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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于大运河和东都,论隋炀帝的历史贡献——划时代的官制改革

 七侠荡寇志 2019-12-23

引言

隋文帝代周后,将北周仿照周礼设立的官爵制度废除,设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然而,隋文帝的官制改革,实际上只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职官制度的初步整顿,仍然存在着机构设置不合理,三省制并未有真正确立,官吏名号重叠、队伍庞大,爵、散、勋以及品阶制度繁杂、混乱等问题。隋炀帝上台后,对官制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基本上消除了上述弊端,裁并郡县、减少冗官,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冲击了尚武、尚贵戚的任官旧风气,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唐代的职官制度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隋炀帝改革官制的背景:隋文帝改革的不彻底

隋文帝立国之初,所面对的是北周宇文泰建立的以“六官”为核心的职官制度,这一制度是模仿《周礼》所建,实际上仅限于中央文官制度而已,而其他官职则是沿用了秦汉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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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官员形象

“后周之初据关中,犹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后,别立宪章,酌周礼之文,建镠官之职,其他官亦兼用秦汉”。

因此,北周的职官是新旧并用,运转起来存在着不少的摩擦。同时,宇文泰所建立的官制并非长期酝酿的结果,乃是“出于一时之权宜。故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奉行,逐渐改移,还依汉魏之旧”。因而隋朝一建立,便对官制进行了改革。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都水等台,……朝之众务,总归于台阁。”

隋文帝的官制改革实际上是对魏晋以来数百年职官制度的初步整顿,其渊源呈多样化,在职官制度的各个部分都程度不同的保留了魏晋以来历朝制度的痕迹,真正由隋朝自创的并不多见,因而隋文帝时期的职官制度仍然存在许多弊端。

在隋文帝的官制中,除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的品阶明显高于诸司外,内史、纳言与九卿、秘书监等官皆为正三品,表明内史、门下两省的地位等同于诸寺监,在制度上仍未突出两省的帝王,不利于树立两省中枢机构的权威形象。

在隋文帝时期,各种官员的名号重复混乱的现象十分严重,给事中、大将军名号泛滥,品阶制度繁杂。文帝虽实行了九品官阶,但是还存在着流内视品十四等,又有流外九品、视流外九品,可谓等级繁多,品阶混乱,导致实际上官阶滥授、冗官现象严重。除了执(职)事官、勋官、散官外,又有“四十三号将军,品凡十六等,为散号将军,以加泛授”,这些散号将军是汉魏以来历朝陆续设置的武职官,但并不理事,高级勋官及散官还置有府僚,文帝并未进行裁减,全部进行了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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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隋文帝的官制中,还存在着三省地位不平衡、中央诸司设官分职不完善、州县过多,十羊九牧等问题未得到改变。

因此,对于通过夺嫡杀父而继承帝位的隋炀帝而言,通过改革官制,既是通过机构调整以巩固皇权的需要,也是进一步优化制度的要求。

隋炀帝的官制改革措施

大业二年,杨素去世,尚书令一职便不再授人。三年,苏威因事被免,仆射一职也不再授人。隋炀帝以此为契机,提高了尚书左右丞的品阶并由其主持尚书省的事务,开启了隋炀帝官制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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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央官制的改革

1、完善三省制

隋文帝虽确立了三省制,但内史、门下两省还并未摆脱皇帝侍从、顾问、谏议的性质,因而算不上纯粹的国家政务机构。

大业三年,由于尚书令、左右仆射不再授人,隋炀帝将尚书省左右丞的品阶由从四品升为正三品,新增“都司郎各一人,品同曹郎,掌都事之职”,同时在六部增设侍郎各一人,为尚书的副官。诸司侍郎改为郎,每司置二人,罢员外郎之置,又置承务郎职同员外郎。“诸司主事,并去内史之名”,由流外吏职提升为流内从九品。每十令史置一主事,大大精简了尚书省的人员数量。

内史省增设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史职,此后为唐代所沿袭。

大业三年,炀帝将门下省隶属的城门、殿内、尚食、尚药、御府等五局转隶殿内省,大大减轻了门下省的侍从性质,将黄门侍郎职数从四人减为二人,废去“掌陪从朝直”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官,增置给事郎四员,给事郎由此从吏部移到了门下省,掌“省读奏案”。同时,为强化门下省的职能,将门下录事自从八品升为正八品,将门下主事友吏职升为流内从就九品。经过改革,门下省摆脱了侍从顾问机构的性质,成为外廷独立处理政务的国家机关,并取得了与内史省同等的地位。

