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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半个世纪以来，高等书法教育从无到有，由点到面，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了书法文化的薪火相传。陆维钊先生作为我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奠基者之一，在书法专业学科建设、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值此《大学书法》杂志创刊暨陆维钊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特推出“时代名师·口述历史·陆维钊”专题，旨在铭记先贤，继往开来，为书法教育与文化传承提供镜鉴。这次编辑部派出张韬、黄修珠、顾翔三位教师与研究生陈咸松，不避暑热，同赴杭州、嘉兴、上海等地采访陆先生的亲友与学生，请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并描述这位百年大家的各个侧面，勾勒出陆维钊先生饱满、鲜活、生动的个体形象。让我们共同钦仰陆维钊先生深湛的学术修养、高尚的道德 操守和人格魅力。感谢杭州师范大学方爱龙教授及陆维钊书画院马抱瑾院长的热忱相助与支持。  陆先生是我的恩师。我们以前也是普通的人，普通的年轻学子，正是得到他的提携，才有后来的成就。没有这一关，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而且也不会有这么大本事。因为训练方式不一样。到了这个平台，就有一套训练方式，如果适应了，就会慢慢成长起来。所以，遇到陆先生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是1978年陆先生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研究生，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生病了，我们进来半年，他就去世了。所以，我们上课，除了开学他来过一趟学校，其余时间他都是在医院里。 但是，我们的教学计划是他做的，进来的时候，他就叫我们每个人做教学计划。我那个时候经常挨批。没考上美院研究生前，我是在上海的美术学校里教书的，一般教书的都会写写文章，因为要写教材之类的。我写过一个讲义，当时装订有两本。其实他当时收我就和我这个讲义有关。他觉得我应该是个当老师的胚子，他不大喜欢那种纯书法家，他觉得有教师的素质和天赋，将来在书法上发展得可能会更好。报考的5个人里面，我当时也就二十一岁，是最名不见经传的，而且是在上海。当年美院是在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和上海5个地方，各招1个，共有5个名额。上海有很多人去考，最后招了我。 进来以后，陆先生就要求我们制定学习和研究计划。当时我们管教学的副院长就和我们说：“你们要胸怀大志，你们是‘文革’以后被招进来的第一批研究生，将来是国家的栋梁，将来若干年后美术界就是你们唱主角，所以你们要胸怀大志。”记得当时冯远、徐芒耀、刘国辉等学生也都在场，其他的人可能社会阅历多一点，我当时才二十一岁，听了以后，热血沸腾，院长鼓励我们胸怀大志，太好了，于是就开始制定研究计划，我想着要在两年里写出一部中国书法史。当年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有过一个教材，只不过是年轻的时候，东拼西凑做的一些整理，讲讲课没问题。结果，陆先生让陆师母传话，让我去他家一趟。当时他家住在美院边上，这些房子现在都拆掉了。他红着脸说：“你坐下！”我一想，会是什么事情？他的年龄足够做我爷爷了，我二十多岁，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我当时大气都不敢出。陆先生对我说：“你华而不实，你对学问没有敬重心，你敢说你两年就写出一部中国书法史，你太小看中国书法史了吧，拿回去重做，这个研究计划不合格。”我当时年少气盛，还想辩解，院长要让我们胸怀大志，我胸怀大志了，怎么又不行了呢？我当时是憋屈得很。陆先生说中国书法史不能写，那怎么办呢？当时的学生要比现在的学生更相信老师，他说我这个研究计划华而不实，一定有他的道理，我虽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我得听。于是，回到学校，我按照陆先生的要求，做一个宋代的断代的书法史的计划，因为那个时候我对宋代的一些东西很有兴趣。我当时有两个兴趣点，一个是民国，一个是宋代。从小的时候，就对宋代的诗词和绘画写过一些文字。改好后再送给陆先生看，陆先生说：“我正有此意，我想你们五个同学，连成一个书法史，朱关田做唐代，陈振濂做宋代，王冬龄做汉代，祝遂之做清代，中间还缺几个朝代，再另补一下。” 记得当时陆先生和我说，五个人里他最担心的是我。后来陆师母和我讲，陆先生其实最看好的也是我，因为我的文史功底比较好，又是当老师出身的。但是陆先生当我的面绝对不说他看好我，他只说他最担心我，说我屁股坐不稳，太浮躁。我刚刚进校的时候，习惯于老师说学生听，真要是像放鸭子似的，老师一个礼拜来一次，那还有五天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拼命打篮球。然后陆先生就说：“你屁股坐不下来，可能今后一事无成。”于是他就责令我去点句子。20世纪60年代初，陆先生和刘江老师曾去上海等地买回一批古籍，古代的碑帖、典籍等都有，都是线装书。