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土地为什么不能“私有”？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用西方的理论逻辑鼓吹“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的观点。

然而，相比西方所面临的单纯的农业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包括农民生计、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稳定。并且“三农”问题并不只是我国才存在的问题，而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长期存在的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难道就真的只有要靠土地私有化来实现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深入探讨一下：土地私有化，究竟是好是坏。

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教条的教训

对照欧洲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宗主国会将自己的剩余人口、贫困人口乃至于犯罪人群等大规模的转移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将这些地区的资源，掠为己有。

这样的做法，就缓解了本国内部的人口与土地及资源的矛盾，从根本上避免了目前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

不论是印度、孟加拉、印尼，还是墨西哥、巴西，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面临的共同困境，都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无法获得外部积累和向外部转移成本，只能从内部获得资本原始积累。

所以，如果任由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那么一方面是农村凋敝，小农破产，无地则反。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而难以就业，导致城市贫民窟化。

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农村贫困地区游击战，城市贫民窟黑帮泛滥，甚至走向恐怖主义。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放眼全球，有许多大型发展中国家，在“照搬”了西方的制度后，普遍受制于耕者无其田和城市贫民窟化，并由此造成了社会的动乱。

我们可以看看印度（一个与中国发展相当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甚至它的人均耕地还高于中国），土地私有化和自由流转，导致了印度的地主和种植园主占有了大量的土地，有1/3农民没有土地。这种现状，导致了印度城市出现了大型的城市贫民窟。比如孟买的达拉维贫民区。这里是世界上第二大、亚洲最大贫民区。其房屋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不到一平方英里的社区里居住着近100万的人口。

还有墨西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问世，加快了墨西哥重新开启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集中的进程。结果就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反抗——恰帕斯州长达10年的农民游击队。暴动农民撕开了墨西哥“经济奇迹”面纱背后隐藏的贫困和绝望。

土地私有化与我国新农村建设背道而驰

不论什么制度，都需要结合国情来进行考量。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居多。在经历长期的地主制经济以后，农民都渴望土地。中国共产党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后，农民分到田地也就持续了下来，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种直接有效的方法。

土地私有化后国家就失去了对农地的整体调控，无法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吃饭问题难以保障。

其次，即使农民将自己的私有土地放到市场上交易，但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风险预判能力，往往会遭遇重大的经济财产损失。

再者，当土地征收发生时，由于土地私有的主体数量大，情况复杂，征收过程费时费力，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

在中国，许多中国农民只有同时靠进城务工和在乡务农，才能维持较正常的生活水平。土地私有化后，农民将土地大量抛售，在农村不再拥有生活的能力，被迫来到城市打工，城市可能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

如果农民的利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就容易引发社会动乱，甚至是黑社会的兴起。

因此，在中国需要保障农民的两个自由，不仅需要自由地进城务工经商，也需要自由地返乡务农谋生。只有进入与退出这两个自由得到保护，社会才能保持稳定的发展。

尽管中国的“三农”问题深受诟病，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轻的。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途径，就应该继续坚持当前的土地制度，不可轻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