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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并不是我国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320年问，北部和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先后对峙共存。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称它们为“北朝”，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分裂的时期。元朝人在编写前代历史时，《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并列，这基本上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境内的实际情况。 在以往许多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它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有宋一朝之所以会颇受鄙薄或非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在外族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北宋、南宋均亡于外族之手；二是政治上的因循苟且，“冗兵、冗官、冗费”，而稍有点作为的政治改革，结果都归于失败。造成以上情形的原因，当然可以找出不少，但主要的却是与宋初最高统治者的立国政策密不可分。 当是赵匡胤面临的局势，后周所统辖的境土十分狭小，在其北方，不但有强大的契丹(辽)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南朝”，在太原一带还有一个在契丹卵翼之下的北汉政权；在长江上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则有四川的后蜀、江陵的南平、湖南的楚、杭州的吴越、金陵的南唐，还有广东的南汉、福建的闽。这些割据政权，可以说是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 对内而言，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之时，所接收的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烂摊子，即使不算那些怀有二心的原后周节度使，如李筠、李重进之流。就这个政权本身来说，它所承继的是五个短命的王朝。在短短的53年时间里，朝代如同走马灯似的更替了五个，而皇位也像轮流坐庄一样换了八个姓氏。这种格局之所以愈演愈烈，无不与手握重兵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内部篡夺相关。所以，宋太祖登基之后，一方面，积极筹划南征北战的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则必须时时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才能消除以往那种恶性循环的政治局面，彻底解决这个关乎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在对外统一方面，赵匡胤还是比较成功的。他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实际形势，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基本方针。他花了13年的时间，解决了南方的9个割据政权。他的弟弟——即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又花了3年的时间，灭掉了北汉。到公元979年，除了被后晋割给契丹(辽)的燕云十六州还在辽王朝的控制之下，边疆地区还有西北的高昌、龟兹，西南的大理、吐蕃等之外，原来的“五代十国”已全部归并到了惟一的中原王朝——宋朝的版图之中。由此，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中国内陆延续了二百余年之久的割据状态得以结束，重新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在对内根除篡夺权位方面，赵匡胤做得也相当成功。即位后不久，他就相继解除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让其出为地方节度使。从公元963年起，赵匡胤开始用文臣来管州事。对原后周拥兵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数十人，赵匡胤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后不再让其子孙袭职。并且，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替代旧的武将。统一各国后，太宗赵光义继续以文臣换充武将，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在收缴武将兵权的同时，宋初皇帝又对兵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对禁军采取了汰老弱、充精壮的强化措施，这既强化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第二，对禁军实行“内外相制”，即一半兵力驻扎在京师，另一半分驻各军事要地；用京师的禁军足以对付分驻各地的禁军，调集各地的禁军则又能抗衡京师禁军。 第三，设置“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探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官合称“三帅”。他们只分别负责部分禁军的管理和训练，无权调遣所部禁军。禁军的调遣权名义上归枢密院管，而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实际上只有皇帝一人可以调遣禁军。如果禁军外出作战，就由皇帝临时派遣将领作为统帅，并且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的方案，有时甚至还会直接授予作战的“阵图”，带兵将领不得随意更改，而不管这个“阵图“是否符合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第四，禁军将领由朝廷直接任命，经常被调任，每有战事统兵将领是临时委派的。另外还定出“更戍法”，把禁军派往外地，每三年一轮换。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不使上下人情习熟”，不让将领与士兵建立起牢固的感情。 第五，把对地方军——厢军、乡兵和番兵的指挥权收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这样的军事体制，使禁军将领和地方藩镇都无力发动“黄袍加身”的兵变。 武将这个最兢手的难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体制问题。宋初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措施是： 一是分散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宋代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中书门下”，首脑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其副手称“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在编制上，宰相没有定员，一般都有好几个人。宰相的权限仅限于管行政事务。最高军事机构是“枢密院”，首脑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其副手称“抠密副使”。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调动军队。宰相与枢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对皇帝负责。地位仅次于这两者的是“三司”，掌管国家的财政。其最高长官是“三司使”，由于其地位特殊，所以又被人习称为“计相”。 二是强化对官吏的监督。宋代的中央监察机构，有职责完全相同、却分别独立的两个：一为“御史台”；一为“谏院”。其职责就是纠察、弹劾包括宰相、枢密使、三司使在内的各级官员。皇帝还特许这两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官员可以“风闻言事”，即使检举错了也不受什么大的处罚。 三是以“内制”限制“外制”。宋代还继承了唐代皇帝培养扶植体制外势力的一些做法，如选一部分翰林学士作为顾问参与决策，称作“内制”。“内制”经常绕过外面的政府机构，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布某些措施或任命等，目的无非在于制约作为常规政府机构的外朝。 四是强化对地方的控制。在地方官设置上，同样是围绕着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基本原则展开的。以设立大行政区“路”取代唐代以来节度使兼辖支郡的旧制。下面分设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后来又加设了提举常平司。地方诸司的职权完全分立，彼此起到制约的作用。此外，漕司、宪司、仓司又有监察州县地方官的职责。地方实质性行政机构是州(府、军、监)、县两级制。州、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命，称之为“知某州事”、“知某县事”，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任官，地方官一般三年一换。在各州还设置了“通判宫”，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直接向朝廷方面报告情况，各州的公文必须要有知州和通判的联合署名，方能生效。 五是创设极其复杂的官制系统。宋代的官制系统是“名”与“实”相分、“职”与“权”相分的，有“官”、“职”、“差遣”之别。“差遣”是真正意义上的职务，但在性质上又属于临时的，所以称之为“知……”、“判……”、“权……“，意即可以随时调换。 总之，宋初的皇帝为了不让初建的王朝重蹈五代覆辙，为了确保自己的赵姓江山能长久存在下去，所以就“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王夫之语)，多管齐下，“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其结果：“君弱臣强”、“外(地方)重内(中央)轻”的弊病及兵将联手兵变的危险是被消除了，但代价是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成为以后宋朝对辽、对西夏、对金及对蒙古的战争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皇帝个人的手中，但同时也形成了名实分离、叠床架屋，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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