给她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连亲生母亲也不怎么待见她。 祖父和后花园，几乎是萧红童年记忆里唯一一点温暖色彩了。祖父教萧红念诗，还带着她在后花园中玩耍。只有和祖父在一起的天空，才是蓝悠悠的，才又高又远。  她写道，（我）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记得，祖父时常会把那双多纹又温热的手放在她肩上，而后又放在她的头上：“快快长大吧！长大就好了。” 可“长大”是“长大了”，却并没有“好”。 二萧的“倾城之恋” 哈尔滨，一家叫东兴顺的旅馆里，一位面黄肌瘦、蓬头垢面，只有21岁的孕妇，赤着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此刻，她在焦急地等待着一封回信。 几天前，萧红投书《国际协报》，向编辑裴馨园求助。 信中，她描述了自己的窘境：她与未婚夫汪恩甲一起居住在旅店里，两人债台高筑，无以为继之时，汪恩甲以回家取钱为由，一去不复返了。  萧红和汪恩甲同居的东兴顺旅馆 旅店老板把挺着大肚子的萧红，赶到了楼上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里，不停逼债，甚至计划好了要把她卖到妓院里抵债。 “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能不救啊？”信中字字恳切。 她有家，却已经回不去了。 此前，她在“东方的莫斯科”（哈尔滨）开阔了眼界，接受了新思想，父亲却想用婚姻拴住她，断断是不能的了：她逃婚，还与表哥私奔到北平。 表哥因有家室，在家中断了经济供给后回归家庭。萧红也不得不回到家中，父亲嫌弃她有辱家门将她软禁了起来。后来她再次出逃，一个人流落到了哈尔滨。 至此，她的父亲已经震怒至极，宣布“开除萧红的祖籍”，严令家中子女不许和她交往。 而家中她唯一惦念的祖父也不在了。 妈妈死后我仍是在园中扑蝴蝶；这回祖父死去，我却饮了酒。 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 无依无靠的萧红，为了生计，投奔了自己的逃婚对象汪恩甲，与他同居。可汪恩甲终究是背叛了自己。 寄出去的那封信，对于处于人生低谷的萧红而言，无疑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国际协报》的裴馨园在收到萧红的求救信后，让萧军先到旅馆走一趟。 萧红和萧军就这样相遇了。  萧红和萧军合影 萧军回忆初见萧红的样子，她是那样地寒酸窘迫。 如此落魄的萧红自然不会激起萧军的爱慕之心，只是当萧军无意拿起桌上的一张画与一首小诗时，眼睛被牢牢吸住了：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呵，春天来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两人畅谈，临走时，萧军把仅有的五角钱车钱留给萧红，让她买些吃食。 第二天，萧军又来。 第三天，萧军还来。 两人相爱了。 不久后，萧红临产，生下一个女孩，因无力抚养，孩子送人了。 两人出门，衣服都要换着穿。吃不饱更是常有的事，然而，有情饮水饱。“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和萧军在一起生活的前几年，虽然被萧红称为“没有青春只有贫困”，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爱情温暖了萧红。 这或许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吧。 共苦却未能同甘 在萧军的鼓励下，萧红写起了小说，正式迈入文坛。 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靠朋友资助，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 《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也为萧红从事文学创作打下基础。  萧红和萧军合影 可是，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 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辗转流亡到青岛、上海。
萧红在青岛 在上海，萧红结识了如自己祖父一样可亲可爱的人——鲁迅。 她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萧红经常跑到鲁迅先生家里谈天，讨论写作上的问题；因为先生喜欢北方饭食，萧红就给先生做饺子、饽饽、韭菜盒子、葱油饼；某天，萧红新买了一身衣服，还兴奋地跑到先生面前问好不好看。 为了扶持两位年轻人，鲁迅还特意宴请文坛宾客。
萧红与鲁迅夫人许广平 不久，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就在鲁迅的帮助下，在上海出版了。 虽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生死场》之后紧接着发表，可大家普遍认为，萧红才华要高于萧军。萧红的名气让大男子主义的萧军感到压力和厌烦。 歌剧《萧红》中甚至将其放大为二人感情破裂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萧军在感情上的不忠才是摧垮爱情的罪魁祸首。“爱便爱，不爱便丢开”，是萧军爱的哲学。这位“多情公子”处处留情，将萧红伤得体无完肤。  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军人出身的萧军脾气暴躁，两人经常争吵。 有一次，友人见萧红的眼角青紫，问缘由，萧红说，是自己不小心磕到的，而在一旁的萧军则大言不惭：什么跌伤，是我醉酒后打伤的！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 情感的纠葛让萧红痛苦不堪，她与萧军决定暂时分开。萧红去了日本，萧军去了青岛。两人约定一年后再相见。 在日本不到一年的时间，萧红完全封闭了自己。除了写作，她无事可做，无人可见。 “窗上洒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紧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在给萧军的信中，萧红如此写道。 “黄金时代”后来成为许鞍华导演讲述萧红的电影的片名。
在日本的平静，直到报纸上刊登了鲁迅先生的死讯才被打破。 鲁迅死后，萧红写了成千上万的哀悼文字。 萧红回国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万国公墓看鲁迅先生。 祭拜鲁迅先生 没有鲁迅先生像父亲一样的庇佑，萧红又是一个人了。 回国后，萧红就不得不再度面对与萧军的关系。遗憾的是，两人的分离并没有让感情的裂痕愈合，他们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 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 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端木蕻良就是在这时走进萧红生活的。 萧红觉得，这样一个仰慕她的人或许是可以保护她的吧。 萧红向萧军提出了分手：三郎，我们永远地分开吧。 “落花无语对萧红” 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婚了。 武汉大婚那日，据说十分热闹，很多朋友都来了。 只是不知命运为何如此荒诞。同萧军生活时，她怀着未婚夫的孩子；同端木蕻良要开始新生活时，萧红怀的孩子的父亲却是萧军。 可端木蕻良还是不顾家人的反对，热烈拥抱了萧红，并给了萧红一个婚礼，一个名分。
1938年夏 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 本以为终于能够过上寻常老百姓的安稳日子了，可命运到底还是没有眷顾萧红。 她与端木蕻良的婚后生活并不十分如意。从武汉到重庆，最终辗转来到萧红人生旅程的终点站——香港。 不知是否因为各自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两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即便是染上肺病住进医院，萧红也在坚持写作。 据说萧红住院期间，端木蕻良忙于工作，便托了朋友骆宾基去照料萧红。 “落花无语对萧红”，这是端木蕻良在妻子病重期间的怅然之作。 电影《黄金时代》剧照 骆宾基曾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病魔夺走了她的生命，整个文坛痛惜。
在强调女性独立的时代文化语境下，萧红依附于多个男人的故事多为世人所诟病。可生于硝烟战火、新旧思想更迭的大时代，在原生家庭受尽冷落，一生都在憧憬、追逐爱和温暖的萧红，其悲剧结局总令人同情。 但愿她在另一个世界飞得高，飞得自由。 就像她在《呼兰河传》里写的： 花开了，就像花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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