他叫我把这批书里的几本书借出来，做点校工作，并说，我校对的功夫可能暂时没有，因为才二十几岁，还年轻，但可以从点句开始。点句是多么枯燥的一件事，要去图书馆翻书，书翻出来都是霉的，因为六七十年代这些书放在图书馆都没人管理。我记得那个时候图书馆里的几个管理员都问我，要这些线装书干什么，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要到哪里给我找出来这些书，但是我和他们说，陆先生说有，那就肯定有，最终还是找到并把这些书借出来了。但是不能直接在书上点，要先把这些书抄下来，然后在抄本上点，如果直接在书上点，不就把古籍点坏了，万一点错了就更麻烦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复印，于是我就把它抄下来。他其实一方面是在训练我的古文功夫，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我能熟悉这些书，将来能用得到。要不然，书买了回来，也没人去看，很多学书法的人，连书名都不知道。就这样，我点了将近八个月，那真是稳稳当当坐下来做事情，一旦有一个术语不懂，这个句子就点不下去。我就在那段时间打了一段基本功。而且我也不敢“放肆”，因为上面有“大山”压着，都是书法界的巨匠，我也不敢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对不起老师。这个就是陆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在研究计划做完以后，陆先生叫我做每周的学习计划和要阅读的书单。那时候都是方格稿纸，用钢笔书写，一页三百字的稿纸，中间未免有个错，如果写错了再重抄一张，很费工夫。我还算比较恭敬的，我在写错了字的格子里，拿墨涂一下，涂得整整齐齐的，整篇文字看上去没有障碍，但是中间有错，有几个黑块，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这个习惯。结果大家一起交给他，他又让陆师母把我叫过去，拿着个稿子责令我拿回去重抄，“你这个稿子上面有两个错字，你竟然敢把有错字的稿子交给老师，我把它看作是对老师的不尊敬”，当时我浑身汗都下来了，我哪敢对老师不尊敬啊！但是，陆先生就说我对老师不尊敬了。他说：“我们过去给我们的老师写东西的时候，不能有一个错字，不能有一处涂改，尽管你这个涂改涂得方方正正的，很干净，但是还是涂改，态度上对老师不尊敬，你如果说冤枉你了，拿回去重抄，抄好以后再给我。”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其实这就是一个学风，就是做事情认真不认真。但是那个时候又没有复印机，也没有打字机，都要抄的。 虽然他后来不到半年就去世了，但就是通过这样的训练，这么几个事例，使得一个本来活蹦乱跳的小伙子，骨头一下子就收得很紧了。我后来所有的做事情的习惯，包括要运作一个大的西泠印社，对细节的把握，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不可能会出现只要大方向很好，细节部分马马虎虎就算了的事情，绝对不是。现在我和我的部下之间，也在很多地方有摩擦，我也经常会说：“本来这个事情可以做得好的，为什么不做？已经百分之九十九做好了，就差最后一口气，非得让它烂在那里啊。”我想这和我一直以来养成的这个习惯有关系。 后来我听陆师母讲，陆先生临走的时候还在说：“我最不放心的还是陈振濂，他太年轻。他是一个可塑之才，但只要一时松懈，后面就肯定跟不上别人。”陆先生说这话的时候，书法教育还没那么发达。陆先生一直到去世以前，还和陆师母说起我。当时我听了，感动得不得了，哪怕他每天骂我，但如果他是心里放不下我的话，对于学生而言，这是怎样一种高尚的待遇，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 陆先生年轻的时候，当过叶恭绰先生的助手，编过《全清词钞》，当时全清词没有人编，因为篇幅太浩大了。全宋词是南京的唐圭璋先生在编，唐先生一辈子在做词学研究，而陆先生是中途转过来做清词的。陆先生在医院里和陆师母说：“我以前听陈振濂说他喜欢词学，你带着他去家里看一下。”于是我就到他家里边，把那些线装书一叠叠拿出来看。看完了以后，我就和陆师母说，其实这里边最宝贵的并不是这些词的典籍，当然，书贩子会认为这些古籍很好，清代道光本、嘉庆本等都有，甚至还有几本明刻本，但是，我最看重的并不是它的版本价值和市场价值，而是他在上面批的很多的评语，就像金圣叹批《水浒传》一样，如果把这些批语再抄出来，把原词附在后面，那大概就能看出陆先生对词的趣味以及他对词学的把握，这和专业的词家是不一样的，因为陆先生会书画。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来得及做下去，这批书就捐到南京大学去了。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和陆先生的私交非常好，程先生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词学中心，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博士，但是他手下的一批年轻老师都是研究词学的，程先生在古典文学领域影响非常大，他的研究群体可以说是南方的一个重镇。程先生就不断地动员陆师母，希望这批典籍能捐给南京大学。后来，陆师母说：“那很好，放在我家里也是放着，既然你这里以后要招博士生，要搜集资料，我支持你。”于是就捐了。后来我和陆师母说：“这批典籍捐献以前，我们可以找些学生把这批典籍抄出来。”当时拍照片是成本很高的事情，把批语抄出来，这样和原词还能对上，一捐出去了，如果再到南京大学去查，就不是很方便了，这个有点可惜。