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讳阴违的两代词学：论北宋、清初对“词为小道”截然不同的态度

前言

宋代词与清代词可谓我国千年词史中交相以辉映的“双壁”。宋代词自不必多说，明代陈子龙以“有愧宋辙”为本朝（明代）词扼腕，陈廷焯等清代词论家也认为是“诗莫盛于唐，而词莫盛于宋”，同时，随着王国维将唐诗宋词为各代文学代表之后，宋词更是成为了“词体”的代名词；而论清代词，同样也完美了完成了千年词史的收官，论词学风气之盛、词作词人数量之巨，视以宋代也不遑多让，龙榆生总述清词成就时甚至称清词是“直当接迹宋贤，或且有宋贤未辟之”（《中国韵文史》）。

然则两代词学虽然大盛，但仍需注意的是，宋人填词往往“阳讳词名”：即宋人填词成风，但大部分文人却尤恐“好为小道”而以污文名，故多不以《词集》为集名；逮至清初词坛，则却往往“阴违其名”：清人作词多内有衷肠，但却都不约而同的以“词本小道”为掩护-------------二代对“词为小道”这种阳讳阴违的态度，不得不注意。

掩耳盗铃：阳讳其名的北宋词坛

算起来，宋人所谓的“词本小道”实际上是彼时文人对于词体地位最为真实的态度。很多人号为宋词、唐诗并肩而争据，但其所援引的论例却大多不出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的序言----------真从宋人中的相关文献记载，是几乎找不到宋代词与诗同列的证据。以理论来看，宋关于“词”的批评，除去寥寥数本不成文的词话之外，更多的都是散件在诸如陈师道之《后山诗话》、杨万里之《诚斋诗话》、周紫芝之《竹坡诗话》等诗论批评之中，而从创作角度来看，诸家词人甚至为词作集结都要“阳讳其名”。

音乐有雅郑一说，雅即是“华夏正声”，是儒家名教之旨意；燃宋词所本是燕乐，燕乐又称之为“宴乐”，是“胡夷里巷之曲”---------这种以胡乐构成的音乐体系怎么可能被当成是“雅音”？自然而然的，燕乐就被归类到淫哇的“郑声”之中，甚至还会与佞人相并论。

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平甫正色曰：“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东轩笔录》

此外，欧阳修晚年作《采桑子·西湖念语》也记载道：“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我们注意到，欧阳修所言是提到了宋代乐的一次转变，即“旧曲改新腔”的音乐体系过渡，改进后的宋乐，按《宋史·乐志》所称是“转加流丽”。文人们与倡楼酒馆，按歌词需要即便是欧阳修、晏殊等人都有所谓的“郑声之词”，如此一来，文人们既想作词以乐，但又不愿意背上为郑声的名头。龙榆生在《词体之演进》一文中便提到士大夫们“而为撰歌词，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的诡谲操作----然“掩耳盗铃”，不外如是了。

按龙先生所考证宋人以今曲子而制作的歌词集中，所题调名有“乐章”、“乐府”、“琴曲外篇”、“诗余”、“渔笛谱”、“语业”、“长短句”、“歌曲”、“别调”等等。如朱祖谋《彊村业书》所校核各家词集标题中，有范仲淹的《范文正公诗余》、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等共计五十四种不同的“雅号”。龙榆生作此种考据，本意上是要为诗词界限、词之起源为证引，但我们从这些这些分门各异的标题中，也能看出文人对于“词体”暧昧不清的态度--------经过数百年涵养的曲子词，虽已在朝野上下蔚然成风，但只因上“不喜郑声”，遂演变成“此地无银三百”的词坛面目来。

别有衷肠：阴违其名的清初词坛

请代词之盛是区别于宋代词的。宋词之盛多的是因为音乐而盛，而清词之盛则是舍去音乐关系之外，纯粹是以“文体”而盛，换而言之，清代词完成了“词本抒情”之文学功能性的兴替后，已经不再是属于“词本小道”的范畴之内了--------这也是“清词中兴”一个非常关键的辨定。即是如此，脱离“小道”的清词，却又被清初文人们强行界定在“小道”之中。

酒阑灯炧，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静志居诗话》）

清初词坛殊为复杂，有明代遗民如宋琬、吴伟业等，也有清系文人如王世祯、毛奇龄等，顺治、康熙年间，虽然清政府颇能接受汉文化的融合，但对于明遗文人、江南文人却严苛至极。顺治十四年有“科场案”、次二年又有“奏销案”，重点打击对象都是江南、江东等地的士子、文人。故此，文人面对旧所不与、新时难往的绝望时代，如何不激荡于词章之内，返腾于寄托之中？可悲的是，这些情怀又不能为尽情抒发---------面对文字狱，文人们又必须更加谨慎，这时候，宋人所谓的“词本小道”则成为了彼时词人的掩护体。朱彝尊所谓：“盖时至而风会使然”（《水村琴趣》序）可谓直见。

这种对“词本小道”阴违其名的态度在清初遗民、本系之中又呈现两种不同的面目来。按叶恭绰《广箧中词》所言云：“丧乱之余，家国文物之感，蕴发无端，笑啼非假”，叶氏所谓的“丧乱之余”，便是指遗民词人的创作态度。明末遗民虽有仕清者如宋征舆，也有抗节者如陈子龙，然不论如何自处，其词以“艳科小道”为掩体，实又为寄托之事。陈子龙词自且不论，即便是仕清之宋征舆也如此为之，如其《蝶恋花》一词云：

宝枕轻风秋梦薄。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着。○偏是断肠花不落。人苦伤心，镜里颜非昨。曾误当初青女约，只今霜夜思量着。

“新样罗衣浑弃却”与“犹寻旧日春衫着”两处，前句是反写宋征舆所选之路（仕清）已是骑虎难下；但内心依然在“故国之念”中辗转而难再往之。当时“青女约”已成仄误，只能从以“思量”神伤。故词人的故国、今朝之思量，全借以艳科托出而已。

除去明遗民词人以‘小道’为“寄托”掩饰之外，清词人们处理方式则更为消极。彼时以浙西词派为代表，尊姜夔、张炎，顺应成平，高标大雅，全为“盛世之音”尤少感叹之音。朱彝尊云：

“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益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红盐词序》

《红盐词·序》虽然提到了清初词坛“阴违其名”的创作态度，并提到了《离骚》、变《雅》之义，但浙西词派不论比兴，不谈寄托，汲营于词辞雕工之中而尤不自觉，虽以姜张为代表，但整个浙西词派中真能传姜夔、张炎真髓的词人，几乎没有。

结言

宋代、清代对于“词本小道”的态度，是由整个时代中之政治、经济、文化所共同影响而反射出来的。倘若从词学传续的积极意义上来说，清代对于词的态度显然比宋代词更加正面且积极的。词至北宋已逾数百年，但在长调、慢词的发展中却尤其迟缓----------这无疑是宋文人对于词体畸形的态度所致；反观清词，三百年间，从阳羡到浙西再到常州，审美潮流更迭往复，词体愈发精研，词论愈加丰富，虽清初为文狱所累，但词学发展却更加劲韧。

当然，笔者所言并非指清词水平要高过宋词，而是指清词因对词态度的不同，使得词开拓了宋人未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