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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在齐国稷下学宫荀子门下留学时，有一个富二代的同学韩非，学成毕业以后，李斯和韩非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当李斯还在吕不韦门下兢兢业业做一个小助理的时候，韩非已经回国潜心钻研学问去了——普通人需要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在他那里是根本不用考虑的。 几年以后，韩非发表了他的学术著作《韩非子》，一时间成了著名的国际学者，在法家学术界的地位，甚至可以和李悝、商鞅、慎道这些人比肩。而秦王嬴政也是韩非的铁杆粉丝。 嬴政亲政以后，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也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韩非所在的韩国，是六国里国力最弱的一个，这个国家恰恰又地处战略要冲。很自然，韩国成了秦国的第一个目标。 在秦国备战的同时，嬴政给韩王下了通牒，要求把韩非送到秦国来，这就和拿着枪出去抢劫一样。韩国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把韩非送到秦国。而韩非一到秦国，就被嬴政奉为上宾，成了秦王的高级顾问。 嬴政之所以在开战之前把一个敌国的王族子弟拉过来，可能有两层考虑。从理想层面说，嬴政确实是惜才爱才，把韩非强行要过来就可以避免在后面的灭国大战中波及他，而且还不会给韩非制造道德压力，因为他是被韩王迫于压力送到秦国的，和他本人没关系。 从现实考虑是，当时嬴政身边确实缺人。蒙恬、蒙毅兄弟虽然和嬴政关系很近，但毕竟是军人，不能干政。廷尉李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占了一个先到先得的便宜，嬴政当时不用他也没有更合适的人了。朝堂上一眼望去，基本就是吕不韦留下的老班底，这些人的政治诉求和吕不韦没什么不同，比如像丞相王绾，动不动就想着逼宫改制。 秦孝公有商鞅辅佐，秦惠文王有张仪辅佐，秦昭襄王有范雎，嬴政何尝不想身边有一个相才可用。韩非是商鞅之后的又一个法家大才，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不好说，做高级顾问出谋划策是足够了。而且他和此前的商鞅、张仪、范雎一样，都是外国人，和秦国内部的各派势力没什么利益瓜葛，可以让朝堂格局变得对嬴政有利，灭韩国，韩非也无须再背负道德压力，所以从理论上说，韩非确实可以为秦所用。 战国时的文化氛围，还不存在无条件忠诚于谁的问题，人们普遍崇尚实力，看重实际利益。一个人从一国到另一国，其实和公司人员跳槽的性质差不多。韩非是韩王室成员，你让他和韩国为敌确实不太可能，但如果过了这一关，其他的就不是问题了。 应该说嬴政这个考虑是很合理的。假如得以实现，以韩非为相，或许就可以避免统一后王绾几次三番带着群臣逼宫，让秦廷矛盾激化。之后的焚书坑儒、国家投资过热等一系列悲剧，也可能会改写。 然而历史终归是不能假设的。韩非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履行起高级顾问的职责，开始主动献策。韩非力劝嬴政先别打韩国，这个倒是还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他的祖国。可是韩非力主秦国南下灭楚，这就完全是不怀好意了。后来的情况说明这真的是不怀好意，秦在先后消灭掉韩、赵、燕、魏四国，后方及侧翼基本无忧的情况下，以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都以失败告终，最后由资历最高的王翦率军六十万军队，历时一年才摆平了楚国。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秦国真要是一开始就打它，到时候谁灭谁恐怕都两说。更要命的是，当时不少秦国高官真信了韩非的话，朝堂之上形成了两派完全相反的意见，导致秦国的灭六国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了有两三年。 一个人说了不正确的话也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吗？答案是：真的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一些完全反常识的话，如果是通过某些专家学者的嘴说出来，即便再不合理，很多人也会相信，久而久之，“专家”“学者”在一些场合就干脆成了贬义词了。 事情不止如此。韩非还以私德不检为理由，力主嬴政杀掉负责情报工作的大臣姚贾，这位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中情局局长的角色。韩非的这个提议还真有人跟着应和。 嬴政慢慢感觉到苗头不对。 其实韩非入秦，就是一名战略间谍。这是他的自作主张，还是韩国官方的谋划，无从得知。如果韩非仅仅像徐庶入曹营那样，不献一策，那嬴政多半会一直养着他，可是他所力主的优先攻楚，假如真的做起来，很可能会重创秦国，届时即便秦国能挺得住，在嬴政这一辈上，也基本没可能再有作为了。 