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访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敏： 中国现代化史理论要从“照着讲”到“自己讲”

马敏在办公室接受采访

一场头脑风暴给中国现代化赋予了思想底色

用历史的眼光看一件事，常常会看出很多不一样。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常人看来，这是一句当时耳熟能详的纲领性宣言，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如何推动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在历史学家看来则是一句充满疑问的宣言，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要特别强调工业化，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用历史学家马敏的话说：“为什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大致为改革开放前30年），现代化并非新中国的主流话语，反而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旋律”，也就是说工业叙事遮蔽了现代化叙事，其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和历史传承、接续过程？

这便是常说的“史学三长”中的“史识”，于不疑处当有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进，便是将每一个历史的节点放到更长的时间段里去考察，“找到其思想的渊源”。

马敏注意到一场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延续到40年代、其中30年代达到高潮的中国学界大论战，这是当年的《申报月刊》特辑所发起的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想交锋，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识。参与讨论者各抒己见，从“全盘西化”到“固守传统”不一而足，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随着讨论的深入，“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逐渐成为一种占上风的意见，“尽管当时人们已开始注意从整体上和多侧面去把握现代化的概念，但是‘工业化与机械化’仍是当时国人把握‘现代化’概念时较为一致、也更具底盘意义的基础内涵”，对此，马敏解读说，“这就意味着，在当时意见纷纭的现代化讨论中，聚焦点已逐步归结到‘工业化’上，更有甚者，则直接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认定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化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变革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整体变革的意义。”

他特别引用了1933年经济学家张素民的一段话：“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之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

马敏还注意到，在这场有关中国现代化方式和方向的大讨论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热烈参与，并且他们绝大多数主张要突出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内涵，视工业化为现代化的核心目标，“理解并认同‘科学化’‘工业化’‘机械化’‘民主化’等共识性内涵，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可谓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把握和使用‘现代化’概念的基本思路。”

现在回过头看，这场广泛的“现代化”头脑风暴，给了中国现代化理论奠定了思想背景，“时人对工业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这既是当时争论的中心，也是梳理中国现代化史理论最重要的历史线索”，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了迅速改变旧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现状，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旨在通过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背后的历史逻辑。

工业化主张比现代化更早，更具中国特色

历史逻辑如此，但为何有如此的逻辑，则还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寻找答案。

马敏单以工业化问题为线索，往前追溯，发现工业化自身就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1897年梁启超就曾提到过，“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1898年，康有为更明确要求清政府将“定为工国”作为自己的“国是”。此外，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都曾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方案和途径。也就是说，晚清以降，就中国工业化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远远早于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从时序上讲，工业化主张似更早于现代化主张，其声浪和影响也曾一度超过后者。”

历史学家们为什么要斤斤计较这几十年的先后“时序”？一方面是要解释近代中国，除民族生存危机外，另一大危机便是中国如何才能从积贫积弱变得富足强盛，如何实现现代化，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工业化就是中国人找到的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抓手的现代化之路；另一方面，则是关于现代化的思考，很早便引起了中国学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现代化理论并非西方独有的专利”，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特色”，既是对中国民族、国家危机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思考，它借鉴了外国的现代化发展经验和学说，但从来不是外国理论的附庸和应声虫，而是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去芜存菁所做的思考，“从表面看，新中国的现代化史理论是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结果，但实际上却渊源有自，其历史比西方还早了约30年左右。其次，虽然从表面上看，新中国前三十年并没有产生系统的现代化思想，甚至连现代化的字眼也很少出现，但通过对与现代化密切关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现代化事业实际上仍在进行之中，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思想和经验也在潜移默化的积累过程之中。”

这无疑是对很长一段时间，有些人认为的“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是在受西方理论影响下才产生的”观点的反驳，而梳理清楚中国现代化理论在历史上的源流脉络，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创建中国学派现代化理论，便是马敏所说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

中国面临“第二次现代化”

历史研究从来不仅仅是为了回答历史问题，而是从过去-当下-未来的时间逻辑和脉络中，看到当下问题的解决之道和未来问题的因应之道。

在经历了初步打下工业化基础（1949-1966）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爆裂式”发展（1979至今）两个阶段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一个全新的阶段（学界称为“第二次现代化”，即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新时代现代化目标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挑战在哪儿？一方面，之前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梳理理解不够；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化思潮”蜂拥而入，丰富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和深度，但也让中国现代化理论烙上了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中国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面前有些方枘圆凿、力不从心，解释不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甚至中国梦。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面临着中国现代化本身的质疑，马敏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七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关系究竟是什么？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这条道路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系是什么？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中国现代化实践所创造的具体经验是什么？

中国现代化方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到底有哪些启示？

中国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就不完整、完善，就不能摆脱盲目照搬，就难以实现突破和超越，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在历史的维度之下思考，如马敏所言：“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历史形成的，所谓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其实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必须回到中国近代历史中寻找答案。”“研究中国现代化就必须对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进行分比较分析，找出促成其根本变化的原因，以及在背后制约两者的共同历史因素（所谓大传统），从而为下一步的发展廓清前进的道路，寻找到最适合中国的现代化模式。”

