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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诗人以海纳百川式的胸襟气度尽力吸纳异域美学因子，打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单一美学风格，表现出丰盈鲜活、生气流注的多元美学特质，大力开拓了华夏诗歌美学畛域。1.“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岑参《轮台即事》）雄奇壮阔的风物美。传统诗人囿于中原，摹山范水，不免陈陈相因。边塞诗人“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岑参《碛中作》）“雪中行地角，火处宿天倪”（岑参《宿铁关西馆》），西行万里，渺绝人烟，“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岑参《过碛》）。黄沙莽莽、寥廓戈壁、白草遍地、火山、热海、长河、落日、孤城、险关，种种迥异于中原的异域风物进入诗人审美视界，激射出雄奇壮美的色彩。（1）空间的审美意义。 落日美学 诗人身处绝域，以中原为立足点形成的空间意识被打碎了。“孤城天北畔，绝域海两头”（岑参《北庭作》），审美主体一时尚难完成空间意识的转换，仍不免时时回眸中原：“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岑参《忆长安曲二章寄庞》）置身广漠而回首长安，不免滋生孤独、苍凉、无所依归的审美情绪。因为视点变换，昔日熟悉的长安彰显出另外一种美。（2）时令的审美意义。四季轮回、水起花落、潮涨云飞，审美主体在时令流转中体验到人生的悲喜浮沉，并将这种审美体验物态化为一组组艺术意象，赋予其丰富的美学蕴涵。边塞诗人西行万里，时令与中原迥异。主体审美体验突入旧的审美世界，产生全新的审美意义。“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岑参《登凉州尹台寺》），“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岑参《河西春暮忆秦中》），渭北春老，草长莺飞；边城仍春寒料峭。 边塞美学意境 新异的体验是在与中原节令的比照中产生的。而春晚夏迟、春意清浅甚至不度玉关，便使边塞之春带上了荒寒冷落以至被遗弃的审美新质。“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风来”（岑参《登北庭楼呈幕中诸公》），“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岑参《首秋轮台》）以至“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奇异物候，均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义。2.“蕃书文字别，胡俗语言殊”（岑参《轮台即事》）—开放热烈的异域风情美。边疆少数民族独特的游牧文化景观构成边塞诗奇崛美的又一个层面。少数民族璀璨的文化花果构成边塞诗又一道亮丽的审美风景线。游牧民族独特的人文景观因与中原文化迥殊，一度引起一些保守者的否定性审美评价。张说《谏泼寒胡戏疏》云：“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相反往来边地的诗人如高、岑等却在诗中尽情讴歌胡人文化。 边塞诗人绘图 范文澜指出：“唐代域外文化在中国的流行，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已经衰老没落，相反，是因为它正在高度繁荣，具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8页）少数民族转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和苍莽壮阔的自然环境，滋生了狂放、劲健、开放、苍凉、节奏强烈急促的歌舞艺术，并通过陇右煽风内陆，流播遐迩“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堪断肠，风萧萧兮夜漫漫”（岑参《凉州城中与诸判官夜集》），琵琶、羌笛、胡琴、胡笳等都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少数民族乐器，尤以琵琶为最。这几种乐器常相和奏，配以歌舞，热烈之极：“琵琶羌笛曲相和，羌人胡雏齐唱歌”（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最悲者莫如胡笳：“胡笳一曲肠堪断，座上相看泪如雨。” 塞外壮阔的自然环境 （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李颀《古意》）。“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以至到了“向月胡笳谁喜闻”（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的地步。其次，对于习惯于舒缓优雅的内陆音乐的人们，这“曼脸娇娥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裙转袖若飞雪，左铤右铤生旋风”的神奇乐舞，的确是“世人有眼应未见”（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铤歌》）。这刺激了他们的艺术神经，开拓了他们的艺术视野。他们就以极大的热情来描述带给他们惊奇感受的乐舞：“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写了表演者的语言和装打扮（桐布轻衫，葡萄长带，珠帽软靴），“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李端《胡腾儿》）， 塞外壮阔的环境 写出了舞蹈动作的扬眉动目、东倾西倒、环行急蹴，反手叉腰的动作特征。再如元稹的《胡旋女》:“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龙星，虹晕轻巾掣流电”，通过草、白根、骊珠、龙星、虹光、闪电等自然物的鲜明形象，表现出快速旋转的胡旋舞此外还有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拓枝词》等。这些诗作展现了西来乐舞服饰奇特、节奏鲜明、活泼轻快、动作有力、表情生动的特点，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情，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让人在赞叹之中获得奇美的享受，此类诗作极大地开拓了唐代边塞诗的美学境界。主体对胡人乐舞的审美评价与社会政治态度紧密关联。安史乱后河湟尽没，国难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态度。胡人成为国之大敌，故其乐舞也失去了夺人的魅力。主客体和谐的审美关系被打破，此时胡人歌舞只能激起唐人国土沦丧的痛苦，引发的是其否定性意义的审美反感而非快感。 胡人歌舞 “何意天乐中，至今奏胡曲”（戎昱《苦哉行》五首其一）。“奈何仍看西凉伎，取笑资欢无所愧。纵无智力未能收，忍取西凉弄为戏。”（白居易《西凉伎》）“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元稹《西凉伎》）广德元年，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资治通鉴》卷二二三），自此安西路断不通。陈寅恪先生云：“凉州陷蕃，安西路绝，西胡之来中国者，不能归国，必有流落散处于边镇者，故当地时人取以为戏，此后边将遂徇俗用为享宾客，犒士卒之资也。”《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 边塞遗址 于是一些中晚唐边塞诗人在描写胡乐胡舞的诗中塑造了众多“胡姬”、“胡儿”等形象，在他们身上注入路断思乡之情绪，寄托了中晚唐边塞诗人悼念失地的苦痛如“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胡乡路断知不知？”（李端《胡腾儿》）“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道是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狮子泪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狮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白居易《西凉伎》）类似的诗作还有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等。这些诗作的重点不仅向人们展现歌舞的美好新奇，而且通过故乡路断，胡儿空舞，“故乡路断知不知”，“哀吼一声观者悲”，“西顾忽思乡路远”，既写胡儿胡姬家国不能归的悲痛，更寄寓了诗人对失陷山河的伤感，渲泄他们心中的愤懑。 边塞悲凉的意境 太宗曾经提出“悲乐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贞观政要·礼乐》）的主张，认为音乐本身并无情感因素，只是由于欣赏者自身心理中喜怒悲愁等情感，才使人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在初、盛唐时代，胡乐胡舞的盛行，既反映了唐人宽广的心胸和充足的自信，又点缀了如丽日中天的盛唐时代的斑斓多彩的社会风貌。但到中晚唐，时代条件的变化，使边塞诗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突出了胡乐胡舞的地域色彩和政治因素，将它与国家兴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晚唐时代描写胡乐胡舞的诗作，它带给人的不仅是一种奇异的美感，而且它所具有的深刻政治内涵体现出伤感的时代精神和美学风貌，让人在情感的共鸣中领略诗作的奇崛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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