韩非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秦的国家安全，嬴政再爱才，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处死韩非。传说中李斯因为嫉妒韩非而杀了他，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即便你是廷尉，要绕开秦王和整个秦国司法体系，去做掉这么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人物，这难度和风险都实在太大。当然，促使嬴政下决心杀韩非，在一旁推波助澜这种事情，依照李斯追求绝对安全感的个性，倒是真做得出来。 韩非这件事做得对不对，我们还真没法评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以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如果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不能把“忠诚”看做是一种罪恶，只能说这是他的选择。 回顾战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企图靠阴谋来扭转乾坤的事，韩国人其实不是第一次干了。更著名的一次，是派经济间谍郑国到秦国，说服丞相吕不韦上马郑国渠工程。韩国人想的是，靠这个工程拖垮秦国的财政。结果没承想，韩国大大低估了秦的国力，秦国在郑国渠上耗了五年时间，最后还真给修成了，把四万顷荒地改造成了良田。其实在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嬴政就已经发现郑国是间谍了，结果不但没处置他，还把他收编了过来，继续把这个工程搞完。这件事韩国弄巧成拙。 因为国力弱小，没办法正面和对手硬杠，韩国历来都非常看重类似的阴谋，总是想着靠这种奇谋妙算，来一巧破千斤。 韩昭侯时代的丞相申不害，就奉行法家术治，更是把这个喜好阴谋的传统推到了极致。所谓术治，简单说就是把国家的管理分为明暗两部分，明的是看得见的法律，暗的是看不见的帝王之术，后者本质上和现在的所谓“职场36计”之类的东西差不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历朝历代，皇帝都讲究一个天威难测，这就让下面的官员摸不准他的脾气，自己的一句话会让君王高兴还是愤怒都不好说。如此一来，群臣就得像陪伴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一样，小心侍奉君王。类似的手段，如今在办公室政治当中，同样是不新鲜的。 这种“术治”，或者说是阴谋，形式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要么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之上，要么是需要把几样关键信息隐藏起来，秘不示人。总之，在整个布局当中会留下几个罩门，这些要素往往是布局的人所无法完全控制的，一旦为人所知，立马满盘皆输。比如韩非和郑国渠，这两场战略欺骗能否达成，完全取决于秦国的君王和高官是否一定会迷信权威，以及这中间不会有一点消息走漏，而这两点，确实是韩国人所没法控制的。 韩国缺乏硬实力，所以迷信这种近乎“小聪明”的路子，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对秦国的硬实力有所消耗。 公元前230年，秦最终发动了灭韩之战，因为实力对比悬殊，这一仗打得实在没有悬念，以至于《史记》关于韩的灭亡，一共就写了十七个字。 一切阴谋，其中总会存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从概率上说，这些问题终归存在爆发的可能。随着计划的复杂化，不可控的要素必然会不断增加，那么计划失败的概率自然也会越来越大，这也是阴谋论并不现实的原因所在。我们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企图靠隐瞒真相来达成某种目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如今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么做更加不现实。 阴谋与阳谋，术制与法制，应该说它们是完全对立的。 所谓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光明正大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通俗点说就是：立足自身，固本培元。 而所谓法制，就是要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同一个明晰、公开的法律体系当中，统一加以规范。 那么阴谋与阳谋，术制与法制，孰优孰劣，自然不言而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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