“经过40年快速发展之后，我们今天最迫切需要的则是对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概括，上升为具有高度学理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理论’，从‘照着讲’到‘自己讲’，进而对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中国学派的理论贡献。”

【访谈】去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以中国经验为内核”的自己的理论

近代化的失败和现代化的成功可以看清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

读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在哪里？

马敏：在讲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之前，先区分一个概念。除了“现代化”之外，我们常常还说一个词叫“近代化”。“现代化”与“近代化”既有区分又有联系，我认为，“近代化”是“现代化”一持续至今的历史长过程中的一个具体发展阶段，或者说近代化就是各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过程，可视之为“早期现代化”。世界各国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存在内在联系，近代化所体现的新兴生产力统一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因此近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化。

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从历史时序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始于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中间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历史大事变，一直持续至今也没有最终完成，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从1860年到1949年是资本主义近代化阶段，约90年；1949年至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这两大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运行方式，但又存在若干共同的历史基因，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化史。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化”是一个被“延误了的现代化”或“失败的现代化”。近100年中，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从民国肇建到国民革命运动，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企图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达到抵御外辱、富国强兵，建成工业化国家的目的，但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最终以失败告终。到1949年为止，中国远未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仍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充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不适合于中国，强行推进的结果，只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尴尬境地，左冲右突，却难觅出路。1949年后中国所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则终获成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性。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4930美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最终形成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从失败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到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一、与欧美日本等国近代化与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同时实现不一样，中国的近代化与工业化、资本主义化是不同步的，在近代化过程中并没有同时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由此形成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二、正因为中国的近代化并没有真正完成，所以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还得补近代化的课，要完成双倍的历史任务。某种意义上，这也构成了我们国家今天之所以尚处于不成熟和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形态，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将异常艰难和异常曲折。三、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尤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性制度保障。

西方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实践脱节

读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什么解释不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呢？

马敏：西方现代化理论主要总结的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欧美发展大工业、大社会的经验，这是对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来，工业化、民主化、公民社会等历史进程的总结。而我们国家首先碰到的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西方的理论是没有讲清楚的。另外，中国面临的是双重问题，既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又是一个文明型大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如何实现现代化。所以西方的理论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发展，也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的发展，更不能有效指导中国的发展。

比如，西方现代化理论很强调社会的自主发展和经济的自由竞争，小政府大社会。而中国近代化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弱政府，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动员作用；中国当今现代化成功的经验也恰恰就在于新中国有强大的统一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权威来指导经济的发展，统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政府与民间形成强大的合力。这就证明，西方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即完全市场自由竞争、社会自主发展的理论，在中国并不适合。而中国恰恰需要的是一个既是强政府也是强社会的发展，政府和社会之间应是协调合作的关系，而非对立对抗。这一点又恰好是中国传统中“官民共治”，上下协调的延续。光这一点西方现代化理论就很难给予合理的解释。

西方现代化理论不能合理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在于国情不一样、历史不一样，传统不一样。诸种因素都促成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需要探讨自己的现代化理论。

中国学派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互相讨论

读 ：您特别提到“初步形成了现代化史研究的中国学派”，这个学派的特色和范式又是怎样的？和西方又有哪些不同？

马敏：我觉得“中国学派”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学派现代化理论的根本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出现代化理论，但他提出了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理论，为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既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所以中国学派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不像西方现代化理论着重强调结构、系统、功能，强调多种因素的作用，比较复繁空泛，不容易抓到重点。而中国学派特别强调生产力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特别是科学技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现代化理论能够聚焦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第三、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公众谋福祉的现代化。过去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的是富裕、发展，富裕发展之后谁获利，他们并不太关心。而中国学派特别注意到了现代化之后谁获利、现代化的红利与人民共享的问题。第四，更重要的是，中国学派解释了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自身）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其中特别强调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此讲得不透彻，而中国现代化理论恰恰就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后来居上，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有了这几点，我可以自信地讲，我们的现代化理论，是可以和西方所谓的普遍现代化理论平起平坐，互相讨论的。

读 ：中国的现代化理论要去西方中心主义，但会不会又掉进东方中心主义的坑？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如何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找到世界性理论和普遍的经验？

马敏：中国过去的现代化理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所引进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或者主要是以解释西方发展经验来构筑其理论体系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一套理论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实践是相脱节的，很难解释中国业已发生的现代化过程及其成就，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去西方中心主义，以我为主来重新构建现代化理论体系。我的观点是，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必须回到以中国自身为中心、以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中心，从而提炼、构建一个“以中国经验为内核”的自己的理论，当然也要吸收西方有用的思想。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国内核的现代化理论具有普遍性吗？具有对其他国家的指导意义吗？我觉得可以分几层来看，首先它对发展中国家是有直接借鉴意义的。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仿效中国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其次中国发展经验中的某些要素，对世界的发展也是有普遍启发意义的。比如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包括扶贫脱贫，以及绿色发展、生态现代化等，这些对世界来说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会对人类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都带有某种普遍性意义。这并不是说中国需要立一个新的标准，让全世界都来仿效，而是我们理论中的许多因素会对世界的发展具有普遍启示意义。我个人的看法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最终都应该汇聚起来，西方东方、中国外国，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和共同的发展道路，毕竟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