陆师母说：“哎呀，那个时候你也没有跟我说你要研究清词。”那个时候我已经写宋词了，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宋词流派的美学探究》，前言里边写到是受陆维钊先生影响，我才真正下决心做词学研究。他要我做宋代书法史，那我就做宋代词。 有关陆先生，还有一件事，那就是陆先生上课非常严，我现在在美院上课也是这样。长久以来，我们的美院老师松松垮垮惯了，一般都是让学生先画，8点钟上课，老师9点半才来，来了以后，看看哪里不对，就给学生动两笔，这就算是上课了。我一开始以为是我们美院独有的管理不善，后来发现，所有的艺术院校都是这样。这是经验式的，师傅带徒弟，老师修改两笔，学生如果懂了，那就行了，两三个学生指点过以后，老师就提前走了。不过经验式教学还是厉害的。但是与陆维钊先生比较，我们就能看出他对于书法专业学生教学的严谨，当时也只有陆维钊先生是这样的。陆先生刚到美院，潘天寿先生一开始是安排他教诗词题跋，算副课，后来要他创建书法专业。陆先生就要求上课应先有教学大纲，但这个教学大纲不是例行公事，比如说这个专业有五门课程，那每位老师就要交一个教学大纲。当时诸乐三先生不大会写教学大纲，就没写。后来陆先生就有点不高兴，但他又不是美院资深的教师，要是吴茀之，就敢发飙了，陆维钊先生不大敢发飙，他就把这些大纲交给潘天寿先生，结果潘天寿先生在一次大会上没有点名地严厉批评了诸乐三先生。大概美院的老师都这样，不会去做教学大纲和课程教案，都是只凭感觉来的，但是感觉也有道理，因为艺术不可能完全用科学的方式计算。这应该是一个形式的习惯问题。最后大概刘江老师在当助手的时候，不是帮的诸乐三先生而是帮的陆维钊先生完成了篆刻的教案。陆维钊先生看所有的教案齐了，就报给潘天寿先生，然后就开课了，因为招生进来了。 结果开课的时候，正好碰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四清运动”之外，还要下乡，那个时候还有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白又专”等口号。那个时代的确没有我们这个时代好，但陆维钊先生仍在那里顽强地坚守。不过他也没办法，美院的老师一下子都要去下乡，他能不去吗？不去就是对抗政治运动，他也不能不去。所以，他也很苦闷。 但仅有的大概三个月的美院课堂教学，他非常严格，谁要是迟到了，他一定要严厉批评的。现在的美院教学还是比较松散的，但是我要去上课，凡是在我后面进教室的人，都要站门口不要进来。我这种以身作则、严谨守时的传统，是从陆维钊先生那里来的。他为什么有这个传统呢？因为他原来先后在之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和杭州大学教书，他在文科里边养成了这个习惯，到了美院，他肯定是按照这个套路来的。从这一点上看，陆先生还是美院课堂教学的一个楷模。 陆先生还有一个习惯是，他要规定教案，教师今天上什么课，明天上什么课，要有教案，或者一周要给他一次教案。那时候有很多老师都不适应，总认为书法不就是练练毛笔字画画红圈嘛，写得好，画几个红圈，要每周写教案，能写出什么来？写不出来的。一直到陆先生去世以后，还是这个问题，写不出来。我后来带班的时候，陆先生对我的影响已经很深了。那个时候学校会给每个教师发一个教师记事本，用来写教案的，我每天带学生练，因材施教，然后我就在本子上记。经过四年的积累，我将之整理成一份教学法，当时获得了国家教委艺术学科的优秀成果奖。我想这正是拜陆维钊先生的规范、规则和严谨性所赐。虽然他的规则很严，但是他并不是要约束学生，这就是一个教师的规则，当教师就应该这样。 我在没有获霍英东奖以前，也没这个想法，我只是想把课上得有趣一点。到最后，获奖了，我就有一个志向，这就是当年的副院长和我们说的，要立大志，我们要继承陆维钊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传统，以他们的规则和规范为根基，要设计出一套80年代书法热适用的教学法或教程。我们要踩着先人的脚步继续往前走。当年80年代的书法热，有很多人说，陆维钊先生和沙孟海先生比起来，可能还是陆先生水平高。当然，这个高低很难说。但是陆先生在“文革”以后没几年去世，沙先生在1992年去世，两人的影响所及，和年龄长短是有关系的。沙先生正好碰到了书法热这个时代，而且亲身享受到，他当时写字已经可以卖钱了，甚至可以用卖字的钱设立一个中小学的基金，陆先生没碰到。 现在我对陆维钊先生的感恩就是：无论有多少重大的事务在身，只要陆维钊书画院一有事情，我一定去。我们要报恩的，就是让老师的影响久远下去。于是，我们就在想，陆先生是在美院做教师，我们美院有没有可能以他的成果为根基，把他当年没来得及实现的理想做起来。我们大概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做成了一套十五册的书法教材，每一门课就是一门教材。 几年前美院举办了陆先生从教四十年的文献展，因为朱关田师兄没来，我就代表当年的五个弟子在座谈会上发言，我说：“我们现在要继承陆维钊先生的遗愿，作为学生，最好的表达就是把他没做完的事情做下去，让他的名字和名声，永远在一代代学书法的年轻人中口口传颂，这就是活着的丰碑。作为弟子，就是要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当追溯我们的根源时，就可追溯到陆维钊先生那里。” （访谈：卢炘等；整理：陈浩。略有改动） 本文载于《大学书法》杂志 2019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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