经过对三省制的刻意调整改革,三省达到了平衡并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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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顿秘书省、新设殿内省、易名长秋监

隋炀帝尤其重视著书立述之事,为此加强了对秘书省的整顿调整。大业三年,“增少监一人,减校(秘)书郎为十人,加置佐郎四人,又置儒林郎十人,文林郎二十人,增校书郎员四十人,加置楷书郎员二十二人,凡百一十七人”。这些先的秘书省官员多以原晋王府学士补之。并提高了秘书省官员的品阶,秘书郎由正七品升为从五品,著作佐郎从正七品升为从六品,太史令由从七品升为从五品。

经过整顿调整,炀帝时期,“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恰,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卷”。

为使门下省、太府寺的职能更加专一,炀帝新设殿内省。将门下省所辖的城门、殿内、尚食、尚药、御府五局及太仆寺之车府、骅骝等署划归殿内省,改编为尚食、尚药、尚衣、尚舍、尚辇等六局。每局各置奉御、直长为长贰。殿内省置监为长官,正四品;少监,从四品;丞,从五品。根据职责,殿内省专掌宫廷饮食、服饰、起居、行幸等事,使得负责皇帝生活起居的机构与国家政务、事物机构截然分开,标志着封建职官制度的成熟和完善。

炀帝还将内侍省改名为长秋监,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皆以士人充任。下辖掖庭、宫闱、奚官三署,亦参用士人。改内常侍为承奉,内给事为承直,皆用宦者。此项改革,乃吸取东汉时期宦官专权的教训,有利于防止宦官势力的膨胀。

3、 监察机构的改革

炀帝增加谒者与司隶两台,两台长官皆称大夫,为正四品。谒者台主要官员有司朝谒者2人、通事谒者20人、议郎24人、通直36人、将时谒者30人、谒者70人。谒者台“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通事谒者以下,“皆掌出使”,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司隶台的主要官员有别驾2人、刺史14人、诸郡从事40人。司隶台的职能是“掌诸巡察”。以别驾二人分别察长安与洛阳两都,刺史与诸郡从事巡察天下诸郡,以六条问事。御史台仍以大夫为长官,治书侍御史为副官。废除殿内侍御史,将监察御史增加至16人,罢去御史宿直禁中的只能,“唯掌侍从纠察”。炀帝对监察制度的改革,加强了监察力量,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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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其他中央机构的改革

炀帝恢复了被文帝废除的国子寺,并改名为国子监,置祭酒,并新置司业一人、丞三人。恢复国子学,置博士、助教等学官。不限国子学的学生人数,使得国子监的规模较以往扩大,太学学生也由原来的72人扩大为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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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府寺中分置了少府监,下辖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铠甲、弓弩、掌治等署,不久又将司织、司染合并为织染署,废除铠甲、弓弩二署。同时将原司农寺所属的平准、京市等署改隶太府寺。这样一来,就将掌管官办手工业的只能从太府寺中分离了出去,使其专掌国家府库及物价,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改革后,司农寺仅辖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

改都水台为都水监,将其下辖的掌船局改为舟楫署,废河堤谒者等官,新置河渠署。

二、对军事机构的改革

隋初有十二府,以统禁卫之兵。其中只有四府称卫,其余不以卫称。其中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府各置大将军、将军,左右监门府各置有将军,左右领军府不置将军,唯置长史、司马等官,说明诸卫府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开皇十八年,置左右备身府,计十四府。

大业三年,“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左右卫备身为左右骁卫,左右武卫依旧名,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加置左右御卫,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是为十二卫。改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依旧名。凡十六府”。十二卫皆统府兵,左右备身、左右监门不统府兵,掌侍卫皇帝及宫殿门禁。至此,十二卫各置大将军1人、将军2人为长贰,又在十二卫各置护军4人。“以副将军,将军无则一人摄”。 不久,改称虎贲郎将,在其下置虎牙郎将。同时,炀帝还提高了诸卫长史的品阶,由从六品升为从五品。此次改革使诸卫地位并重,增掭将官,分散权力,便于互相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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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炀帝还改革军府制度,废去文帝时期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府 改置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邸将(大业五年改为鹰击郎将),为军府长贰,并降低了其品阶。每府置越骑校尉2人,掌骑士,步兵校尉2人,领步兵。 又将原车骑将军之下的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改为校尉、旅帅、队正, 皆降低了品阶。大业九年,隋炀帝又组建了禁军,骁果军,隶属于左右备身府,“掌侍卫左右”。这支军队后来成为禁军中的主力,与军府内外相维,互相制衡,加强了皇权。

三、对地方官制的改革

地方官制的改革主要是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虽然仍是两级行政区划,但自魏晋以来,州比郡高,改州为郡,相应地就降低了地方官的品阶。为了分割太守权力,又在诸郡各置通守1人,位次太守。同时诸郡置赞务1人,罢长史、司马等官,赞务后改称丞,位在通守之下。 炀帝以通守分剖太守之权,又以郡丞制约通守,以便牢牢地控制地方郡县。以往驻军之处,“则刺史带诸军事以统之”,至此,别置都尉、副都尉领兵,“与郡不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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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爵、散、勋等制度的改革

文帝时期,“采后周之制”,隋朝设置了大量的散官、勋官,这些散官、勋官虽不理事,但仍开府置僚属,于是便增加了官吏的编制。 其子孙以门荫人仕,不利于整顿吏治。且勋官及其子孙自以勋劳卓著, 炫耀招摇,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影响。

炀帝将“旧都督已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官,皆罢之”。而以光禄大夫、左右光禄、金紫、银青、正议、通议、朝请、朝散等大夫,建节、奋武、宣惠、绥德、怀仁、守义、奉诚、立信等八尉为勋官,以代替原来的勋官,直接打击了旧势力。

与此同时,炀帝又对原来的散官制度进行了整顿, 以改变旧制庞杂而混乱的状况。他废去特进,将开府仪同三司从原来的四品改为从一品,重置了六品以下散官,即承议郎、 通直郎、宣德郎、朝散郎、登仕郎、将仕郎、常从郎、奉信郎等。经过整顿后, 隋朝的勋、散官制度更加整齐划一,消除了原来的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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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还整顿了爵制。文帝时爵分九等,即国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大业三年,炀帝废除了伯、子、男三等爵,缩小了封爵的范围。大业六年又诏令限制封爵范围,贵族无功勋亦不得封爵。

“自今已后, 唯有功勋乃得赐封, 仍令子孙承袭”。

此举有力地冲击了尚武、尚贵戚的任官旧习,打击了以武功为基础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对确立新的任官用人原则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隋炀帝官制改革的意义

隋炀帝的官制改革,打击了旧势力。除了通过改革勋官之制和缩小封爵的措施外。炀帝还于大业八年九月颁布诏书,规定“自今已后, 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剥夺了那些身居高位的勋官武夫授受职事官的权利, 把勋赏酬奖军功与任官从政截然分开,这是对周齐任官原则的全面清算, 同时也有利于吏治的整顿。贵族功臣子弟利用门荫入仕是历代职官制度的一大弊病,在隋朝的官员队伍中,以门荫人仕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为了打击这种势力,炀帝明确规定:“魏、周官不得为荫。”这样就堵死了西魏、 北周旧贵族子孙凭借门荫人仕的路子。隋炀帝的这一系列措施,严重侵犯了旧贵族、勋臣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仇恨,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他们纷纷起兵或投身于农民起义军中,反对隋朝统治,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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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北朝传统,用人尚武、尚贵戚,所以隋文帝提出“武力之子,俱可学文”。初步冲击了这种传统,但却投有采取什么措施。炀帝除了推行以上措施冲击旧的用人传统外,还公开抨击旧的尚武风习。

“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追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拨足行阵,出自勇夫,牧学之道, 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贫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

为此炀帝大兴文教,恢复国子监,增加学生员数,扩大秘书省的官员编制,重视编撰图书典籍。为了彻底改变官吏队伍的构成,他创立科举制,开辟用人新途径,尤其是进士科的创设,对后世影响极大。

然而,由于隋柞短暂,炀帝对官制改革的效果还没有显示出来,到了唐代这种改革后的制度才得以充分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隋炀帝的官制改革成果为唐朝所承继,其三省六部、九寺、诸监、 府兵制度、地方职官以及散官、勋官等制度,都是沿袭隋制,而稍有变动。

所以后人评价:“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时有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隋无德而有政,故不能守天下而固可一天下。以立法而施及唐宋,盖隋亡而法不亡也”。

参考资料:

杜佑:《通典》

李延寿:《北史》

司马光:《资冶通鉴》

李林甫等:《唐六典》

魏征:《隋书》

欧阳修:《新唐书》

王夫之:《读通鉴论》

岑仲勉:《隋书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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